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通货紧缩与发展“二板市场”

“二板市场”是相对主板市场而言、旨在为中小企业筹资服务而开放的资本市场。“二板市场”对于正在遭遇通货紧缩之痛的中国而言,不仅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一个重要的融资场所,有力地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而且将有力地促进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优化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并使有限的社会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而优化资源配置和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又正是治理中国通货紧缩的一剂良方。因而,建立和发展中国内地的“二板市场”,对于缓解当前通货紧缩的态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通货紧缩遭遇中国

通货紧缩(defation)这个名词虽已被国内外炒得沸沸扬扬,但它的确切定义却很难在权威的经济学辞典中找到。按照传统的理解,通货紧缩是一种货币现象,一般与通货膨胀(inflation)相对而言,通货膨胀是货币供应过多而引起的物价上涨的态势,这种态势不是偶然、一时的,而是成为经济走向、趋势的物价上涨;通货紧缩则是货币供应不足引起的物价疲软乃至下跌的态势,这种态势同样不是偶然、一时的,而是成为经济走向、趋势的物价疲软乃至下跌。但如果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通货紧缩可以看成是一种比较“古典”的与经济衰退相伴随的现象,它的典型特征是投资机会的减少和投资的边际收益下降,与此对应,则是储蓄的相对过剩。储备大于投资,表现在市场上,就是产品过剩、开工不足、失业增加和物价下跌;在金融领域,则是全社会信贷量的螺旋式紧缩。同时,伴随着物价水平的下降,实际利率在不断提高。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通货膨胀的财富再分配就其总额来说是上升的,而通货紧缩却意味着财富总额打了一个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货紧缩对于国民经济的危害,较之通货膨胀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么,中国当前是否已经遭遇通货紧缩?对这一问题的肯定回答似乎已成为当前经济学界的共识。一般认为,中国的通货紧缩现象主要表现在:

1、物价方面。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涨幅从1994年的21.7%,降至1997年的0.8%,1998年1～11月又降至—2.5%,11月份单月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8%,这已是自1997年10月份以来连续13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也从1994年的24.1%,降至1997年的3.8%,1998年1～11月为—0.8%;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也在持续回落,自1996年3月即开始呈负增长趋势。

2、货币供给方面。1998年六月末,我国MO、M1、M2的增幅分别为6.6%、8.7%、14%,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12.3、11.9、5.1个百分点,到11月末,增幅虽有所回升,但仍比去年同期有较大的回落。与此同时,物价水平降低抵消了五次降息的效果,实际利率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

3、社会消费需求增长趋缓。作为消费需求的主要构成部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从1994年的30.15%逐渐降至1997年的11.1%,1998年前11个月增幅进一步降至6.6%。由于居民实际收入增幅和预期收入的普遍下降,社会消费严重不足,商品销售不畅。

4、作为经济增长源动力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乏力,其增加幅度自1993年的61.8%急落至1997年的10.1%。1998年1～9月,由于国家加大投资力度,增幅才略有回升达到20.0%。

5、投资与消费增幅变小,共同导致了GDP的增长势头减弱。我国GDP自1993年的13.49%持续下滑至1997年的8.8%,到了1998年,由于受国外反倾销政策及东南亚、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外需求增长速度降低(据海关统计,今年1～11月,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86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0.2%,其中出口163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0.2%;进口122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0.6%,这与去年高达20%的出口增长率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6、与投资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相伴的是迅速增长的失业率。有统计表明,我国的实际失业率已达8%以上。虽然如此高的失业率与我国正在进行的国企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无关系,但投资收益率降低、投资机会减少,国民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新增就业机会不足是更重要的原因。

综观种种迹象,我国经济在经过1993年7月以来的紧缩政策之后,由于制度创新能量经过长时间释放,已不足以支撑高速增长,加之外部环境恶化以致于外国需求增长不足以弥补国内需求的萎缩时,国内经济深层次的矛盾便可能以通货紧缩的形式爆发出来。

