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毛泽东军事谋略在犯罪侦查中的运用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林维业 时间:2010-08-11
    〔关键词〕 毛泽东;军事谋略;犯罪侦查;侦查谋略
    〔论文摘要〕 毛泽东军事谋略是军事谋略的奇葩。犯罪侦查是国家侦查机关同犯罪分子构成的特殊矛盾运动,这种矛盾的对立和斗争与军事斗争十分相似。侦查机关完全可以在毛泽东军事谋略的指导下,研究斗争双方的情况,设计和运用犯罪侦查的最佳谋略,争取斗争的最佳效果。 
     
  (一) 
   
  毛泽东军事谋略,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军事对抗中的计谋与方略。它是中国革命战争以谋制胜的经验的,是中国军事谋略的奇葩。毛泽东军事谋略具有深刻的理论性,强烈的实践性和广泛的适用性,其涉及整个军事领域,遍及军事活动对抗的全过程,内容极其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着眼民众,寻求力量根源的谋略,是毛泽东军事谋略的核心。其主要思想:一是谋力于民,把民众作为胜利之本。毛泽东在谋划战争力量时,揭示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广大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这就在中国军事谋略史上第一次从根本上解决了战争力量的根源问题。二是谋利于民,不断激励民众的献身精神。为了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使之投入伟大的革命战争之中,毛泽东既注重通过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又注重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使广大人民群众从内心里真正支持革命战争。 
  2.谋势造势,创造有利态势的谋略,在毛泽东军事谋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谓谋势造势,就是在敌对双方军事实力和各种现实条件的基础上,积极谋求和占据那些能增强自身能量的空间位置,主动创造一种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格局和态势,旨在争取和保持斗争主动权。毛泽东是谋势造势的大师,他特别重视从整体效益出发,谋造全局协调之势。主要做法:一是不断协调全军行动的作战部署,使处于各点位的我军力量形成紧密配合的整体合力。二是通过对全军加强全局观念的教育,增强各地部队自觉服从全局,为实现全局利益和目标而主动协同的自觉性。毛泽东经常教育部队:“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2〕 
  3.巧用“诡道”,把敌人抛入劣势和被动的谋略,是毛泽东军事谋略的精华。“诡道”是《孙子兵法》中关于军事谋略的一个用语。孙子认为,“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继承和了“诡道”这一反映战争的军事谋略原则。一是把运用“诡道”谋略作为中国革命战争以谋制胜的一个重要途径,强调“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3〕;二是强调依靠民众运用“诡道”谋略,使“诡道”谋略成为人民战争的重要方略;三是创造了一系列巧于示形,有计划地调动敌人的谋略。 
  4.注重攻心,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同时并举的谋略,是毛泽东军事谋略的一个重要原则。攻心,主要是指从政治上瓦解敌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十分重视对攻心谋略的运用。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即提出要开展“对敌军的宣传”〔4〕。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5〕解放战争开始前夕,毛泽东即指示: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到了战略进攻阶段,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提出:“每攻一城都可采用公开劝降的办法,即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同时并举。”〔6〕 
  5.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谋略,是毛泽东军事谋略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十分注重运用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谋略思想。早在1925年12月他就指出:“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7〕1935年12月,他在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进一步指出:敌人内部的争斗、缺口、矛盾,对于革命的政党、军队和人民来说,是很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8〕。1940年12月,他把这种谋略思想高度概括为16个字: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二) 
   
