关于禅让制度的一些看法

Ⅰ、大家天下
    学界基本上都承认禅让这种政权交替形式的存在，并认为尧舜禹时期实行的就是禅让制度。
    但本文所想指出的，是尧舜禹时期的政权交替形式并非后世所誉的“天下为公”的禅让。为了有所区分，本文暂且把古时政权交替形式分为三类：
    一、“天下为公”的禅让继承；
    二、“大家天下”的氏族血统继承；
    三、“小家天下”的世袭继承。
    夏代以前的五帝和禹时期——而不仅仅是尧舜禹时期——实行的应该是第二种：“大家天下”制度。所谓“大家天下”是指政权在氏族部落血缘范围内实现交替并制度化的一种政权交替形式。这就有别于让与全天下人的禅让和传嫡长子的世袭。
《史记·五帝本纪》载：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
     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
     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是为帝尧。
     虞舜者，名重华。……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
    《史记·夏本纪》载：
    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
    从颛顼到禹都被列为了黄帝苗裔，但他们并不像后世那样是作为嫡长子来践帝位的。《尚书·尧典》载：“帝曰：‘明明扬侧陋。’”《史记·五帝本纪》解释这句话为“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这就是说践帝位者必须是帝胄。但像舜这样举于布衣，也是后世不可想象的。而后世如兄终弟及等对嫡长制度的补充则有可能为这种“大家天下”制度的孑遗。
    《史记·五帝本纪》载：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
    这里的所谓“国号”，应当是氏族的名称。而“国号”的问题，下文将在“传子之说”中有所涉及。
    从有熊氏到有虞氏，政权是在黄帝部落的诸多“氏”中交替的，而这些“氏”是有血缘渊源的，这就保证了黄帝部落对整个酋邦的长期控制。
    《史记·五帝本纪》载：
    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
     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
    《淮南子·齐俗》载：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
    可见黄帝部落是在不断征伐的。通过对其他部落的征服而建立一个以黄帝部落为权力中心的酋邦。“组成这种部落联合体的部落之间就不一定具有血缘渊源.”(1)  因此在酋邦中保持权力掌握在黄帝部落手中，血缘渊源就显得相当重要了。
    政权在众多“氏”中更替，即使舜为布衣，但如为黄帝后裔，也可因贤能而践帝位，则可践帝位者的范围较后世而言是相当广泛了。但因为范围还是限制在黄帝苗裔之间，所以称之为“大家天下”。
    而在黄帝部落仅是单个部落，而非统治一个酋邦时，可以认为此时是处于“天下为公”的禅让时期，部落内部实行禅让。
Ⅱ、传子之说
    从传说的古史中的黄帝至今五千年，而自夏以降有约四千年。那么五帝时代大约历经千年之久，这是令人生疑的。这一个漫长的年代绝不会仅存在过寥寥几位帝王。
    对此我提出了两种解释：
    第一种，史有缺失。纵使在，普通人也难以把自宋以来千年中的所有帝王一一列出，就连列出一半大概也不可能。所以仅仅依靠口传而保存下来的上古历史，缺失了一部分是极有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是肯定的。这千年中必然出现过众多帝王，但最后只有几位功绩显赫的帝王的名号得以留存下来。
    如果我们只知道汉朝有汉高祖和汉武帝，那么在我们向他人转述汉史时，会很地在叙述汉高祖后接着讲述汉武帝，而毫不在意地略去了二者之间几位帝王数十年的历史。所以上古历史虽然缺失了很多，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连贯的历史。
    第二种，是我要重点讨论的“传子之说”。
    《大戴礼记·五帝德》载：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他的解释不足信。如果认为五帝之称非个人名号，而类于后世朝代名称，就像夏商周一样，如此就容易理解了。故称“尧”，当为尧一代，以“尧”为国号，而第一位（或者最有功绩的）帝王为放勋，陶唐氏人。其它亦然。
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每一代中的继承又是怎样的呢？
   《史记·五帝本纪》载：
   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预荐禹于天。
    这两条记载似乎能给我们这样的联想：尧、舜是有传给儿子的意图的，只是因为子不肖而不得不传给舜、禹。
从上文所载的黄帝部落的众多战争中可以看出黄帝部落对整个酋邦的统治权是受到其它部落的挑战的，或者与其争夺统治权，或者企图摆脱其统治。因此酋邦内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将变得十分重要，他将使各个部落服从于黄帝部落的统治，而一旦叛乱发生，他又将有能力镇压叛乱，维持酋邦不被分裂。所以帝位的继承者应当在继位前在酋邦中建立起威信，这样才能在继位后对酋邦实行有效的控制。如舜“摄天子之政”28年，而禹为17年。
