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比较优势演变和经济增长究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未知 时间:2014-01-12
 一、引言
    2006年,世界银行在研究各国发展的经济绩效时,发现拉美和东南亚部分国家在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不前,阿根廷是典型例子。20世纪初,阿根廷经济发展水平曾处于世界前列,居第八位。然而,“二战”以来,阿根廷接连不断地发生政治和经济危机,尽管20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迄今为止人均GDP仍未突破10000美元,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以2005年为基期,对阿根廷人均GDP进行平减,发现阿根廷1970—2009年的40年间有15年实际人均GDP出现负增长,经济发展道路曲折,长期在中等收入水平挣扎,难以实现临门一跃,步入高收入国家之列,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阿根廷等拉美和东南亚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长期发展缓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经济学家试图对此给予解释。例如,哈佛大学的Hausmannetal.(2006,2007)提出了比较优势演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能力决定了该国能够生产和出口产品的种类,也决定了产品升级的路径,进而决定经济增长的路径,富国生产复杂程度高的产品,穷国生产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国家倾向于向它们生产的产品收敛。根据Hausmann等人的研究,Abdonetal.(2010)将世界上150多个国家的出口产品根据产品复杂程度与国家的收入水平进行分类,统计结果显示,生产中低复杂程度产品的国家处于中等收入水平,而生产低复杂水平产品的国家收入水平都很低,这意味着产品复杂程度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然而,这种统计结果能否禁得起经验检验?本文以阿根廷为例,对阿根廷出口产品的复杂度与实际人均GDP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试图验证比较优势演化理论在解释阿根廷“中等收入陷阱”成因问题上的适用性。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中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偏上中等阶段,面临着“产业升级断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张其仔等,2011),因此,系统分析阿根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对中国顺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极具现实意义。
    二、理论基础
    自Solow(1956)提出经典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以来,经济学家一直通过增长核算的方法来探寻各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已有的研究主要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归于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出口、产品差异、经济发展战略等众多因素。例如,WilliamsonandWilliamson(1985)认为制度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要素;DeGregorio(1992)则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政治稳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Taylor(1998)通过分析拉美国家的增长绩效指出,错误的政策选择导致一系列的经济扭曲,阻碍了资本深化,是导致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绩效很差的原因。迄今为止,从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视角解释经济增长的文献并不多见。Cheneryetal.(1986)指出尽管各国经济增长存在差异,但是经济发展存在不同的发展型式,他们认为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结构转型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与Chenery等以往的学者研究视角不同的是,哈佛大学Hausmannetal.(2005)从产品着手,将产品升级所蕴含的比较优势演化与一个国家产业升级的路径和经济绩效联系起来,从产品升级的角度解释了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可能对经济增长有很重要的影响,不同产品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不相同,生产和出口高生产率产品的国家绩效更好。Hausmannetal.(2005)根据产品内含的生产率及收入水平构造出能够给产品排序的量化指标,通过对各国的产品复杂性分类,发现产品复杂性是预测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在此基础上,Hausmann等人进一步提出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Hidalgoetal.,2007;HausmannandKlinger,2007)。在这两篇文章中,他们设计出一种新的衡量产品之间技术接近程度的测度指标———接近度(Proximity),该指标由一个国家同时出口两种产品的条件概率的最小值来表示min{P(xi,t|yi,t),P(yi,t|xi,t)}。在接近度的基础上,采用网络的方法描绘出产品空间图。结果显示:首先,产品之间的接近度不同,所以产品空间中代表各产品的结点间的距离不同,机械大类产品间的接近度高,产品空间密集,产业升级容易;但是资源型产品、初级产品与机械产品间的接近度小,而且分布在产品空间的外围,产业升级很慢。其次,每个国家生产和出口的产品种类不同,它们的产品空间结构也不同。出口产品种类多的国家产品空间结构稠密,而且这些国家往往比较发达;而生产结构单一、出口产品种类少的国家产品空间结构稀疏,经济发展绩效很差。通过观察产品空间结构随时间的演化,他们发现随着一个国家生产产品种类的增加,产品空间结构就会变得稠密,而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经济增长。