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监管/风险承担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四、研究总结与展望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我们可以将资本监管、风险承担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总结如下：首先，资本监管通过资本门限效应和资本框架效应对银行的最优资本结构和风险承担行为相互影响，而既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资本门限效应，对资本框架效应的研究明显不足。其次，资本监管对货币政策传统机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监管资本要求的顺周期性，也即银行资本渠道效应上。再者，银行风险承担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是通过所谓的风险承担渠道，也即中央银行实施的货币政策会直接影响到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稳健程度及其内生性的风险偏好，进而影响它们的信贷和投资行为。反过来，银行自身的财务健康程度也会通过中央银行的沟通函数对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生影响。
总之，我们对资本监管的货币政策效应的理解还远远不够，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提出的宏观审慎监管问题，它如何与微观审慎监管进行衔接、如何与货币政策进行协调都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方法上，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是研究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的主流框架，但这个标准范式对银行资本和风险承担问题的处理尤其显得粗糙和简略，以至于难以对金融摩擦的放大机制做出很好的理论阐释。
第五种观点，少数学者认为，资本监管与银行实际风险水平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Milne和Whalley首先将内生银行资本引入连续时间金融模型，监管者可以随机地监督检查，并对资本不足银行实施严厉的事后惩罚。银行为了维护其特许权价值，事前将持有超额资本。动态来看，资本约束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只是取决于超额资本的大小，且长期效应并不明显。Barth等在一篇很有影响力的实证文献中，运用多元的代理变量，发现资本要求和不良贷款率显著负相关，但控制了其他监管制度变量后，资本要求与银行危机发生概率的相关性不显著。
总的来说，最低资本要求对银行行为的影响存在两种效应：一是资本门限效应(capital threshold effect)，意指法定最低资本要求相当于对银行课税，违背最低资本要求将导致高额成本(包括监管惩罚、声誉损失、不利的市场反应)，更重要的是将提升银行外源融资溢价，使得其信贷扩张受限。二是资本框架效应(capital framework effect)，也就是将资本监管作为一个整体框架将极大地影响银行风险管理的过程，包括风险识别、风险定价与风险控制等。现有的研究更多的是对前一种效应的细分研究，而对后一种效应的探讨则远远不够。随着Basel Ⅱ的逐步实施，资本框架效应会越来越明显。新资本协议内容的复杂性及其实施方法的可选择性决定了其对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信贷增长、资产组合调整、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将更加复杂。资本监管微观效应的复杂性将给宏观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操作带来新的问题。
三、资本监管、宏观波动与货币政策
(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传统研究及其不足
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各经济流派从不同的经济条件出发，形成了各自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Mishkin根据货币与其他资产之间的不同替代性，将它们分为两大类，即货币渠道(money channel)和信贷渠道(credit channel)。
货币渠道主要包括利率渠道、相对价格渠道(包括托宾q渠道、财富渠道)以及汇率渠道。持货币观点的学者认为，金融资产只有货币和债券两种形式，银行贷款只是债券的一种，贷款和债券可以相互替代。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仅是通过“货币途径”完成的，主要是通过不同金融资产的价格(主要是利率)的变化发生作用，并影响投资水平和产出。货币观只强调资产负债表中负债的一方，而忽视了资产的一方，认为货币供给变化的根源并不重要；不管货币总量的增加是银行发放贷款还是购买证券引起的，它对经济活动都将产生同样的影响。不过，货币观建立在完全信息的金融市场假设基础上，而忽视了事实上的信息不完全问题和金融市场的自身结构问题。
信贷渠道主要包括银行贷款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Bemanke和Gerltert指出前者着眼于存款准备金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后者则立足于企业的财务健康和净值变化及其导致的外部融资溢价。总的来说，从金融市场摩擦现实存在出发，持信贷观点的学者认为，货币观点只强调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一方是不对的，作为资产的一方同样会对经济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其作用甚至超过货币。信贷渠道可以理解为一个有关货币、债券和贷款三种资产组合的模型，并且在债券和贷款之间不存在完全替代关系。不对称信息和其他摩擦因素造成了外部筹资的资金成本与内部筹资的机会成本之间的“外部融资溢价”。货币政策不仅影响到一般利率水平，而且还影响到外部融资溢价的大小，外部融资溢价的变化比单独利率变化能更好地解释货币政策效应的强度、时间和构成，银行信贷的可得性在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该理论的缺陷在于信贷渠道局限于传统商业银行，并且主要影响中小企业，对大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金融创新产生了很多替代银行信贷的金融工具，这也导致了信贷渠道的局限。
实际上，不管是标准的货币乘数模型还是货币政策信贷渠道都隐含假定银行资本是外生给定的，通常仅关注银行准备金水平对信贷扩张和货币供给的影响。然而，随着资本监管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实施以及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关于资本充足率约束的货币政策传导效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很多西方国家的货币当局已经放弃法定存款准备金要求，而更关心与监管当局的政策协调。
(二)资本监管的宏观效应之一：银行资本渠道
在巴塞尔协议下，银行信贷渠道的有效性与银行资本充足状况密切相关。因为在监管资本的硬约束下，若没有额外的资本，商业银行将面临信贷扩张的限额。即使银行能够顺利发行无须缴纳存款准备金的负债工具(如可转让存单、回购协议等)，也无法使其信贷增长。
资本监管对银行行为的影响，为其宏观效应奠定了微观基础，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顺周期性问题。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产生了显著影响，表现为“银行资本渠道”(bank capital channel)，即：货币政策工具(如短期利率)一资本缓冲一银行信贷一总支出。(1)利率调整对资本缓冲存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前者是指名义短期利率的变动直接影响了银行的现金流、净利差、盈利水平和资产价值(通过影响贴现因子)；后者是指利率变动先是影响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其他实体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进而间接影响银行的资产质量和资本规模。西方学者最早着眼于研究利率变动对银行净利差的效应，后来越来越倾向于研究利率变动对银行整个资产状况的影响。(2)利率调整对资本缓冲和银行资产组合行为的影响还取决于经济金融环境和银行自身的资产负债表特性。(3)利率向上调整和向下调整的效应可能是不同的，即资本监管强化了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4)给定银行的财务状况，银行资本渠道效应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自身对外部融资约束的敏感性。也就是说，相对于中小银行，大银行由于规模优势和信息优势，它们受到的外部融资约束较小，因而银行资本渠道效应就可能较弱。
具体地，这方面的文献最早源于学者们对西方国家1990～1992年经济衰退的解释。由于此次衰退发生恰逢巴塞尔协议的引入，因此Bernanke和Lown很自然地将二者联系起来，即资本监管导致银行信贷紧缩，进而导致经济衰退。随着实证文献的增多，学者们开始从理论层面解释资本监管的宏观效应。在这方面，Blum和Hellwig首先发现，资本监管和银行信贷联系紧密，并且强化了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而Thakor通过扩展信贷配给模型，为资本监管的宏观效应找到了微观基础。循着他们的思路，西方学者应用各种模型和方法研究了巴塞尔协议下银行资本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重要角色，并提出和证实了“银行资本传导渠道”。
首先，我们假定银行资本在短期内外生给定，或银行因筹集成本太高而无法进行资本融资。因此，在静态局部均衡分析范式下，Holmstorm和Tirole道德风险模型表明，银行资本是信贷、利率和实际投资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其本身所固有的顺周期性特征将显著放大经济衰退幅度。Kopecky和VanHoose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