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监管/风险承担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关键词】传导,机制,货币政策,承担,监管,风险,资本,

　监管当局对银行进行资本监管的目的是：当银行面临偿付性危机时，能有足够的资本来缓冲其风险，从而保证银行业的稳定与发展。对此，自Basel Ⅰ公布以来，资本监管能否有效降低银行个体甚至整个银行体系的风险水平，一直是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但现有研究并没有达成一致，主要有五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提高资本要求会提高银行承担风险的激励。这被称为资本监管的“预期收入假说”，即较高的资本持有量会降低银行的预期收入水平，强化银行通过增加高风险资产来弥补损失的动机，所以资本约束是无效的。如Kahane认为，资本监管使得银行的资本成本提高，可能反而会促使它们采用进入高风险和高收益行业的方法来抵消其成本的增加，从而给整个银行的运行带来更大的风险。在Besanko和Kanatas的模型中，资本监管的引入迫使银行进行外源性的股权融资，外部股东侵占了内部股东的利益，这将降低委托监控的激励，银行的资产风险上升而市场价值下降。监管者可能一定程度上填补委托监控的缺失，但较高的信息成本可能使其最终放弃。Blum也认为，对于追求银行资本期权价值最大化的银行，资本监管将带来双重效应：第一阶段趋紧的资本状况将约束银行的冒险行为，但第二阶段的资本约束反而鼓励了银行承担风险。强制资本监管的引入有可能破坏银行自身原有的激励机制。Estrel-1a构建了三阶段动态模型分析新资本协议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第一阶段，银行必须满足监管层的最低资本要求；第二阶段，仅仅达标的银行还需进行负债融资以进行风险资产扩张，此时面临市场纪律约束；第三阶段，银行必须接受监管层的监督检查。他分析后认为，资本监管对于那些资本富裕银行是有效的，但资本不足的银行反而会铤而走险。

　　第二种观点认为，较高的资本要求会降低银行承担风险的激励。这被称为资本监管的“在险资本假说”，即银行资本金比例的提高会降低存款保险期权的价值，迫使银行在危机发生时以自有资本承担损失，因此降低了银行增加资产风险水平的激励。Furlong和Keeley首次将存款保险的期权价值纳入银行的目标函数，对于追求价值最大化的银行来说，不会采取增加风险资产的办法来应对资本充足率要求，原因是存款保险的边际费用会随着银行杠杠比率的降低而递减，从而资本监管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激励。Boot和Marine(2006)认为资本监管的引入降低了存款保险隐性补贴，激励所有银行将自身风险内部化。好银行将增加监控投资来降低资产风险，坏银行则是收缩信贷，前者的市场份额增加。长期来看，强化资本监管有利于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定。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以风险为基础的资本监管能够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激励。Rochet表示，只有当风险权重能够恰当确定时，巴塞尔资本监管能够降低单个银行的资产组合风险以及银行业的整体风险。Hellmann等在道德风险的动态模型中，认为自由化导致的竞争不利于银行的审慎经营。资本监管的引入，抑制了股东的道德风险，但同时也弱化了银行的特许权价值而诱使其投机冒险。Repullo和Suarez则认为，资本监管能够更有效地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激励，实现审慎性均衡，并且这种有效性在引入市场纪律后更加显著。Decamps等将Basel Ⅱ下三大支柱的相互作用引入连续时间金融模型，研究发现：最低资本要求能够很好地克服道德风险，市场纪律一定程度可以作为第一支柱的替代，允许实施稍低的资本要求。Kopecky和VanHoose认为资本监管的引入改变了银行的成本收益结构，一方面降低了信贷供给量和提高了贷款利率，同时也导致实施委托监控的银行的均衡市场份额下降了，因此总体信贷质量是否恶化则取决于两者的净效应。Blum认为在Basel Ⅱ下，处于信息劣势的监管者事前甄别和事后惩罚能力有限，而处于信息优势的银行可能过度冒险并且隐藏信息，因此可以考虑引入同样基于风险的动态杠杆比例以增强BaselⅡ的有效性。

　　第四种观点认为，银行的资本约束和风险承担动机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一定程度上呈现出“U”型。Calem和Rob构建了一个无限期的均值一方差模型，动态来看，银行风险承担与资本监管呈现“U”型关系。随着资本的增加，银行开始时降低自己的风险承担程度；但随着资本的继续增加(超过理论上的最优资本比例)，银行开始越来越进入风险更大的领域。也就是说，资本严重不足的银行和资本充裕的银行相对于资本中等充足的银行来说都更有动机去进入高风险的行业，尽管两者的动机有明显差异。前者进入高风险领域是道德风险所致，即资本严重不足的银行认为可以很容易地把过度承担的风险通过破产转嫁给其他债权人(如存款人和保险公司)，而当这种冒险投资成功时可以享受高额的收益，也即“风险外在化，收益内在化”。相反，后者进入高风险领域是因为它们本身破产风险小，高收益的投资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此外，外部的官方监管允许资本充裕银行从事高风险业务，而限制资本不足银行的业务范围，因此其结果可能导致银行风险承担与资本监管的“U”型关系。

