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行政伦理及其现代转型的价值考量

　　（三）修身为本
　　儒家的行政伦理还明确要求统治者必须提高自身修养，以发挥表率作用，端正社会风气，在社会生活中，统治、管理者对一般民人世间有着典型的表率作用，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对社会成员产生重大影响，“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关于统治者如何提升道德修养，儒家学派提出了不同的方法，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提倡内省。孔子提出，“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学而》)他认为，看见贤人我们就要学习他们，如果发现他们有不妥的地方，我们就应该检查自己，看自己有无这方面的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次，学思并重。儒家历来重视学习，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都而改之。”(《论语?述而》)又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此外，儒家还提出了“笃实躬行”、“ 积善成德”等方法，这些都为统治者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
三、儒家传统行政伦理现代转型的价值考量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一方面要理性地认识到这是转型期社会背景下的易发现象，一方面也要积极寻求各方面的解决办法。就行政伦理思想而言，需要我们对传统文化中的行政伦理思想，特别是儒家行政伦理思想进行一种转向性处理，对它进行合理的评价、辩证地扬弃，取其精华，充分发掘其现代价值，为当前我国的行政伦理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要素。
　　(一)扬弃“以民为本”的思想，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儒家“德政”思想的一块重要理论基石，就是“以民为本”的思想。应当说，在儒家的“德治”思想中，“以民为本”、“体恤民情”的思想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儒家“德治”思想的本质，是一种“牧民”思想，目的是以“德政”和“德教”来笼络民心，特别是归化民心。这种思想的出发点不是把人民当作真正的主人，而是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君主统治，儒家“德治”思想严重的局限性和弊端也主要表现在此。毛泽东曾指出：“则其见之仁勇，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死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而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不仅是一种政治理念，更是著之于宪法的制度。在我国，人民是权力之源，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机关部门和国家工作人员都只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而已。因此，中国共产党“以德治国”、“民为邦本”思想的重要理论前提，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民本”思想，而是共产党人独有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只有在这一前提下，忠实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做到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
　　(二)重视“为政以德”思想，坚持德教与法治相结合
　　中国传统道德治化有不少综合治理的经验，《管子》一书中阐发有“四维”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这“四维”不是只讲四种道德，而是包括政治制度、经济财用、伦常礼法、官德民心诸方面的综合治国之道的道德治化。《忠经》本着儒家传统的治国之道，提出了在顺乎民意、“教以致富”中加强道德治化的经验，这就是：笃、导、宣、明。即“笃之以仁义”、“导之以礼乐”、“宣之以君德”、“明之以国法”。这四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以道德仁义完善其心态，以礼仪规矩约束其行为，以大政方针调控其秩序，以法律禁令惩罚其罪恶。可见，古代的德治思想追求的是一种综合治理思想，其中道德教化又居于主导地位。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社会秩序主要依靠法律调节，但客观来讲，单纯的法律调节是远远不够的，我国传统文化的德教思想对现代法治仍有启迪，而儒家的德教思想正是着眼于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而展开的。
　　(三)发展“修身为本”的思想，实现道德实践与道德修养的有机结合
　　从总体上讲，中国传统德治思想是主张把道德实践与道德修养相结合的。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强调要吸取先哲道德修养理论中的一切合理因素，如“吾日三省吾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慎独”等，同时强调共产党人“要在革命的实践中修养和锻炼，而这种修养和锻炼的惟一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应当真正把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融为一体：一方面时时用优秀的传统道德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检查自己的言行，完善自我；另一方面将道德修养贯穿到道德实践的全过程，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磨砺坚强的道德意志，确立坚定的道德信念。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步达到“慎独”的境界，塑造真、善、美统一的理想人格。
　　
　　参考文献：
　　[1]张燕婴译注.论语[M].中华书局,2006.
　　[2]万丽华等译注.孟子[M].中华书局,2006.
　　[3]安小兰译注.荀子[M].中华书局,2007.
　　[4]史记.中华书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