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性理论的发展与现代化理论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5
【关键词】合理性 现代性 现代化 韦伯 哈贝马斯
由于传统与现代、传统性与现代性、现代与后现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范畴不断涌现，学术界对“现代性”的争论与批判一直没有停息过，而“合理性问题”的社会理论批判是核心的内容。“‘批判与危机’成为了分析的模式，因为现代意识发现自己面对着挑战，而且必须处理许多问题。随着未来的视野不断扩大，这些问题也就涌入了越来越不安的现实当中。主要有一点被认为具有‘批判’意义，这就是不断提高的社会复杂性。因为，随着生活世界的分化和非传统化，社会复杂性也在不断加强。” [1](p182)合理性问题不仅仅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发展家现代社会所不可回避的问题。现代社会的突出问题是社会合理性问题，可以说：现代化的发展与困境集中在合理性问题与合理化问题上。20世纪西方社会和社会学集中了这一问题的讨论和批判。其中，韦伯和哈贝马斯成为两个重要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旗手，合理性的维护成为两位思想家的核心内容。
一般而言，启蒙运动是现代性理论的开端。“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的核心思想是从时代的经验，而不是从美学经验中生发的。启蒙思想家受牛顿科学成就的启发，相信科学的方法是人类在现代自然科学中找到了理性的典范，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人类获取真理的普遍方法。启蒙精神的显著特征是科学的理性主义。科学既是合理性的典范，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工具。具有普遍性和确定性的自然科学和数学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哲学纷争，提供了一种理解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可靠工具。” [2](p34)科学、理性和进步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精神动力，启蒙精神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和乐观主义的。理性主义成为合理性的主体内容。
合理性是指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诉求：理解与批判。一般认为：合理性是与西方传统相对应的，现代欧洲独特文明的总和,它赋予西方社会整个现代化过程以一种有秩序的运动,符合理性、符合目的性的色彩。因而，合理性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本质属性的解释，也确实集中了对西方现代化的本质的诠释，但我们可以从中寻求一般性来探讨和把握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另外，合理性内涵集中了理性、理智性的内涵。[3](序p2)由于角度的差异和时代发展的变化与需要，合理性问题从韦伯到哈贝马斯经历着理论与现实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巨大的，由“困境的韦伯”的“工具合理性”到“整合的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本文首先理顺韦伯与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思想发展，然后从合理性理论发展整理现代化理论的思想基础。
困境的韦伯
韦伯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俾斯麦时代的“的腾飞”奇迹般地迅速完成了化过程。可以说，德国的现代化是区别于英美模式的“国家主义的现代化模式”，社会出现了对启蒙颠覆：工具理性的膨胀却带来了价值理性的缺失。“随着不可避免的专业化和理智化的过程，主要作用于物质领域的进步，也将精神的世界分割得七零八落；生活领域的被分割，进而使普世性的价值系统分崩离析，信仰的忠诚被来自不同领域的原则所瓜分，统一的世界于是真正变成了‘文明的碎片’” [4](p4)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韦伯本人是处在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趋于衰落的年代。” [4](p9)因而，韦伯主要是对当时的浪漫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回应。
韦伯的合理性诠释
韦伯是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来考察合理性问题，即人是不是理性地认识和表达了客观的真实世界。这是哈贝马斯认为的“传统的合理性：表达或传达的合理性”。韦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是西方理性精神的合理化发展的结果。“只有理性的行为和社会组织才能够产生理性的实证自然科学，也才能够产生理性的、以科层制为核心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理性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而这一切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 [5](p175)韦伯强调工具理性，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是工具－目的合理化过程。
韦伯把理性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合理性的行动类型为“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 “工具理性”是基于目的的合理性，指在一个限定的、对实现的目标所可资运用的手段的评估，预测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并由此基础上追求预定的目的，属于客观的合理性；“价值理性”则是信仰和理想的合理性，指根据某种信仰或信念和理想的、绝对的目标要求而引发的理性行为，实现这种信仰和理想的手段也必须是符合价值的，属于主观的合理性。进而，合理性划分为形式的合理性（可以导致可的结果，但不能保证结果的意义，它在价值上是中立的。）和实质的合理性(对于结果的价值判断具有实质的意义)，西方社会合理化或现代化具体体现在“世界图象的合理化”的“文化的合理化”和“科层化与官僚化”的“社会的合理化”。由于合理性的悖反，西方现代化进程出现“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意义失落和自由失落成了韦伯对现代性的基本判定，由此，这两大主题是后人对启蒙和现代性思想反思和批判的核心内容。
