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经济后果观的金融危机与公允价值会计研究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田娟 时间:2014-01-03

      摘要 会计准则作为会计信息生产与提供的规范,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技术手段,而是一种具有经济后果的制度。文章从经济后果角度对金融危机下的经济后果进行了分析,为完善我国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提供参考。
  关键词 经济后果;金融危机;公允价值

  一、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
  
  会计准则“经济后果观”的出现始于20世纪70年代,是一门讨论利益各方进退的学说。目前被广泛引用的会计准则经济后果含义来自于美国学者Stephen A.Zeff。1978年,Zeff在其《“经济后果”学说的兴起》一文中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会计界开始意识到会计信息的经济影响。所谓经济后果,按照Zeff的理解,是指“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工会、投资人和债权人决策行为的影响。这些个体或团体行为的后果被认为可能影响其他团体的利益。”此外,美国其他学者如 William R.Scott(2000)将经济后果定义为“经济后果是指无论有效证券市场的理论含义如何,会计政策的选择会影响公司的价值。”William H.Beaver(1981)指出,财务呈报有许多潜在的经济后果,并将其归纳为:财务分配、所招致的累计风险与风险分布、累计消费和累计生产、资源配置、公开提供信息的资源、民间搜集信息的资源。
  从表面上看,会计所生产、提供的只是一些不同数字和文字的排列与组合,从而会计准则似乎是一种纯粹的技术规范。但深入到数字的背后,它还代表了一定的经济利益,表现为会计信息体现并调整着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同的会计信息将对各利益集团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会计信息是根据会计准则生产与提供的,不同的准则规定会使会计信息的内容有所不同,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格局,因此会计准则是有经济后果的。因此,在经济后果观看来,会计准则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规范,而是财富分配的游戏规则,它界定了财富分配的金额和流向。有鉴于此,各利益集团必将极力利用其影响力纷纷介入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改,从而使得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改类似于国家的其他法规、政策的制定一样,成为一个政治过程,讨价还价与强势集团将对最终的准则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最终颁布的会计准则既要遵循会计本身的基本原则,又要考虑经济后果,最终出台的会计准则将是各方力量博弈的结果。
  