  犯罪侦查活动是国家犯罪侦查机关同犯罪分子之间构成的特殊矛盾运动。侦查机关同犯罪分子之间的矛盾,是根本的利害冲突,是破坏与反破坏、侦查与反侦查的尖锐对立。对立的双方都要不断地窥视对方,掌握对方的情况,并不断地改变自己行动的方式和方法,情况错综复杂,千变万化。毛泽东军事谋略正是最佳的运筹定计的对抗谋略。侦查机关完全可以在毛泽东军事谋略的指导下,研究斗争双方的情况,设计和运用犯罪侦查的最佳谋略,争取斗争的最佳效果。正如毛泽东所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9〕通过深入研究毛泽东军事谋略的运筹方法,笔者认为,把毛泽东军事谋略运用于犯罪侦查之中,在方法上应该贯彻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1.知己知彼,实事求是 
  知己知彼,实事求是,是犯罪侦查中运用毛泽东军事谋略的关键。毛泽东历来强调谋略的运筹和运用,必须坚持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客观全面地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劣长短,权衡利弊,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即毛泽东所指出的,“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10〕。 
  在犯罪侦查中要做到知己知彼,实事求是。首先,要深入、细致地了解侦查力量与侦查对象各方面的情况;其次,必须通过对侦查力量与侦查对象双方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深刻分析,找出其规律,特别要掌握侦查对象的活动规律,预测其活动趋势;再次,在深刻认识侦查力量的长处和短处、侦查对象的优长和弱点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毛泽东军事谋略。这正是毛泽东所指出的:“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11〕    2.审时度势,因势制宜 
  审时度势,因势制宜,是犯罪侦查中运用毛泽东军事谋略的先导。毛泽东在指导革命战争中十分重视审时度势,认为在复杂的军事对抗活动中,清晰透彻的时势、形势分析,是制定谋略决策的依据,是确定奇谋方略的基础。在军事上要做到多打胜仗,少打败仗,关键是要正确地审时度势。毛泽东又最善于及时洞察、揭示已经变化的形势,抓住时机,因势制宜,正确制定对敌斗争的军事谋略。他强调:“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12〕 
    在犯罪侦查中要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制宜,首先,在平时,要全面掌握和认真分析犯罪活动情况,对每个时期的犯罪趋势及特点作出客观、准确的判断;在犯罪案件发生时,要及时进行现场勘查、调查访问和案情分析,对案件性质、案件特点、案件发生和发展态势作出客观、准确的判断。其次,要根据每个时期的犯罪发展趋势及规律特点,因势利导,制定出切合实际的犯罪预防和犯罪侦查预案;根据每个案件的案件性质、案件特点、案件发生和发展态势,把握时机,灵活运用侦查谋略和侦查对策。 
  3.预测,抓住战机 
  科学预测,抓住战机,是犯罪侦查中运用毛泽东军事谋略的思维起点。毛泽东十分善于对战争进行科学预测,其方法:一是依据战争的客观规律进行预测;二是依据对战争中敌我双方力量变化的进行预测;三是依据对抗反映论进行预测,即依据一方的行动必然引起另一方相应行动的规律,对作战行动的前景和发展趋势作出判断;四是依据的、阶级的分析方法精心预测。正是由于毛泽东有着科学的预测方法,所以他能深谋远虑,正确地施谋定策,战胜强敌。毛泽东也十分善于着眼战争全局的长远发展,把握战机,争取先机之利。他反复强调战争指导者必须善于把握各种重大历史机遇,进行果断的谋略运筹和决策。 
  在犯罪侦查中要做到科学预测,抓住战机。首先,要增强侦查人员的科学预测意识,对犯罪侦查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包括侦查对手的反侦查招式要有预见性,把握好战机,制定合适的侦查对策和防范对策。其次,要针对犯罪案件复杂多变的特点,设计多种谋略方案,随机应变,以变应变。再次,侦查指挥员在作出决策时,要当机立断,使智者不及谋,愚者不及怒,决不可以在谋略方案的议而不决中徘徊不前,错过战机。 
  4.权衡利弊,得失相宜 
  权衡利弊,得失相宜,是犯罪侦查中运用毛泽东军事谋略最起码的效益要求。毛泽东在谋略运筹中十分注重权衡利弊,得失相宜。他善于从效益的高度权衡利弊,在选择谋略方案时,优先选择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作战效益且风险最小的方案。他还善于扬长避短,避强击弱:在深刻认识我军长处和短处的基础上,运用最能发挥我军长处而避开我军短处的谋略;在深刻认识敌军优长和弱点的基础上,运用最能避开敌军优长而能打击其弱点的谋略。正如陈毅元帅指出的:把人民军队的各种条件和力量充分利用,充分发挥,而避开敌人的长处,善于打击和利用敌人的弱点,是毛泽东革命战略的精髓。 
  在犯罪侦查中要做到权衡利弊,得失相宜。首先,要增强侦查人员的效益领先意识,对各种侦查方案的利弊、得失,要从效益的高度,进行科学的权衡、评估。其次,要根据得必大于失的原则,选择最好或最优的侦查方案。最好或最优的侦查方案必须达到:一是侦查人员以最小的代价,消耗最少的精力和物质,冒最小的危险取得最大的效果;二是侦查上的最高效率,即侦查人员用最少的时间换取最多的成果;三是最好的效应,即侦查人员力求经过侦查活动能实现预期的最佳的侦查效应。 
   
  〔〕 
  〔1〕〔3〕〔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11,491,379. 
  〔2〕〔9〕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21,815. 
  〔4〕〔7〕〔8〕〔10〕〔11〕〔1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7,3,148,178,179-180,152. 
  〔6〕毛泽东军事文集:解放战争时期(1984.9-1949.9)〔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