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通书的流行与风水术的民俗化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5
陈进国，1970年生，学博士，中国社会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站博士后。
主题词：通书 风水 连续性 民俗化
一
先秦时期，由于同属“究天人之际”之学，堪舆术同选择术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堪舆、选择也一直是“官学”的一部分，用以占卜时日吉凶和决定举事宜忌。可以说，重视趋避宜忌的堪舆与择日传统一直在影响着中国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
较早的仪礼典籍《周礼》曾记载了“春官宗伯”、“地官司徒”、“夏官司马”等官员的职责，他们的活动其实都与堪舆、历算事有一定的关联。按《左传.桓公十七年》记载，“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日御即后来从事堪舆与选择的日者。汉以来的帝国统治者以事关国是(如国祭祀及丧娶事)为由，更是特别重视堪舆、选择活动。如《史记.日者列传第六十七》载汉武帝聚会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问事。《汉书.数术略》曰：“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后汉书》卷二五载东汉日官主“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唐敦煌文书亦将“阴阳人”(堪舆、选择家)与官员职名并列。[2]宋朝设有“司天监”，将一些风水名家纳入其中(如杨惟德、吴景鸾等风水名家都曾被授司天监监正)，担负相度风水、相阴阳、定方向、诹吉兴工等事。元朝更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在各路衙设“阴阳学”，“括天下阴阳户口，仍立各路教官，有精于艺者，岁贡各一人”，“果有异能，则于司天台内许令近侍”。[3]明清两朝除继设地方阴阳学以掌管“阴阳人”外，中央的“钦天监”各科(如清有漏刻科、时宪科和天文科)亦集中各地阴阳、选择才隽，以逢国有内外宫室营建、师旅、冠婚择日、郊祀候时、陵寝择地时备用。
由于历日安排向来被统治者视为象征着正统的权威，乃治理大一统帝国所不可或缺（所谓的“奉正朔”，天命所授），故历朝的司职堪舆或选择的官员，一般都主导着历书(皇历、官历)的编撰权。据黄一农先生研究，为了适应民间社会择日的需求，唐朝政府已开始雕印官颁历日(皇历或黄历)，并附上行事宜忌等内容。宋元以来的政府皆曾颁布律例，以处罚私造、盗印或贩卖历日者。但唐宋以来，民间因利私印官历，屡禁不止。直至清乾隆十六年(1751)，政府才同意民间翻刻宪书，嘉庆二十一年(1816)始奉旨废除禁例。[4]
对于普遍百姓而言，历日的宜忌吉凶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但官历的内容毕竟较为简略，不能兼顾各地的风俗习惯，根本无法满足民间社会的实际需要。从出土看，战国秦汉时期，中国民间已有流行“日者”所造的《日书》，以历法配合禁忌，供人选择时趋吉避凶。《日书》亦多堪舆术的内容，如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有建除、土忌，乙种有门忌、月忌(室忌)、四时啻等禁忌，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有室忌、门忌、土日(土事或土功)及宇池方位的吉凶等。[5]
随着择日术的发展，至迟在元代，以“通书”为名的选择术书籍已广为印售，基本可分为“理论型”和“实用型”两大类，前者和阐发堪舆、选择的理论知识，较为高深，非一般百姓所能懂，时效性较长；后者具体说明各年度从事各事项的时日吉凶，较为浅显，故流传也最广，时效一般只有一年。实用型通书的编造，一般要以理论型通书为基础。[6]乾嘉以降，由于编纂通书不再有违法之虞，许多选择家更是纷纷树帜出版以己名或堂号为标志的实用型通书。事实上，通书与皇历并无本质性的区别，“通书”基本是“发明皇历之隐微”，只是形式上更加的民间化和通俗化罢了，所谓“皇历，经也；通书，传也。传以疏经，非任意妄作，徒新耳目也”是也。[7]当然，因时代的变迁和语境的转换，无论是皇历还是民间通书，在术语和用法上都跟《日书》有所差异，却基本继承了出土《日书》的“驱避宜忌”事项。可以说，“通书”只是先秦“日书”传统的近世变体罢。