过在传统的存款乘数模型中植入资本约束，分别研究了无资本约束、资本松约束和资本紧约束这三种情形下银行的最优化行为，并讨论了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他们证明了在银行资本无法调整的情况下，资本监管强化了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效应。然而，静态局部模型的最大不足是假定银行资本外生，并且没有考虑其他代理人(如企业、家庭和货币当局等)的行为影响。为此，Kopecky、VanHoose和Tanaka都通过引入资本约束将传统的IS－LM模型分别加以拓展，在静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研究了资本监管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影响。类似地，Seater也是在传统的IS—LM模型下分析了银行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协调问题。他认为最优的银行监管政策必须随经济形势而动态调整，应该成立一个组织机构来协调监管者和货币当局的行为。

　　其次，长期来看，银行可以进行资本调整。在动态的局部均衡分析中，Chami和Cosimano即C－C模型构建了不完全信贷市场和存在资本监管条件(Basel Ⅰ)下银行价值最大化模型，他们证明了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不仅会通过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负债表渠道影响到商业银行的贷款供给能力和利润以及银行的市场价值(即金融加速器机制)，而且还会影响银行资本的期权价值进而影响信贷投放量，即所谓的“银行资本传导渠道”。该模型的最大不足在于没有考虑信贷风险，也没有考虑风险权重的逆周期性。为此，Zicchinot在新巴塞尔协议(BaselⅡ)视角下拓展了C－C模型，将贷款的可能性损失和风险权重与宏观变量相联系，进而证明了银行资本的顺周期性更强。Van den Heuvel架构了另外一种在不完全竞争条件和资本约束条件下求银行价值最大化的动态模型，模型证实了银行资本渠道存在性，并且这种传导渠道的有效性还取决于银行部门资本金的分配结构，即较资本金充足的商业银行，资本金比率低的商业银行对利率政策的冲击将出现延迟且扩大的反应。而在更复杂情形下，Bolton和Frcixas分别构建了基于家庭、企业、银行和货币当局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他们认为在新巴塞尔协议下，银行资本渠道更加显著，也就是银行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更强。

　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学术界基本达成的共识是：不管是出于市场自身需要还是监管当局的法定要求，银行资本约束的引入，都事实上为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植入了某种放大机制。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放大机制，也即强化了银行资本的顺周期性。在新的监管制度环境下，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资本渠道将更加显著。然而，这里的分析仅限于研究资本监管的门限效应，而没有将它视为一个整体来分析框架效应，也即资本监管如何通过影响银行对风险的感知和定价，进而影响银行行为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即所谓的风险承担渠道(risk-taking channel)。

　　(三)资本监管的宏观效应之二：风险承担渠道

　　随着BaselⅡ的逐步实施，金融机构的风险度量和风险态度的宏观效应问题及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既有的金融和经济领域的理论研究都忽视了这一点。首先，关于风险的度量和定价一直是金融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但关于系统性风险的度量问题仍然方兴未艾。而风险定价则通常采用“元套利框架”，忽视了现实的金融摩擦问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金融市场摩擦因素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再加上资本监管的外部约束，货币政策的调整将直接影响到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财务健康和风险承担行为，继而作用于信贷供给意愿和水平，再影响到整体经济波动，即：货币政策工具(如短期利率)一风险承担一银行信贷一总支出。事实上，Disyatat认为这种风险承担渠道不仅适用于传统商业银行，也适用于影子银行体系。此外，金融机构越是依赖于市场融资，新渠道效果反而越明显。这两个“意外”结果是对银行信贷渠道诟病的最好回应。

　　关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机理，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风险定价模型效应。低利率通过定价模型影响银行的收入现金流、市场估值和风险度量。Danielsson等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资产价格和企业抵押品净值抬升，持续的繁荣降低了市场波动率，银行将调低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和风险权重，由此释放出的经济资本弱化银行的风险资本约束，使其风险偏好水平上升。不同于传统的金融加速器机制，Borio和Zhu强调银行部门的风险承担行为对经济波动的放大效应。二是逐利锦标赛效应(search for yield effect)。长期低利率环境下，传统金融工具的收益率是有限的。Rajah指出激烈的市场竞争给银行管理带来巨大的业绩压力，为了追求持续的高增长，银行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市场的逐利锦标赛中，风险承担行为陡然增加。三是思维定势效应(habit formation effect)。充裕流动性下的繁荣景象，一方面使得银行的经营管理者产生了某种思维定势和乐观情绪，认为市场会一直繁荣，反应在定价模型中，风险溢酬将下调，即内生性地降低风险规避水平；另一方面，市场繁荣也刺激消费者进行乐观大胆的支出，棘轮效应导致市场参与者的风险偏好趋于上升。四是中央银行沟通反馈效应。Altunbas等认为强化信息披露和与金融市场的沟通是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大趋势，但也存在某些不利因素。面对经济衰退，中央银行明确地表示要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抵御经济下行风险，这相当于给银行体系提供了隐性保险，可能带来道德风险问题，政策的透明性有可能鼓励银行更多的冒险行为。对此，Diamond和Rajan提出，经济年景好的时候，货币政策应比通常情况时更加趋紧，以消除银行过度承担流动性风险的激励。Farshi和Tirole甚至认为政策制定者应本着前瞻性原则，使用动态不一致的货币政策，增强利率对宏观变量的敏感性，而不必拘泥于通胀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