比较优势演化理论认为,产品从简单到复杂的升级、产品空间从稀疏到稠密的演化就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的体现;这个过程会因国家而异,这是解释国家之间增长绩效差异的关键所在。HidalgoandHausmann(2009)在Hausmannetal.(2006,2007)的基础上,应用反射的方法(MethodofReflection)对衡量国家多样化和产品复杂性的指标进行了修正,并用修正后的指标对增长率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多样化和产品复杂性都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解释力。接下来,在SITC四位码产品出口数据基础上,本文以阿根廷为例,计算了阿根廷的产品多样化指数Kc和普遍性指数Kp,并运用经济计量方法来估计阿根廷产品复杂程度与实际人均GDP之间的关系。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Hoeffler(2002)、Hesse(2006)以及Aripetal.(2010)等认为实际人均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绩效最重要的指标,因此,在进行计量分析时,本文也选择实际人均GDP作为衡量阿根廷经济增长绩效的指标。阿根廷的人均GDP取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由于WDI数据库中的人均GDP都是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名义值,因此,需要对名义人均GDP进行平减。为了保持数据来源的一致性,本文利用WDI数据库中的阿根廷的GDP平减指数,将名义人均GDP折算成实际人均GDP。为分析比较优势演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还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SITC四位码产品的出口数据,计算了阿根廷的SITC0—9全部10部门产品的出口结构,发现在阿根廷的出口商品中,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始终占据主导位置。1970年,阿根廷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高达85.98%,1990年,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下降到68.39%,此后,尽管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略有下降,但一直相对稳定,长期维持在65%的水平。在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结构中,食品及活物所占的出口份额由1970年的79.41%下降到了2009年57.42%,长期占据绝大部分份额,表明阿根廷的出口商品结构长期以初级产品为主,出口商品结构长期得不到优化和升级。在此期间,阿根廷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出口商品结构中的份额有所上升,由1970年的6.86%上升到2009年的23.64%,但相对资源密集型产品,比重仍然偏低,难以成为支撑经济持续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动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份额则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由1970年的7.12%上升至1989年的24.01%,之后持续下降至2009年的9.74%。总体而言,阿根廷的出口商品结构略有优化,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下降由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所替代,但出口商品结构高级化进程仍然相对缓慢。生产与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始终未能成为阿根廷产业结构变迁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动力。对阿根廷出口商品结构和经济增长绩效的变动趋势进一步观察研究发现,阿根廷经济增长趋势与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存在密切关系。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变动与经济增长是逆向变动的。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上升时期,经济增长放缓甚至是负增长;而随着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下降,经济则处于上升通道。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的变动与经济增长基本上同周期变动。20世纪90年代以前阿根廷资本与技术密集产品的出口份额长期没有显着增加,实际人均GDP也增长缓慢甚至是长期负增长;此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上升,实际人均GDP也相应有所上升。根据阿根廷产品出口结构与实际人均GDP变动之间的关系来看,
    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与技术密集产品生产与出口比重的显着提高是支撑阿根廷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表明阿根廷能否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依赖于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的增加和相应工业部门的扩张。因此,本文将出口商品结构中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作为解释阿根廷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用TS代表阿根廷出口产品中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TS=∑ixi∑jxj,其中,i,j代表出口产业部门的代码,i=5,7;j=0,1,2……9。为验证比较优势演化理论对阿根廷增长绩效的解释力,本文还计算了如下两个指标:一个是衡量国家复杂程度的指标Kc,另一个是衡量其生产产品的普遍性的指标Kp。Kc越大,国家拥有的能力总数越多,能够生产的产品种类就越多;Kp越大,这种产品越普遍,则生产该产品所需要的能力就越没有专有性,越容易被更多国家所获得,产品就越简单,反之,Kp越小,生产该产品就需要更多专有性能力,不容易被他国获取,产品很复杂。那么,用什么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在生产某种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呢?