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比较优势演变和经济增长究

    (1)序列平稳性检验:采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eyTest)方法分别对实际人均GDP和Kc,23进行单位根检验。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logGDP和Kc,23序列的ADF检验值都大于显着水平为10%的临界值,说明序列存在单位根。一阶差分后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D(logGDP)和D(Kc,23)都在1%的显着水平下通过平稳性检验,说明D(logGDP)、D(Kc,23)都是1阶单整序列。
    (2)协整检验:利用Engle-Granger两步法检验变量D(logGDP)与D(Kc,23)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首先,建立协整方程logGDP=C(1)×Kc,23+C(2)+εt,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根据Engle-Granger两步法的要求,对回归方程残差项的平稳性进行检验,ε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可以确定残差项ε序列是平稳的。即D(logGDP)和D(Kc,23)之间确实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阿根廷出口产品的平均复杂程度与经济发展绩效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
    (3)误差修正检验:为了充分利用变量的水平值与差分值所提供的信息,接下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进一步估计产品复杂程度与实际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利用Engle-Granger两步法,先通过协整回归,得到残差序列εt。ECMt=εt=logGDPt-C(1)×Kc,23(t)-C(2),将误差修正项ECM代入模型logGDP=C(1)×Kc,23+C(2)+ε中,再对其进行最小二乘估计。估计后得到的误差修正模型为:DlogGDPt=0.0204+0.1435DKc,23(t)-0.4150ECM(t-1)+εt(0.7807)(-2.4568)其中,差分项的系数反映了Kc,23短期波动对实际人均GDP的影响。误差修正项ECM的系数估计值t检验显着,其系数大小反映了产品复杂程度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当实际人均GDP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产品复杂程度将以-0.4150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显示出产品复杂程度对实际人均GDP有很强的修正能力,说明产品复杂水平的提升有利于阿根廷经济的增长。(4)Granger因果检验。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法进一步对实际人均GDP和产品复杂程度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阿根廷的产品复杂水平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产品复杂程度是实际人均GDP的Granger原因。2.实际人均GDP与产品复杂程度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为了分析产品复杂程度对实际人均GDP的动态影响,本节利用脉冲响应函数(IRF)及方差分解方法做进一步的分析。
    1)脉冲响应分析:图2、图3报告了两个变量脉冲的相互影响,当Kc,23在本期提高一个单位,会对实际人均GDP滞后期产生一个正向的冲击,图2表明Kc,23对logGDP的冲击具有促进作用和很长的持续效应,产品复杂程度的增加会在未来10期对经济增长产生稳定的拉动作用。图3显示实际人均GDP会给平均产品复杂程度带来持续而且较强的正向冲击,带动产品复杂程度的持续稳定提升。
    (2)方差分解: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可以进一步了解Kc,23对实际人均GDP变动的贡献程度。在图4中,横轴表示滞后的期数,纵轴表示冲击的贡献,位于图下部分的线表示Kc,23对logGDP的贡献率,而上部分的线表示logGDP对自身的贡献率。不考虑实际人均GDP自身的贡献率,Kc,23对实际人均GDP的贡献率逐渐增加,到第10期时,达到8.72%,说明产品复杂程度对实际人均GDP的提高有很重要的作用。3.结果分析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阿根廷的产品复杂程度实际人均GDP之间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产品复杂度是实际人均GDP的Granger原因,反之则不成立。这说明阿根廷产品复杂性的提高能显着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提升产品复杂性的反馈作用却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导致比较优势演化缓慢,产业升级乏力甚至断档,从产品升级到经济增长的良性机制未能形成,经济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点从阿根廷的产业结构变动趋势上可以得到证明。对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中阿根廷产业结构变动方面的详细数据分析可以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步入中等收入水平以来,阿根廷的产业结构基本没有发生大幅的变动。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不变,第二产业的比重在2000年后出现小幅下降,第三产业一直在阿根廷的经济结构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而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始终没有发挥过主导作用,这意味着阿根廷可能没有经历由第二产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工业化过程。在过去的40年间,尤其是在实际人均收入由280美元增至2100美元的这一阶段,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不仅没有明显的上升,反而有所下降,特别是1990年以后,第二产业的比重一直在40%以下。1970—2009年间,相比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并不明显。