“照韦伯的看法，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特征是‘工具理性’越来越压倒‘价值理性’。传统的宗教-形上世界观的‘解魅’既加强了同一价值体系内部的系统性和连贯性，也导致了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多样性和相对性。这样，不同价值之间的合理选择的可能性让位于不同工具、目标之间的合理选择的可能性：对于某个既定目的（不管它是如何确定的）来说，最合理的选择是最有助于实现这一目的的选择。在韦伯所研究的新教那里，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恰好是一致的：世俗的工具合理行动的成功是虔诚的新教徒宗教上的价值追求的重要方面。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两者是不统一的；对某种价值的追求往往是不计成本的、甚至是不计成败的。” [6]以新教徒“天职”观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精神，就体现了这一结合。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结合，使得新教伦理援济下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功利层面上收财获利，在价值层面上驱逐了传统主义，得以大获全胜。然而，这种结合是短暂的。资本主义占据社会统治地位之后，一方面，工具理性大大发展了。它使得传统社会的一切神圣价值“祛魅”，导致现代社会中一切行动都变成可计算、可预测的，并把功能效率原则突显到极致。另一方面，价值目标则逐渐被抛弃。宗教精神被迫退隐了。财富的诱惑最终使得清教徒的宗教理想逐渐模糊。“对圣徒来说，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工具合理性导致价值的非合理性，“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3](p142－143)韦伯揭示了现代性的起源，一方面深刻批判现代文明的反文化、反人道特征，另一方面又强调作为现代人无奈的命运，现代文明注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现代性的悖论。可见，现代西方社会的合理化过程主要是形式合理性增长过程。社会现代化一方面是行为和制度等形式方面因素的合理性不断增长，一方面是代表意义统一性和自由价值方面的合理性不断消退，即形式合理性不断增长而实质合理性不断减少，而且，这二者永远处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之中。这样一种结论将西方社会的合理化结局置于二难抉择的境地：形式上，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是合理的，但实质上，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又是不合理的。现代社会就处于这样一种悖论状态。
整合的哈贝马斯
整个20世纪，特别是韦伯以后的岁月，西方学术界更为丰富多彩，也出现了几次大的论战。可以说，以哈贝马斯为核心社会批判理论与西方不断出现的“新保守主义”及反启蒙主义思想进行论战，重新建构西方理性主义并探讨其问题所在。即哈贝马斯的“未了的研究项目”——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形而上学思想为指导，整理和发展韦伯的思想，重建批判理论，“借用”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以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来捍卫启蒙的现代性立场。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理论是通向社会批判理论的途径，这一主要思想集中在《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写这本书的真正动机是理清具体化批判、合理化批判是如何被重构的，这种重构方法为福利社会妥协的崩溃、为新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潜在批判提供了理论解释，并且它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不屈尊后现代主义或反现代主义，不屈尊‘强硬’的新保守主义或‘狂热’的青年保守主义。” [7](p56)
哈贝马斯的合理性诠释
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和现代性的困境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决的办法在于重建生活世界，因而，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合理性理论，重建社会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首先区别四类行为：目的性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性行为、交往行为。“只有在交往行为中，语言才同时承担认知、协调和表达功能，语言作为相互理解的中介具有独立的意义。理性的统一性包含在通过言语行为的相互理解达到的共识之中。所谓交往行为是指至少有两个行为者通过语言理解协调相互间关系的互动行为。行为者共同寻求他们对情境和行为计划的理解，以便以意见一致的方式协调彼此行为，以实现共同的目的。它的核心概念是对情境的解释，以便能达到对情境理智的共同界定。” [2](p168)“以生活世界为背景，取向于达成、维持和更新共识——实际上是基于对可批判的有效性认定的主体间承认的共识。” [8]哈贝马斯强调的是交往理性。“通过以交往为导向的行动总体特征的分析方法来保证理性观念。自然，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把交往合理性的概念运用到社会关系和相互影响的体制中。” [7](p47)这样，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涉及的至少是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主体之间为达到相互理解而进行的交往。
所以，哈贝马斯认为，“最初受到欢迎的主体性原则以及主体性原则所确立的自我意识的结构，只是理性的一个侧面，而不能被认为是整个理性自身。” [1](p182)合理性主要不是传达或表达的合理性，而是行为的合理性。社会合理化或现代化问题通过人的行为的合理性来解决，主要是交往行为的合理性。这样，“哈贝马斯脱离了独白式意识哲学的前提，根据立足于关系主体（交往）的立场对物化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即他提出对作为物化来分析、纠缠的社会现象，一方面用交往行为理论，另一方面用由控制媒介形成系统的观点进行双重解读的方案。” [9](p126)哈贝马斯是从相互关系入手即主体间性角度研究交往问题，通过考察不同的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共识的过程确立了交往合理性理论。并且，主体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交流、解释、对话，相互理解、求同、合作。