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与政府名誉权冲突下的宪法保护和解决机制

     一是政府的信息要公开、透明，公众要有知情权。信息不公开，暗箱操作，同人同情况不同对待，往往是民众不满的主要方面。原本公民能参与的决策事项就不是很多，如果在执行过程中还不能透明，即使不存在不公正现象，对于每个公民而言，仍旧心存怀疑，导致不满。政府的信息除了关乎民生的日常工作、重大事项以外，政府官员的基本情况、工资收入、出国培训以及个人对待民生问题的观点、个人的主要事实政绩也应该公开。这并不是其个人的隐私，而是涉及到该官员的职业胜任问题，涉及到民众的监督问题，涉及到政府的公信力问题。我国在这方面已经有所突破，例如处级以上干部每年需要申报个人财产，公派出国申报等等。但笔者认为力度还远远不够，这些申报只是向上级，而并未向全民铺开，甚至人大代表都不知道。除此之外，在选举人大代表、选举行政机关首长等的时候，只知道他的简单履历，至于他本人的政绩观点，他到底代表了哪些阶层人的利益，他能为百姓谋哪里福祉我们却是浑然不知，甚至连这人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这样选出来的代表群众不信任也是有理可寻。因此，政府应当及时公开信息，以消除隐匿而带来的不必要的冲突。

    二是当矛盾、冲突发生时，政府要以官方方式第一时间向媒体和公众作出解释和澄清，以消除不良信息传播所带来的影响。例如，在上文所提及的秦中飞一案中，秦中飞所做的词中有些隐喻，部分是事实，部分有出入。那么对于有出入的这部分事实就应该及时向公众澄清，在传播还不广、影响还不深、民众还在怀疑这些传言的时候就应该向公众说明真相。时间性对于政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三是要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针对政府的言论有失偏颇，但民众却很容易站在政府的对立面，认为一定是政府或其公职人员的失职或错误导致的。2008年的杨佳袭警案，网民们有超过五成都断定公安当初作出了对杨佳不公正的处理才导致其走上极端，甚至有人把其奉为英雄。由于少部分官员的行为的前后不一致致使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最终导致了这种黑白颠倒的思潮的蔓延。由于目前社会处于一个结构的转型期，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政府的每一项决策都至关重要，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使得老百姓相信政府的决策有利于他们是我们今后更好发展的前提。

    四是要加大公众参与决策的广度。公众广泛的参与决策有助于政府作出的决定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期望。问卷调查、听证会、座谈会、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投票等都是公众参与的形式，也是言论自由的一种表现。闭门造车，拍脑袋想决策只会与群众的利益背道而驰。

    三、言论自由要以“和谐、宽容”为核心目的与价值取向言论自由的扩大，显示了法治社会的进步，也体现了公民意识的增强。公民意识是个体对自己在国家和社会中所处政治地位的现实感受和应有认识，它代表人类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性的、定型的、系统的认知。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我国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公民的法制知识水平还有待提高，对于一些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分析判断能力还有待加强；同时针对国内外复杂的关系背景以及政治利益斗争，因此出现了将言论自由滥用、扩大利用的情况，导致社会矛盾的升级。笔者认为，在言论自由与涉嫌侵犯政府名誉权的关系上应以和谐与宽容作为首要原则。宽容是指允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简介，给予耐心公正的容忍。对于行政政府来说，要将不同的利益诉求都吸纳到制度内来表达，并在此基础之上，确立不同利益的协调机制和权力的救济机制，以体现宪政体制的统合能力。一个开明的政府，必须要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和审时度势的能力。宽容本身意味着一种开放性，人与人之间需要宽容，人与国家、政府之间也需要宽容精神。另一方面，和谐对于一个迅速发展的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和谐应该是任何一种秩序运行的终极目标，是秩序的高级层次和表现形式。因为和谐不必像秩序那样需要借助于外在的、强制性的技术手段来保证服从，而是不同的生命体、物种种群之间在调试和修正行为方式的过程中所自然形成的一种“自足状态”。和谐与宽容是公民与政府共享的终极目标，也是宪政生态主义的价值取向，言论自由既是公民的根本权利，也需要公民以和谐与发展为目的的来实施。言论自由不仅需要得到宪法的保护，更需要得到政府的配合以及公民的自觉积极履行。随着法制的完善，政府执法水平的提高，公民社会责任感的提升，相信言论自由能更好的在法治发展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