    在阿根廷的经济增长中,工业化过程迟迟未能启动,第三产业超前发展,而资源等初级产品在GDP中的比重不能抵消制成品及中间需求增长的共同影响,结构转型不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最终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阻碍经济的长期增长。阿根廷的产业结构变动的结果也表明,虽然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实际人均GDP保持了10年快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并没有成为产品复杂程度持续提高的动力。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阿根廷不但多样化程度下降,产品的复杂程度也有略微下降,出口产品中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急剧下滑,从1998年的22.58%下降到2003年的16.01%,导致经济增长不能持续,实际人均GDP增长放缓,只能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2004年以来,尽管阿根廷经济出现了新一轮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未能促进产品复杂度的提升,经济增长与产品复杂度的提升未能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2009年,尽管阿根廷的实际人均GDP有所增长,但产品复杂程度仍然有所下降。更最重要的是,阿根廷不仅出口产品的复杂程度提升缓慢,而且国家的多样化程度也没有得到显着提高。其中,产品复杂度由1980年的13增至2009年的27,仅提升了一倍;过去30年中,阿根廷1994年的多样化程度最高,达到169,2000年以来多样化不仅没有升高,反而有所下降,截至2009年,才达到161的水平。由于阿根廷的出口种类较少,多样化程度也始终呈下降态势,因此,不能发挥多样化产生的组合效应(PortfolioEffect),不能很好地抵御贸易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冲击(Agosin,ManuelR.,2007)。尤其是面对外部环境较大的负面冲击时,阿根廷的经济很容易就进入负增长的通道,例如,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阿根廷经济波动幅度很大,实际人均GDP从1998年的9166美元急速降至2002年的2257美元,与亚洲国家相比,阿根廷经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的负面影响大而且持续时间更长,直至2003年才从危机的阴影中逐渐走出来。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阿根廷出口产品种类少,产品复杂程度低,出口产品结构高级化进程缓慢,不能带动国内产业升级,继而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经济增长也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而经济环境不稳定反过来抑制出口部门的增长,难以推动产品复杂程度的提高,维持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动力。方差分解结果显示产品复杂性对经济增长虽然有贡献,但是贡献率却不大,到第10期,影响才达到8.72%。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阿根廷的产品复杂性增长缓慢,难以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后,尽管产品复杂程度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但1999年以后一直在KARG=28的水平上下波动。产品复杂性提升不上去,导致产业升级缺乏动力,经济增长缺乏源泉。阿根廷出口产品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动反映了这种特征,1998年,阿根廷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达到22.58%,但此后10年这一比重持续下降,直到2008年才恢复到1998年的水平;在阿根廷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来的40年间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提升,阿根廷的工业化进程始终没有启动,产业结构变动难以成为其增长的动力(Chenery,1986)。根据Chenery对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的研究,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经济体就会经历一次大的结构变革,即推行工业化,然而,在过去的40年,阿根廷一直没有出现Chenery预言的工业化进程。工业化进程中,比较优势演化,出口产品结构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在阿根廷这一切并未出现,故而,阿根廷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
    五、结论及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启示
    本文计算了阿根廷40年以来的初始多样化及复杂性指数Kc,0和Kp,0,并利用反射的方法对该国多样化水平和产品复杂程度进行了修正,利用收敛的指标Kc,22、Kc,23以及出口商品结构中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TS研究了它们对阿根廷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计量分析发现,阿根廷的实际人均GDP与Kc,23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Kc,23是实际人均GDP的Granger原因;比较优势演化缓慢、产品复杂程度迟迟得不到有效提升以及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和出口比重始终处于较低水平是阿根廷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本文的结论证实了Hausmann等人的比较优势演化理论在解释经济增长绩效和“中等收入陷阱”成因方面的有效性,丰富了比较优势和经济增长研究的内容。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标准,中国2010年实际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的偏上中等水平,中国在由中等收入水平步入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因此,研究阿根廷的比较优势演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经济转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具有如下启示:1.拓展产品的多样化程度,减少外部冲击对经济体的系统性影响尽管关于产品多样化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部分学者认为产品多样化有利于经济增长(Herzeretal.,2006;Hoeffler,2002);还有部分学者证明多样化与经济增长之间是非线性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产品多样化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会倾向于专业化而非多样化(Klingeretal.,2006)。
