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河洛地区的农业生产

区的移民达8 236户，78 262口，牲畜40余万头[1] 。这种大规模的移民一直持续到仁宗时期，给河洛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人口，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其他地区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许多人逃往河洛也造成了河洛地区当地人口的增加。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发源于青藏高原上的巴颜喀拉山，流经中原地区，历史上黄河水患频繁发生。但是，据《宋史·五行志》的记载宋代水患主要发生在黄河下游的澶州、河北境内，而河洛地区所在的大部分中游地区相对较少，因此为了躲避水灾，许多人自发的移民河洛地区。如北宋名臣李淸臣，原居河北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为躲避“大河之患”，迁居偃师。北宋时期，北宋政府为躲避自然灾害将大量灾民迁居河洛地区促进了河洛地区农田的开垦和经济的发展。
　　耕地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历来都奉行重农抑商政策的中国古代，人们对耕地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很早就高度重视。土地既是人们耕作的场所，又是农业生长的基地，农业耕地的数量、质量及其经营状况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前文提到河洛地区“土地褊薄，迫于营养”，“人稀，土不膏腴”等，说明河洛地区还是有待于开发的，宋政府为此采取了多种形式政策，督促全国大力开垦土地。
　　耕地的开垦主要是通过扩大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来体现。宋政府建国之初就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无地或少地之民开垦土地，至道元年（995）六月，北宋政府就颁布《募民耕旷土诏》，“近年以来，天灾相继，民多转徙。田卒汙莱。虽招诱之甚勤，而逋逃之未复。宜伸劝课之令。更示蠲复之恩。应诸道州府军监，管内旷土，并许民请佃，便为永业，仍与免三年租税，三年外输税十之三。应州县官吏，劝课居民垦田多少，并书于印纸，以俟旌赏。”[18]此诏令无疑鼓励了无地、少地的人积极从事开垦土地发展生产。宋仁宗嘉祐年间，赵尚宽任唐州知州，其管辖范围到达邓、汝一带。他上任以后极力想改变这一地区地广人稀的落后局面。因此，他认真贯彻轻赋薄敛政策，同时他还考察了汉代召信臣修筑的水利设施遗迹，决定从兴修水利入手。他带领当地的军民，“复疏三陂一渠，溉田万余顷，又教民自为支渠数十，转相浸灌。而四方之民来者云布”[2]。水利复兴了，农业的发展有了保障，于是流民纷纷涌来，投入到生产劳动之中，促进了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不出几年，“榛莽复为膏腴，增户积万余”。宋神宗时，高赋继任，又作陂堰44处。开垦土地31 300余顷，招募流民，增加户口11 380户[2]，使这些地区成为农业发展的典范。可见农业发展的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大量的移民促进了河洛地区人口的增长，给当地带来了大量的劳动人口，使耕地面积的扩大提供了可能和前提，加之政府政策上的支持，宋代河洛地区土地的开垦与经营到北宋中后期成效显著。
　　（二）政府对农业的重视
　　宋政府的重视也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保证农业用水，神宗元丰二年（1079）三月诏令，“禁伊洛上源私取水者……惟西京分引入城，下流还归洛河。”无疑对农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宋政府还十分注重水利工程的兴修。水利事业的兴盛为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积极效果。如咸平二年（999），汝州当地政府“导汝水浇灌，岁收二万三千石”。宋神宗时期，力图富国强兵，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王安石推行的一些措施如方田均税等都不同程度的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熙宁二年（1069），颁布了全国性的法规《农田水利条约》，要求各地方官认真贯彻。在灾荒期间政府安置流民，使他们留守家园，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做了准备。面对因自然灾害而流亡的人口采取更为灵活的政策，政府供给粮食，安顿灾民，更为重要的是，宋徽宗统治时期，政府还把“民无流移”作为“考课之最”。此政策更是激励了地方官员对人口稳定的重视。人口稳定又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宋代河洛地区农业的发展和政府政策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宋代河洛地区的农业与前代相比，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水稻在这一地区得到了广泛的种植，人们有以前的“不习水田之利”到“粳稻大丰收”，同时一些新的作物如芝麻在这一地区也得到了种植。这得益于当时统治者的重视，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如移民到河洛地区、鼓励农民开垦荒地等，为河洛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河洛地区由唐末五代以来的“人稀，土不膏腴”，“土地褊薄，迫于营养”，到北宋中后期成了经济较为富庶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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