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结构分析

　　(三)部门内存在“道德风险”
    监管“俘获说”认为，监管措施在实行之初可能还是有效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被监管者变得对立法和行政的程序极其熟悉时，情况开始变化，监管机构会逐渐被它所监管的行业控制和主导，被后者利用来给自己谋求更高的收人。金融业是个高回报率的行业，资本的逐利性，使得拥有特许经营权的监管者，特别是一些监管高层容易与相关金融机构形成庞大的利益链条，2008年6月证监会前副主席“王益事件”以及受“王益事件”连带出来的“肖时庆”案、“涌金系”案就是例证，这严重削弱了防"i周的效果。
　　(四)部门的行政色彩过于浓重
    在进行监管协调时，协调的主体过于单一，都是政府性公共监管部门，协调的行政色彩过于浓重，私人监管部门，如独立资信评级机构，新闻媒体等没有参与其中。参与协调的主体过于单一使得协调的内容过于狭隘，协调的信息不充分也不全面，隐藏的问题不能及时发现，降低了协调措施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三、措施建议
    由于公共监管存在问题，本文认为进行金融监管协调应充分发挥私人监管机构，如独立的评级机构，体等的作用，将公共监管与私人监管相结合，建立公一私复合监管的组织结构。
    1、要放宽独立评级机构参与监管评级的限制，鼓励其参与金融监管协调。信用评级应该是个包括多个角度评价的体系，不同的评级机构评定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从各自的角度对金融机构做出评价也不一样，这样才能够促成对金融机构全方位认识。针对我国独立评级机构的现状，本文认为一是要进一步为资信评级机构的发展创造条件，放宽商业评级机构的市场准人限制，打破“玻璃门”和“弹簧门”，或者适当引进境外著名评级机构进行参股，提高我国资信评级机构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二是保证资信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完全按市场来运营。
    2、要重视网络媒体的监督作用，可以赋予这些社会中介机构直接向相关监管部门呈送意见的权利，并为其开设呈送意见的专门渠道，以便保障社会监督不受政治因素的左右和干扰。
    3、完善现有的联席会议安排。一是要扩大联席会议制度的参与主体，可以建立既包括公共监管部门，如“一行三会”，又包括私人监管部门，如独立评级机构，媒体等的广泛联席会议制度。二是要增强联席会议制度的权威性，以立法的形式赋予联席会议制度法律地位，联席达成的安排法规化，以便具有硬性约束力。
    4、发挥金融协会的作用。各金融机构通过统一的金融协会进行自律，行同行监督，建议协会负责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电子信息网络系统，利用该系统进行信息采集，处理分析并与各监管主体的监管系统实现联结共享信息。这样有助于中央银行及各监管机构全面掌握金融市场情况，及时调整监管的重点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