“这里，我们发现交往合理性概念包含三个层面：第一，认识主体与事件的或事实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一个行为社会世界中，处于互动中的实践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第三，一个成熟而痛苦的主体（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与其自身的内在本质、自身的主体性、他者的主体性的关系。从参与者的角度来分析交往过程，这三个层面便呈现出来了。” [7](p57)哈贝马斯把世界分为三种类型：客观世界（各种事态的总和）、社会世界（社会交往关系总体或各种规则的总和）和主观世界（情感、意志和自我表达即唯有说话者自己能直接感受的体验的总和）。这种划分由于说话者含蓄地作出的“可理解性”、“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的有效性认定[8]，在交往合理性中，主体可以把以上述三个世界的世界观统一为一个整体。与此同时，哈贝马斯引入了“生活世界”的概念，为了说明理解过程中主体之间的关系并说明交往行为的特点。即由主体的交往活动所构成或一个有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之网构成的世界；人类一切实践领域。
另外，从理论的发展和现实生活发展的需要，为了强调交往合理性的重要性，哈贝马斯认为帕森斯的行为理论过于狭窄，将行为理论和系统理论重新结合起来，建构了一种社会理论，进一步说明生活世界与社会系统的关系，由此，哈贝马斯提出了生活世界合理化的理论——社会合理性的辩证法。“社会合理性的辩证法，就是从主体出发，考察关于体系发展和生活世界进步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发展过程。” [10](p199)这一过程便形成“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互动。[9](p117)即哈贝马斯的现代性辩证法。
比较（继承与批判）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以合理性为核心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社会理论，他们都是以合理性和现代性的诉求和维护为己任，差异在于对合理性概念的意义和性质以及对社会研究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哈贝马斯对韦伯的思想既批判又继承。在其性质上而言，从他们对近现代社会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所使用的合理性概念在其功能性质上有所不同。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只是分析现代社会起源的叙述工具。而哈贝马斯从合理性概念中想要寻觅克服现代危机的线索或钥匙，即交往合理性。哈贝马斯对韦伯的工具理性进行改造重建理性，从而重建现代性的地位。
韦伯的思想是西方社会理论发展的重要转折点，韦伯一生的学术遗产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资本主义现代理性的研究，柏森斯继承了这一路；另一点则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卢卡奇、马尔库塞乃至哈贝玛斯等是其后学。“正如我们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明显看到的，韦伯是把理性化问题作为经济及国家行为系统来把握的，在此基础上试图从意识结构的高度（人格与文化水平）来说明理性化问题。对此，哈贝马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应把意识（最好是人）与日常实践之间的根据地‘生活世界’的理性化从系统的理性化中彻底区分开来，作为它自身而得到尊敬。” [9](p124)
“黑格尔认为，现代社会的主要领域都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具体表现，而韦伯则认为，社会现代化就是目的理性行为的制度化，而且首先是反映在国家和经济这两个富有活力的核心部门当中。” [1](p186)韦伯将哲学的理性概念改造成合理性概念，并赋予和扩展合理性概念以社会建构之意义，将“现代性”等同于“合理性”，将“现代化进程”等同于“合理化过程”，作为人的思考能力的理性拓展到人的行动或历史、社会的具体现实领域，成为人的行动或社会所具有的特性，或者是成为能说明这种现实的根据。由此，从欧洲文明中生发的理性主义是否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以及塑造现代西方文明的合理化将会导致何种后果,就成为萦绕韦伯一生的两大学术问题。而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使得韦伯成为现代性问题研究的先驱。韦伯合理性理论对现代性的诊断是西方现代性话语的转折点,在他之后的现代性理论大都对他的理论有着一种“路径依赖”关系。[11]
从现代性批判角度看，韦伯合理性理论的意义主要在于：它为后来的思想家留下了足够的思考空间，并为进行这种思考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平台。韦伯之后的现代性理论，甚至包括后现代性理论大都是通过对韦伯思想不同倾向的强调完成自身理论形态的建构，在思想史上独树一帜的。所以说，韦伯的合理性理论已成为各种现代性社会理论重建的起点,同时也成为各种反对现代性的后现代性理论的起点。“从理论的发展史来说，马克斯·韦伯是我理论的出发点。” [7](p59)哈贝马斯试图以韦伯著作为基础，重新建构西方理性主义并探讨其问题所在。哈贝马斯认为系统合理化只是现代性的一个方面，而“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才是现代的伟大成就。“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把韦伯作为现代性理论重建的起点，正是要通过重新阅读韦伯来克服晚期批判理论的局限性，克服后现代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反启蒙和后启蒙的有害倾向” [2](p130)哈贝马斯为了摆脱韦伯工具—目的合理性的狭隘视域, 从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克服主体意识哲学的束缚，从“开放的”、“批判的”主体间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交往行为和交往合理性论：理性规范基础重建及范式更新，建立了全面的合理性观，为重新理解启蒙、启蒙主义和现代性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强调和提出生活世界的合理性论，强调从道德实践角度而不是从个人职业伦理角度考察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为重新理解生活合理化和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因而，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解决了韦伯的“现代性困境”，从工具合理性转向交往合理性，从社会合理化转向生活世界合理化，强调交往的互动功能，从“困境”走向“整合”，重建了社会批判理论。哈贝马斯不排斥前人的成果和当代人的努力，吸收百家，综合各家之言，通过论战，整合自己的现代性思想，把理论需要和现实需要结合起来，重树社会人文科学的“权威”。