  二、金融危机下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经济后果
  
  1.公允价值的内涵及其特点
  20世纪70年代开始,源于历史成本、权责发生制和实现原则的传统财务会计难以为投资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从而备受怀疑。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生的储蓄和贷款危机更加深了人们对历史成本会计的指责。与此同时,随着金融衍生工具产品的大量产生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风险,西方特别是美国会计界开始在历史成本之外探讨其他的计量属性,由此公允价值会计在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已逐步成为经济发达国家一种重要的会计计量模式。
   公允价值计量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效应。与历史成本计量相比较,公允价值计量面向现在和未来,更加注重会计要素价值的动态变化过程,公允价值变化反映了经济情况发生变化对资产或负债价值的影响。因此,当金融市场运行比较平稳时,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不仅能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充分揭示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而且还不会引起资产及收益等账面价值的大幅波动。因此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公允价值计量得到了广泛应用甚至青睐。然而当市场处于极端情况时,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效应却会把问题严重放大,尤其是对银行业来说将使其账面数字螺旋式地减少,企业资产严重缩水,从而损害其利益。因此,公允价值会计准则被认为是此次金融危机的“帮凶”而成为银行业等相关利益集团指责的对象,公允价值存在与否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会计准则经济后果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强有力的体现和验证。
  2.美国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经济后果
  从美国来看,首先对公允价值进行指责的是在危机中遭受重创的美国金融业。以美国投资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为代表的金融界,将批评的矛头直指美国会计准则,认为FASB在2007年11月实施的157号准则《公允价值计量》(以下简称SFAS157)是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和无法控制的根本原因。美国银行家协会认为,在市场大跌和市场定价功能缺失的情况下,按照SFAS157对金融产品计量将导致金融机构过分对资产按市价减计,造成亏损和资本充足率下降,进而促使金融机构加大资产抛售力度,从而使市场陷入交易价格下跌——资产减计——核减资本金——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之中,对加重金融危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前主席威廉·伊萨克公开宣称,正是由于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导致众多银行不得不过多地和不合理地减计资产,从而压缩了银行的放贷,进一步使经济震动。为此,他们曾先后致信相关管理层要求修改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其次,金融危机爆发后,平时并不关心会计专业问题的美国政治家们也开始纷纷表达对会计准则的观点,其中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博波纳的声明尤其具有代表性:“对那些没有市场价值的金融资产而言,繁重的公允价值计量规则已经恶化了信贷危机,改变这些规则已经成为众议院共和党的首要任务。”2008年9月26日,在美国众议院否决国会提出的救助法案后,对会计准则的指责达到了顶点。由60多名议员组成的两党联立团体在9月下旬写信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敦促暂停公允价值会计准则。2008年10月3日,在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救助法案最终稿中,专门有两条针对会计准则,其中第132条授权美国证监会可以在其认为必要的情况下,有权停止执行SFAS157号准则等规则;第133号要求证监会调查SFAS157号准则中提出的公允价值计量对美国金融机构的影响以及修改该准则的可行性,并要求证监会在法案生效90日内向国会提交研究报告。
  美国财政部、联邦储备委员会和一些经济界人士指出,资产价值背离它们的真实市场价格将导致公司财务状况“健康”的人为假象,最终会导致储蓄和贷款市场的崩溃,并将像日本20世纪90年代一样出现长达十多年的经济衰退。许多业内人士也撰文指出,抵押资产估值方面的问题不是导致危机的原因,通过放松会计计量的规则而“创造”的利益是一种幻觉,只能延迟问题的解决;改变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将会剥夺投资者在最需要关键财务信息的时候获取这些信息的权利。美国消费者组织对此也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允许企业欺骗投资者又欺骗自己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会让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按幻想定价”,肆意虚定高价。
  不过,面对来自美国国会和金融界的巨大压力,会计界虽仍然继续坚持公允价值计量规则,却也不得不改变一向强硬的不妥协立场。2008年9月30日,美国证监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针对非活跃与非理性市场情况下采用公允价值的会计处理方式发布了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仍然坚持第157号准则的原则,并未暂停公允价值的使用,但是允许企业在为资产确定其公允价值时,如果该类资产缺乏活跃的公开市场交易,管理层可以采用自己的金融模型和判断进行计量。显然,这一指导意见是多方妥协的结果,在没有放弃公允价值计量目标的同时,也满足了银行家和一些政治家的要求。2009年4月2日,FASB以3票赞成、2票反对的方式正式通过了极具争议的放松对公允价值运用和资产减值准备的要求。根据新的规定,对于缺乏活跃市场的特定金融产品(如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如果金融机构管理层认为市价不能代表其真实价值,可采用内部模型,即通过折现现金流量对这些金融产品进行估值和计价。这一规定与SFAS157要求优先运用市场参数确定公允价值的做法相去甚远,为金融机构管理层利用主观判断调节利润大开了方便之门。
 3.国际会计准则公允价值经济后果
  同样,国际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在金融危机中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欧洲,2008年9月,法国总统萨科奇首先对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提出质疑,指责IASB不允许对金融资产重新分类从而导致欧盟银行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之后,在法国财政部的牵头下,欧盟的财政部长们也纷纷向IASB提出最后通牒,声称IASB在2008年10月底前如果不允许对金融资产重新分类,欧盟将宣布不再遵循IASB发布的与金融资产和公允价值相关的财务报告准则。迫于欧盟的巨大政治压力,IASB在没有遵循允当程序的情况下,于2008年10月13日对第39号国际准则《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和第七号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金融工具:披露》进行修改,允许某些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FVTPL)和可供出售(AFS)的金融资产在特定情况下可以重新分类。具体修订要点包括:在极少数情况下,允许将FVTPL的金融资产重新划分至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预计未来仍将持有且有能力持有的AFS金融资产可重新分类至贷款及应收款;已经计入损益表的金融资产不得再转回。
  IASB允许将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重新分类为按摊余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可以说正是会计技术性让步于政治现实性的无奈之举,它迎合了金融机构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倾向,为后者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例如,德意志银行通过将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重新分类为按摊余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该行2008年第三季度报告一举扭亏为盈。而这种通过改变会计准则而实现的虚盈实亏手段使德意志银行的股价在季报公布当天猛升了17.5%。
  
  三、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公允价值会计修订的影响
  
  1.金融危机的根源
  大多数学者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根本原因是投资银行等机构对金融产品的过度创新和监管机构的疏于监管。
  首先,金融危机起源于克林顿时期的低利率政策,使得大规模借贷资金进入房市。银行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不顾风险控制,向信用不良或资金不足的贷款人提供住房贷款,然后将次级抵押贷款以及次债衍生产品以债券形式打包予以出售,风险由此被转移给市场上的投资者。同时,再加上美国投资银行的过度营销,金融工程师的“大胆创新”以及信用评级机构的推波助澜,创造出更长链条的各种形式的金融衍生产品,并向全世界出售。但随之而来的利率变动导致美国房价急剧下跌,买房者大量违约,使银行的房屋次级贷款质量急速下降,而以次贷衍生出的各类债券也就无一能幸免。这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完整链条,在这个链条中,公允价值并没有充当任何“帮凶”的角色,它只是忠实地记录和反映了危机中各类金融资产价格的真实变化。德勤亚太地区金融服务领导人菲利普·哥特认为,金融危机原则上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不是会计问题。
  其次,美国当前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机制导致监管不利。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机制采用的是“双重多头”的伞形监管体制,“双重”是指联邦和各州均有金融监管的权力;“多头”是指有多个部门负有监管职责,如美联储(FRB)、财政部(OCC)、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近十个机构。由于不同机构监管标准不统一,不协调,一些风险极高的金融衍生产品得以绕开所有监管而成为漏网之鱼,例如,像CDO(债务担保证券)、CDS(信用违约掉期)这样的金融衍生产品,到底该由美联储、储管局,还是证监会来监管没有明确,以至于谁都没去监管。与此同时,这种监管机制为了加强监管准确性而以牺牲监管效率为代价,以致于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导致对市场的反应速度愈来愈慢,很多时候因需要多方协调而错过了最佳监管时机。
  危机过后,美国现任和前任金融监管机构领导人在美国众议院监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都对金融监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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