    尽管如此,对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经济体而言,学者们一致认为产品多样化对推动一国经济持续增长发挥着积极的作用(Agosin,2007)。多样化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有两种渠道,一种是组合效应(PortfolioEffect),出口结构丰富的国家能更好地发挥组合效应,出口创汇的波动性就越小,而这能够有效缓解外部环境对经济的普遍冲击,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对出口拉动型经济体而言尤其如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专注于在某几类产品上发展比较优势,就很容易受到贸易条件恶化、汇率波动、反倾销以及金融危机等负面冲击的影响,造成国内经济不稳定。另一种是溢出效应,通过实现多样化,与新产品相关的技术与知识存在溢出效应,这种正的外部性能够帮助国内的其他产业部门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推动经济增长。观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品多样化程度,我们发现,1985年中国出口产品多样化程度为73,2010年多样化程度为282,产品多样化指数上升迅猛。20世纪80年代,中国产品多样化指数的增加主要源于1987年的汇率改革,此前的1986年中国的产品多样化为74,汇率改革后的产品多样化指数迅猛增加至212,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部门在一年内增加了138种,1987年至今,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种类虽然一直处于增长态势,推动了中国近3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然而增长速度却相对较慢。1987—2010年一共增加产品种类共计70种,截至2010年,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种类还不到全部SITC四位码产品数(1006种)的30%,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指标均在50%以上(Abdonetal.,2010)。比较优势演化的快慢,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能力的提升,而比较优势演化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产品种类的增加和产品复杂程度的提升。HausmannandHidalgo(2010)的研究证明能力的积累是多样化的凸函数,其收益随着国家已经拥有能力的数量指数递增,因此,在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仍然应该注重产品种类的增加,累积国家能力存量。2.提升产品的复杂程度,全面推动技术进步当一国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时,仅靠引进世界上已经有的产品,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吸纳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资本和技术,就能实现本国的比较优势演化,推动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水平,达到技术前沿后,就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比较优势的演化(Agosin,2007)。因此,在中等收入水平的中上阶段,中国在提高产品多样化的同时,还应该注重产品复杂性的提升,以此来促进技术进步。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劳动力低成本的资源禀赋、粗放型投资及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等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在工业化中后期,中国的技术进步必须依靠劳动力素质、产品复杂程度及创新能力的提高来实现。1985年,中国出口复杂程度较高的产品只有20种,而随着汇率体制改革的推进,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1987年,出口复杂程度较高的产品增至54种。然而,尽管产品多样化一直在上升,但复杂性指数反而有所下降,截至2001年,中国出口复杂程度较高的产品仅有12种,可能的原因是,之前粗放的发展方式并没有推动制造业部门生产和出口技术水平的提高,出口的只是复杂程度很低的简单产品,例如玩具和服装等。2001年以来,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经济增长方式政策导向的转变,中国出口复杂产品的种类逐步提升,2008年增加至26种。
    “十一五”时期以来,随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科学发展观等政策方针的贯彻落实、制造业部门和外贸部门技术战略的推进,截至2010年,中国出口复杂产品的种类达到57种,但这一指标依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进一步提升出口产品复杂程度是推动技术进步、提升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重要条件。3.提供体制和政策保障,保证比较优势演化的顺利实现提升产品多样化和复杂程度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先进入者需要为发现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等承担较多的发现成本,还需要承担研发失败的风险,但是这种尝试一旦成功,其他企业就会不付出任何成本地模仿,先进入的企业家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所以多样化及复杂度的提升有很大的外部性,这些外部性会减缓甚至阻碍新产品的发现(HausmannandRodrik,2003)。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律体系都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为了刺激企业发现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积极性,实现风险与收益匹配,为经济发展奠定富有活力的微观基础,推动比较优势演化,政府需要提供良好的政策和体制保障,降低先进入者的发现成本及失败风险,增加其发现的激励,提高企业家的私人收益,继而增加社会收益,推动比较优势稳步有序演化,保证中国顺利实现从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