如果帝子年幼或不肖，一旦即位，将有可能导致酋邦的分崩离析，这种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因此完成由传贤到传子的转变，必然是黄帝部落对酋邦的控制力不断加强和氏族部落间融合的不断加深的结果。
   “国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世袭制早在游团阶段就有发现，在酋邦阶段更是广泛存在。”(2)
    颛顼、喾的继位并无提及先帝之子不肖，可以推测颛顼、喾的时代也许还没有出现传子的习惯。再看尧、舜，子不肖则传贤。正因为尧舜禹时期已有传子传统，所以舜、禹践帝位是都不免要做一番辟帝子的仪式，“不得已”而为帝，这样就可以看出古时政权交替形式的演变：
    一、黄帝、颛顼、喾时期，传贤不传子：
    二、尧、舜时期传子，子不肖则传贤；
    三、禹以后传子不传贤。
    所以自启始的“家天下”，只是这历史渐变的必然。
作为帝子，终日跟随在帝王身旁，耳濡目染，又受帝王言传身教，贤能应当高于同辈。当先王死后，其老臣已老，而帝子年青有为，自然常传与帝子，日久便成传统。偶有子不肖或子幼，不可为帝，便传与他氏贤能。所以传子是相当自然的，但传的是贤子，这与后世父死子继的世袭制度只是表面上的一致，而有本质上的不同，仍可算入“大家天下”的范畴。不过传子不传贤的历史趋势已显现出来了。世袭继承已是历史的必然。Ⅲ、启的继位
　　《史记·夏本纪》载：
　　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诸侯皆去益而朝启。
　　但《史记·五帝本纪》载：
　　益主虞，山泽辟。
　　《史记·夏本纪》载：
　　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
　　可见益并非是“佐禹日浅”而“诸侯皆去益而朝启”的。
　　《战国策·燕王哙既立》载：
　　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
　　古本《竹书纪年》载：
　　益干启位，启杀之。
　　《史记·夏本纪》载：
　　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
看来启有可能是经过了一番斗争才得以践帝位的。而这一番斗争也许正是一场正统与非正统之战。
　　《国语·郑语》载：
　　嬴，伯翳之后也。……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
　　《尚书·尧典》载：
　　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  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所以“伯翳”与“益”应该是同一人，故秦应为益之后。
　　《史记·封禅书》载：
　　秦襄公既侯，居西陲，自以为主少暤之神……
　　《说文解字》载：
　　嬴，少暤氏之姓。
　　少暤是属于东夷部族的，那么益也是东夷部族的。
　　但《史记·秦本纪》又载：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
　　这大约是受了《山海经·大荒东经》里“少昊孺帝颛顼于此”一话的影响。
　　显然如果东夷部族的益继位成为酋邦首领，这就意味着黄帝部落对酋邦控制权的丧失。
　　禹在荐益前曾荐皋陶。“皋”与“暤”音同，皋陶大约也是东夷部族的。可见此时部落间的融合已经较深了，以至禹敢大胆地把有功绩的非黄帝部落成员作为继承人。但这种想法也许是太超前了，以至在禹死后发生了记载中的第一场成功的政变。
　　也许正是启代表的是正统的势力，所以虽然在启死后发生了“太康失国”事件，东夷部族的有穷氏首领羿代夏，但少康终于在有虞氏、斟灌氏、斟寻氏、有仍氏、有鬲氏等的支持下得以复国，继续夏王朝的统治。
　　为什么在“太康失国”后或在“少康中兴”后都没有反对世袭的声音呢？这或可佐证尧舜时期已有了传子的传统。
　　说到这里或者可以再回过头来注意一下“少暤”此人。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
　　我高祖少暤挚之立也……
　　这里提到了“少暤挚”。我们会记得《史记·五帝本纪》中有“帝喾……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的记载。而《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载“少昊孺帝颛顼”可能是帝系发生了混乱。
　　如果说“少暤”的确就是“挚”，那么所谓“不善”，也许就是因为他是属于东夷部族的。而“弟放勋立”可能也是经过了一番斗争的。至于挚继位的原因，由于史料不足，未能对此作推断。但值得注意的是，《史记·五帝本纪》是本自《五帝德》和《帝系》的，但在后两者中都没有出现过挚的名字和事迹，可见《史记·五帝本纪》中的“挚”是另有所本的。但在许多典籍中似乎都没有有关“挚”的记载，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挚为帝喾之子的说法并非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如果挚果真不是帝喾之子，那么他很可能就是东夷部族的少暤。这样一来，尧的继位便是黄帝部落重新夺回了对酋邦的控制权。
Ⅳ、史料真伪
   《大戴礼记·帝系》载：
   黄帝产……产高辛，是为帝喾。帝喾产放勋，是为帝尧。黄帝产……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重华，是为帝舜。颛顼产……文命，是为禹。帝喾……产后稷，……产契。
    《离骚》载：
   帝高阳之苗裔兮……
    《汉书·高帝记》载：