印裔美国经济学家Balassa1965年提出了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它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的产品或产业国际市场竞争力最具说服力的指标,也是测度一国或地区某种产品是否具有相对优势的最典型的指标。参考HausmannandKlinger(2006)、Hausmannetal.(2007),本文以RCA指数来测度一国生产和出口某种产品的能力①,如果一个国家生产和出口某种产品具有显示比较优势,就代表该国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生产该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和能力。在各国人均GDP的基础上,HausmannandKlinger(2006)利用RCA作为权数计算出PRODY②与EXPY③指数,分别衡量国家与产品的复杂程度,与Lall(2000)类似,这两个测度指标中包含了国家的收入信息,在计算复杂程度的时候利用人均收入信息进行加权,会得到“富国出口复杂产品,穷国出口简单产品;复杂产品由富国出口,简单产品由穷国出口”的循环结论,这种指标的设计存在很大的局限,在进行经济分析时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为了修正上述指标设定的偏差,本文用Mcp来建立国家与产品之间的联系,并用它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生产某种产品的能力,如果c国在出口产品p上具有比较优势,则意味着该国具有生产p产品的能力,即若RCAcp≥1则Mcp=1;反之RCAcp<1,Mcp=0。Kc,0=∑pMcp;Kp,0=∑cMcp,Kc,0即一个国家RCA指数大于1的产业的总数;对特定产品,Kp,0为世界上出口该产品有显示比较优势的国家总数。为计算阿根廷出口产品的RCA、Kc、Kp以及Mcp等指标。
    本文搜集整理了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1976—2009年SITC第二版所有4位码产品的出口数据。SITC分类标准依据商品生产阶段与主要的产业来源对出口产品进行分类,该分类标准分别于1960、1975、1985、2006年进行了修订,选择1975版的主要理由是它包括阿根廷1980年以来完整的产品出口数据,而且1980—2009年是阿根廷长陷“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时期,选择这一版数据,统计口径比较一致,样本容量显着扩大,实证分析的结果也更能反映这一阶段的经济特征。Kc,0和Kp,0分别表示初始状态下一个国家多样化和产品普遍性,但是,这两个指标是否准确反映一个经济体在世界范围内的复杂度呢?例如,阿根廷的多样化指数(Kc,0=139)大于中国的多样化指数(Kc,0=127),是否就意味着阿根廷的经济复杂度比中国高呢?答案未必。因为中国出口产品的普遍性KCHN=17,而阿根廷出口产品的普遍性KARG=27,阿根廷出口的产品世界上有27个国家能够生产,但是中国生产的产品世界上只有17个国家能够生产,从这个指标看,中国的复杂度要比阿根廷高,也就是说为了比较经济体之间的复杂程度,我们需要构建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来准确测度经济体之间的能力差异。为了得到更精确地衡量一个国家可得能力或者产品所需能力数的指标,我们需要运用反射的方法(HidalgoandHausmann,2009),对计算出的Kc,0与Kp,0值进行修正。对国家而言,需要计算该国出口产品的平均普遍性以及制造这些产品的国家的平均多样性;对产品而言,需要计算出口这些产品的国家的平均多样性以及这些国家出口的其他产品的平均普遍性。Kc,N=1Kc,0∑pMcpKp,N-1(N≥1)(1)Kp,N=1Kp,0∑cMcpKc,N-1(N≥1)
    (2)利用(1)和(2)式,我们对Kc,0与Kp,0进行了修正,通过对Kc,N和Kp,N进行重复迭代,直到Kc,N和Kp,N收敛,即Kc,N=Kc,N+2、Kp,N=Kp,N+2为止。经过24次迭代,得到代表国家总体复杂程度的K的收敛值。反射的方法能够生成关于产品与国家的对称变量集,Kc,N的偶数变量表示国家的平均多样化程度,而Kc,N的奇数变量则表示产品的平均复杂程度,同理,Kp,N的奇数变量表示国家的平均多样化程度,而Kp,N的偶数变量则表示产品的平均复杂程度。根据迭代计算的结果,本文选取Kc,22与Kc,23分别代表国家的平均多样化水平和产品的平均复杂程度。①RCAi,t=xc,i,t∑ixc,i,t∑cxc,i,t∑c∑ixc,i,t,其中i代表SITC四位码的产品代码,c代表国家,t代表年份。②PRODYi,t=∑cxc,i,t∑ixc,i,t∑cxc,i,t∑c∑ixc,i,t×GDPperc,t,其中,i代表产业,c代表国家,t代表年份。③EXPYc,t=xc,i,t∑ixc,i,t×PRODYi,t,其中,i代表产业,c代表国家,t代表年份。四、比较优势演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1.产品复杂程度与人均GDP协整检验及因果分析1980年阿根廷的初始多样化指数Kc,0为139,利用反射的方法修正后的多样化指标为188,产品的平均复杂程度为13;截至2009年,修正的多样化指数为161,产品的平均复杂程度为27。如图1所示,初始多样化指数Kc,0波动频繁,呈波浪形上升趋势;修正后的多样化指数依旧波动剧烈,但总体呈下降趋势;产品复杂程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出口产品的总体复杂水平有所提升。通过对实际人均GDP、产品复杂度指数K及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TS的统计分析发现,三者变动趋势相近,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为具体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将Kc,22,Kc,23与出口产品中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TS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人均GDP为被解释变量。
    阿根廷初始多样化指数(Kc,0)、修正多样化指数(Kc,22)、复杂度指数(Kc,23)变动对多变量回归,首先检验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然后运用修正多重共线性的辅助回归法确定Kc,23作为关键解释变量。运用最小二乘法得到回归结果:logGDP=0.1372366897×Kc,23+4.969150057。拟合优度显示阿根廷出口产品的平均复杂程度Kc,23能够解释人均GDP46.4%的增长,而且系数与常转自:http://www.21ks.net数项都能通过t检验,但D.W.值偏低,意味着可能存在自相关,序列自相关可能导致估计结果有偏,换言之,估计结果可能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此外,为了避免采用非平稳时间序列回归出现伪回归问题,我们需要对序列的平稳性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进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