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元伤寒学中审证求因理论的发展
《伤寒九十论》列伤寒九十证之医案，是许氏运用《伤寒论》的临床经验之谈，亦即是对前两部著作中之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详细记录，很有学术价值。如书中记载的伤寒耳聋证五十九：戊申年类试山阳，一时官病伤寒八九日，耳聋而无闻，楚医少阳治，意谓仲景称少阳受病，则胁痛而耳聋也。予诊之曰：两手脉弱而无力，非少阳证也。若少阳则渴饮水，心烦，但寐，咽痛，今俱无此证，但多汗惊悸，必汗过多所致也。仲景云未持脉时，令病人咳，而不咳者，两耳聋无所闻也。所以然者，因重发汗，虚，故如此。病家曰：医者尝大发汗矣，遂投以真武白术附子汤辈。数日，耳有闻而愈［5］。此案耳聋为主要临床症状，故以此命名。然造成耳聋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少阳受邪，汗出过多，先天肾气不足等等，此处许氏详细记录了其在临床如何进行审证求因，观察细致入微，思路清晰开阔，辨证精确。其思维过程中的一个特点就是鉴别排除，活学活用伤寒，充分借助兼症以排除其它可能之因，最后确定此案耳聋之因为发汗过多导致肾阳虚衰，而非邪传少阳所致。体现许氏在临床辨证时擅于抓主症，喜用鉴别法，这是审证求因的具体实践方法之一。
4 成无己与《伤寒明理论》——剖伤寒五十典型症状，显审证求因思维过程
金成无己著有《注解伤寒论》及《伤寒明理论》两部后世评价颇高之书。《伤寒明理论》对《伤寒论》中所涉及的五十个症状进行释义，有如许叔微《伤寒发微论》中的七十二证的形式，但更为具体详细，分别从病因、病机、分型、鉴别及治法等方面进行阐发。其较为忠实原著，以“经”释“论”，以“经”释“症”，条分缕析，有理有据。每一论都包含着一个完整的“审症求因”的过程，这也是成无己进一步发挥《伤寒论》的具体体现。其论大多以“伤寒××，何以明之”冠首，如其论“悸”，曰：“伤寒悸者，何以明之？……”［6］。此论中成无己先释悸之临床表现，而后论悸之三种成因：气虚、停饮及汗后正虚协邪。然后进一步解释三因各自如何造成悸的临床表现，并按伤寒六经将各因再度分类论治。其过程可简单概括为：症—证—因、位—治，完整地体现了伤寒“审证求因，据因论治”的原则，对于“因”的论述可谓详尽透彻。
另外，成无己也十分注重利用特定症状鉴别病因。如其在论“恶寒”一症时提到背恶寒的两个原因：阴寒气盛与阳气内陷，在临床如何辨别，成氏指出“于口中润燥可知”，若口润则津液未伤为阴寒气盛，反之则为阳气内陷，而其治法当然也是完全相反的，突出某些特异性兼症对于临床审证求因论治的重要性。
5 结语
以上总结分析了宋金元时期几位较为著名的伤寒大家关于“审证求因”这一中医学临证方法在其著作中的直接或间接体现，其间虽没有“审证求因“这一提法，但其精神实质已潜移默化于其中。庞安常《伤寒总病论》重体质与发病之关系，突出“审证求因”之“因”当与人体体质密不可分，为后世“体质从化”理论奠定了基础。朱肱活人书遵仲景原意，脉证合参，擅以脉别因，提出病因应有经络之归属，才不致落入空谈。另有许叔微伤寒三书，将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突出“审证求因”是理论的又是临床实践的，其著作涉及理论上的伤寒各症状的罗列解析，又例举实践上的审证求因重鉴别的病案分析。而成无己的明理论列伤寒五十典型症状加以分析，每一症都包含着“审症求因”的过程，足以使读者明伤寒之理，深入广泛地了解病症，在临床审证求因时可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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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许叔微.许叔微伤寒论著三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19.
［6］金·成无己撰.伤寒明理论［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2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