   汉帝本系，出自唐帝。
由是观之，从颛顼到夏商周及秦汉，帝王均为黄帝苗裔了。这未免太巧合了。但如果按上文所说，黄帝并非仅个人名号，而为一氏甚至一族乃至整个酋邦之称（经过时间的推演，其它部落被融合成为黄帝部落的一部分是必然的），那么从广义上说，所有人都可以溯祖至黄帝，正如我们现在自称“炎黄子孙”一样。可是为了求正统而故意炮制出一份世系出来的可能性却并非没有，而且还是非常大的。在完成这篇的过程中，我对所能找到的史料的怀疑就不曾中断过。但一味地疑古，抛弃所有史料却又与写本文的初衷相左：用史料证明“大家天下”的存在。所以我试图从这些可能虚妄的史料中找寻出它们所共同隐含的真实意义。
１、 层累历史
　　顾颉刚指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但不能因为《诗经》不言尧舜而否认尧舜传说，也不能因为《尚书》不言黄帝而否认黄帝传说。
　　《史记·五帝本纪》载：
　　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
　　“黄帝四面”、“黄帝三百年”之类的话太不雅驯了，但孔子还能牵强解释一下，而直言黄帝青面獠牙，大约孔子是解释不了了，只有删除。孔子未必删诗三千，但删此类怪力乱神，想必是不遗余力的。至于“天命玄鸟”、“履大人迹”，也许因为已经深入人心，表明王受天命，或其它缘故而未遭删减。禹前的传说大约也是太不雅驯了，所以才一直不被提及。记录传说的典籍也许被尘封了起来，或者传说只在民间流行。春秋时“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典籍流失，百家兴起，发扬学说，不断改造传说为自己的学说服务。所以改造对象先是离禹最近的尧舜，不足以发挥时，再推及黄帝。如果这些传说并不存在，那么无法想象在论辩激烈的时代，一家臆造，无人诘难，反而风行诸子。官家典籍流散，各家所得不全，关于上古的描述自然也就零碎，再加上各家发挥，上古历史就变得模糊甚至矛盾了，就连是否存在过传统所说的“禅让”也出现了分歧——《韩非子·说疑》载“舜偪尧，禹偪舜”，《史通·疑古》载“按《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
　　《韩非子·说疑》中提到：
　　舜偪尧，禹偪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
　　正是“天下誉之”的汤武革命，韩非子从“上法不上贤”的角度出发而加以否定。出于同样的原因而否认尧舜禅让是有可能的。
　　古本《竹书纪年》载：
　　益干启位。
　　很显然，《竹书纪年》是“预定”了启为帝位继承者的。换言之，《竹书纪年》一书的观点是支持世袭制度的，对于舜和禹的非世袭继承持反对立场，因此自然会否认禅让的存在。
　　《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可见这些传说的确深入人心。虽然事迹各家所说不同，但史有其人大约是不错的了。
２、 正统观念
　　《史记·三代世表》载：
　　夫布衣匹夫安能无故而起王天下乎？
　　正是这种观念使帝系伪造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大。按上文所引《帝系姓》、《离骚》及《汉书》，不但从颛顼到禹夏，而且商周和楚以及汉家都是黄帝苗裔。商周且不说，楚为诸侯，追溯及黄帝也未必不行，但汉的世系十分可疑。《史记》未载刘氏为尧后，而《汉书》竟明明白白地记录了刘氏的来龙去脉，而且明言汉承尧运，很有五德循环的味道了，很像是有心人故意为之。王莽篡汉建新，编造《自本》，自言“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这实在无法不让人怀疑其居心。
　　《史记·匈奴列传》载：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晋书·慕容廆载记》载：
　　慕容廆，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
　　《周书·帝纪》载：
　　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
　　少数民族竟也溯祖到炎黄,这显然是受了华夏正统观念的影响而故意作伪的.
　　由此推之，上述帝系都有伪造的可能，都有怀疑的必要。
　　但这种追求正统的观念，正是这些史料所共同反映的一个现象。这种观念并非是在一朝一夕间形成的，而是由来已久，可能在酋邦时期已经开始形成。
　　作为向整个酋邦发号施令的黄帝部落，保持其领导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强调血缘关系，强调正统，酋邦中的“非我族类”是不能践帝位的。
所以这些史料纵使伪造，但也反映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根深蒂固的血缘观念和正统观念，也反过来说明了上古血统继承的存在是有可能的。

　　根据前文论述，可以基本认为“大家天下”是有可能真实存在过的。中国的古史资料残缺不全，要恢复中国上古的真实面貌是很困难的。这里所提出的“大家天下”概念，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历史。要探究遥远的中国上古历史，还需要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

    注 释：
1、王和，《走出部落联盟——读谢维扬着〈中国早期国家〉》
2、王冠英，《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学术研讨会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