“由于现代认为传统是相对立的，因此，现代想在理性当中寻找到自己的立足点。那些自认为是现代的人，始终都在寻找一个理想的过去作为自己的模仿对象，即便如此，现在一种已经具有反思性的现代性，也必须根据自己的标准来对这一模式的选择加以论证，并自己为自己建立起完备的规范。现代性必须根据自己所剩下的惟一的权威，即理性，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为单纯在启蒙的名义之下，现代性就贬低并克服了传统。根据这种亲和力，黑格尔认为，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就是‘哲学的要求’。哲学，作为理性的守护者，则认为现代性是启蒙的产物。” [1](p179－180)韦伯和哈贝马斯都是对合理性的诉求与现代性的维护的著名思想家。一般认为，从韦伯开始，悲观主义成了现代性话语中挥之不去的阴霾，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从合理性问题的考察，我们可以注意的是，韦伯悲观主义的论调不等于韦伯就是悲观主义者，而对合理性的诉求与现代性的维护才是韦伯和哈贝马斯的真切的“心灵关怀”，反映了韦伯和哈贝马斯既不是悲观主义也不是乐观主义，而是具有深刻问题意识的思想家。
合理性与化理论
合理性和合理化理论是论述现代社会的的理论，即合理性和合理化是现代化的最本质内容：现代社会的突出问题是社会合理性问题，现代化的发展与困境也就集中在合理性与合理化问题。现代化的思想理论基础就在于合理性理论与合理化理论。“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理念，现代化则是现代性的现实。” [2](序p7)因而，合理性是理解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据上文所论，韦伯和哈贝马斯对合理性理论的意义和性质把握的差异，形成了对现代化的不同理解。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韦伯主要针对的是传统与现代，传统性与现代性的问题，韦伯的工具合理性是与西方的理性主义紧密相连的，“韦伯集中关注的是社会现代化的过程，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动力主要来自管理型国家和资本主义。” [1](p185)因而，韦伯是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考察，肯定西方现代化模式，视西方现代化模式为普遍意义，西方的特殊性成为一般性，而排斥非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存在。由此产生的后果为现代化理论的一元论和因果决定论，20世纪西方学术界的“西方中心论”倾向仍然非常明显的，现代化是西方化的过程，西方化等同于现代化，现代化等同于工具合理化，这样，很容易会得出、理性、进步成为西方霸权的专属话语。因而，韦伯的“困境”始终不能很好地解决，似乎告诉人们一种“无助”与“无奈”；其他社会的现代化模式从属于西方现代化模式。
相反，由于得益于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的变化，克服时代的局限性，哈贝马斯则针对传统与现代、传统性与现代性、现代与后现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范畴整合了合理性理论。从主体间性角度出发，合理性主要不是传达或表达的合理性，而是行为的合理性。社会合理化或现代化问题通过人的行为的合理性来解决，主要是交往行为的合理性。哈贝马斯以交往合理性为理论基础，强调现代性与现代化仍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事业，西方和世界的现代化仍然在发展，后现代化和后现代性是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发展，需要我们进行克服其片面性、局限性，进一步反思，重振现代化和现代性；强调生活世界的合理性，强调从道德实践角度而不是从个人职业伦理角度考察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为重新理解生活合理化和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强调交往合理性具有开放性、反思性和批判性，强调现代性的辩证法，“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互动。所以事实上，哈贝马斯承认多元性，肯定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生活世界和系统二元论已成为他（指哈贝马斯）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现代化可以理解为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合理化，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可以根据生活世界和系统的相互关系来分析。” [2](p236)由此，从多元角度出发，我们便可打开现代化理论的视域。交往合理性带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又促进了系统整合与生活世界整合的互动，互动形成不同的模式，形成多样性的现代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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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 汪行福.走出时代的困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3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4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5 王威海.韦伯摆脱现代社会两难困境.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6 童世骏.现代社会中理性与非理性之界限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北京:研究,1996.7.
7 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李安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8 童世骏.非理性主义时代的理性主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2.
9 中冈成文.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王屏译.石家庄:河北出版社,2001.
10 余灵灵.哈贝马斯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11 傅永军.韦伯合理性理论评议.文史哲.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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