二、发展“二板市场”,加快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

　　如何应对通货紧缩的挑战?从政府已经采取的财政、货币和消费政策措施看,效果并不理想。

1、货币政策方面。为治理通货紧缩,防止经济的进一步下滑,我国政府已采取了包括近三年来六次降息在内的一系列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启动消费和增加投资。但从实施情况看,效果并不理想,何以如此?我们认为,当经济处于通货紧缩时期,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是低效甚至无效的。其主要原因是中央银行扩张型货币政策受到传导机制的阻滞。第一,尽管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增加货币供应量,进而扩大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力,但是对于商业银行是否将扩大了的贷款能力变为增加贷款的现实,中央银行并不能“牛不饮水强按头”。商业银行是否扩大贷款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贷款风险。如果经济形势恶化造成贷款拖欠率升高时,银行将更容易满足于国债或者上存准备金的收益而不愿意增加贷款;二是银行的财务状况。如果银行以前的不良资产较多,银行的承受风险能力和意愿都将降低;三是整个银行体系的健全情况。如果出现很多银行破产,整个银行系统的贷款能力和意愿都将受到不良影响。第二,企业投资需求很难受到中央银行扩张型货币政策的拉动。企业投资活动取决于三个要素:投资收益、投资成本和对经济的预期。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过:“投资归根结底是对未来的赌博,赌的是目前和未来的收益将大于目前和未来的成本”。在经济萧条时期,投资收益和经济预期都会明显降低,而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应量、降低市场利率的操作又未见得会使企业的投资成本真正降低,因为只要商业银行不愿意贷款,即便利率降低,它们仍然可以通过改变贷款合同中的条款如提高抵押条件、提出将一定比例贷款返存银行要求等使企业贷款的实际成本保持在较高水平。因此在这一时期,企业投资欲望并不会因货币政策的宽松而上升。第三,消费支出更多地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而不是货币政策的松紧度。在经济衰退时期,随着失业率的迅速增加,人们出于对未来生活产生忧虑,总消费支出必然呈现下降趋势。

2、财政政策方面。1998年以来,国家已经采取的一些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包括:把证券交易印花税由0.5%降为0.4%;放宽了增值税的“小纳税人”标准;增发1000亿国债,并配套1000亿银行贷款,以加大对农林水利建设、交通通讯建设、城市基础建设、城乡电网改造、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经济实用房建设等基础产业的投资。其目的是想通过政府的投资来扩大内需,以带动企业的投资并拉动经济增长。但其对缓解通货紧缩的实际影响仍然是令人怀疑的。其一,通过财政支出的政府投资效率不高,据北京安邦咨询公司估计,当前中国居民每消费人民币1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5元,而政府投资每1元,最后的产出只有0.44元的投资效益,可见政府扩大投资明显不是长久之计;其二,中国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下降,说明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在减弱,为此要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且应把有限的财政收入首先满足国家的社会公共职责职能。目前国家把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于低效的政府投资和财政补贴,不利于市场的培育和发展。

3、刺激消费方面。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和持久的拉动力,投资需求其实也是消费需求的衍生物,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尤其需要刺激的是消费需求。目前中国存在消费意愿不足的现象,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国有企业改革使工人下岗的数量不断上升,人们对经济发展的信心不足,预期收入下降等;同时,由于住房制度、医疗制度等改革使居民增加对远期消费支出的预期,消费支出的期限结构发生变化,使得当前的消费倾向降低。因此,启动消费的手段就是要增加居民的即时消费倾向,使远期消费转化为即期消费,其中增加居民收入是刺激消费的首要办法,因为“要想让人花更多的钱,就必须让人有更多的钱”。同时,消费信贷也为此提供了一个手段。但目前发展消费信贷的约束条件在于银行对家庭的信誉和还款能力缺少信心,为此需要从法律上加强对借款人的约束,重建社会信用关系,以促进消费信贷的发展和消费需求的增长。

既然国家已经采取的以上政策措施在实践中收效甚微,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在此我们不妨借鉴供应学派的有关政策选择,从激发企业的活力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活力入手,来启动经济,引导中国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