同古代《日书》相比较，近世以来的皇历及民间通书都收入了更多的风水宜忌内容。清朝皇历《钦定协纪辨方书》属理论型的历书，乃针对民间通书的“讹袭谬见”修订的，就相当重视风水术的利用。如卷三十三《利用一》，就录有“选择要论”、“杨筠松造命歌”、“疑龙经”、“论造葬”、“论补龙”、“论扶山”、“论立向”“论相主”、“论开山立向与修山修向不同”、“论修方”、“论修方兼册向及中宫”、“论用盘针”、“罗经图”、“定方隅法”等条目。至于民间流行的各类实用型通书，为了适应识字不多的基层民众需要，更是将跟选择相关的风水知识写得较为通俗易懂。因此，实用型通书其实是基层民众获取风水常识的重要平台。由于年度实用型通书发行量甚大，且基础内容变异不大，对于民间社会崇信风水的风气，多具推波助澜之功效。在风水术走向民俗化的历程中，我们无疑不能忽视通书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众所周知，秦汉以降一直有北方汉民迁徙进入闽中，北方的选择宜忌传统自然也跟着传入。特别是在宋元之后，择日作为蔚为贵盛的风水理气派的组成部分之一，也获得了有效的市场空间，明清尤盛。例如，宋元时福建建阳一直是的刻书中心之一，其书肆之长，刻书数量之多，可谓独冠全国。入明以后，随着东南地区商品的发展，建阳刻书业也呈兴隆之势。建阳各书肆堂号曾刊刻了大量的选择书籍，如
《新编历法大旨阴阳理气大成通书》(余泗泉萃庆堂万历二十九年刻)、
《新刊理气详辨纂要三台便览通书正宗》(余象斗双峰堂万历年间刻)、
《五刻理气纂要详辨三台便览通书正宗》(余仰止崇祯十年刻)、
《新刊玉函全奇五气朝元斗首合节三台通书正宗》(余仰止崇祯十年刻)、
《新镌皇明司台历法立福通书》(明熊秉宸种德堂刻)、
《钦天监明传秘指日用通书》(明叶贵山近山堂刻)、
《新锲全补发微历正通书大全乾集》(陈国旺积善堂崇祯年间刻)。[8]
由于地利的关系，明嘉靖年间建阳县儒学尊经阁所藏四百多部藏书中，与选择术相关的就有《魁本百中经》、《关煞百中经》、《万年一览》、《大百中经》、《台司妙纂》、《通书大全》、《历府通书》、《克择便览》等，[9]足见择日也深受当时“官学”的重视。
而入清以来，连城四堡书坊刻书业亦得到快速发展，曾刊刻了不少东南地区市场需求量较大的择日用书。如马屋一带曾大量刊刻《永宁通书》、《永吉通书》、《协记通书》等，大批营销商将这些通书销往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四川、山东、云南等地。[10]这种情况亦可从清雍正元年(1723)科臣黑硕色的奏请申禁事见出端倪：“江南、浙、闽等省民间所用历日，多系无印私历及通书等。今薄海内外莫不遵奉正朔，岂宜令私历公行，请将各省私历徧行严禁，令布政司将用印官历交与贸易人发卖，则民间俱有官历看，通书、私历自废。”[11]《温陵脞牍》也提到清代泉州择日之风盛：“凡建筑、婚丧、修舍、醮神、作醮、拜忏，均命克择家择日，初生小儿剃发亦必择日行之。”[12]
毫不夸张地说，明清以来民间社会崇信风水之风日炽，与通书的普及不无关系。
二
笔者尝试以在东南地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泉州继成堂洪潮和通书(已有二百余年历史，被称为择日南派)为例，以期管窥通书的流传与近世风水信仰民俗化的密切关系。
清代以降，“术数之家，更相推衍，吉凶祸福，不无矛盾。而一二克择者流，又泥无稽之神煞，愚庸众之听闻，宜忌混淆，是非倒置。星学之道，愈晦而不彰矣”，故乾隆年间官方“采西洋新法，著《协纪辨方》暨《数理精蕴》诸编，集古今之大成”，[13]试图破尽世俗术家选择附会不经拘忌鲜当之说，使阅览者咸得晓然于趋吉避凶之道。虽然《钦定协纪辨方书》等皇历一直为后世选择堪舆家奉为圭臬，“然其书颁行虽久，或则闻之而弗及见，或则习焉而不能察，无怪乎克择之家，互相抵牾，迄无定论也”，[14]因此，福建民间各种通书其实大行其道。洪氏的继成堂通书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家。
关于洪潮和其人其书，同治《重纂福建通志》载：“洪潮和，字符池，精通星学，著通书，滨海数十郡及外洋无不购之。子彬海，能习父业。”[15]洪氏姻亲吴焕彩《<继成堂趋避通书>序》则称：“元池洪先生，世以堪舆克择著名。购书京师，考订粤南，乙卯(按：乾隆六十年)下廉温陵，与余时相考证。观其所造通书，原原本本，一遵《协纪辨方》、《数理精蕴》，与宪书无不吻合。洵趋避之津梁，而吉凶之著鉴也。”[16]吴氏之序作于嘉庆丙辰年(1796)端午月，故洪氏很可能是在同年开始编撰《趋避通书》的，随后在泉州发行。[17]
从现存的洪氏通书记载来看，嘉庆至道光年间，长房洪彬海(学海)和二房洪彬成、三房洪彬淮都继承父业，主要在泉州集贤铺海清亭开张继成堂择日馆，选造日用通书。据笔者访谈所知，二房曾回同安祖家置业，其后裔亦有回泉城择日为生者，但并未成气候。泉州继成堂基本是由长房(洪潮和——洪彬海——洪正中——洪堂麟——洪应奎——洪翥鹍、洪再畴、洪焜耀、洪鹍腾、洪翥罴、洪翥鸑、洪翥鹤)和三房(洪潮和——洪彬淮——洪正信——洪堂燕——洪銮声——洪永言——洪集熙)主持。民国年间，长房和三房因利益关系发生矛盾，[18]洪应奎及其数子在民国15年后就迁至泉州金鱼巷开业。洪应奎之长子洪翥鹍后来又迁至厦门中山公园西路钟楼边嘉禾药房内开业。在民国38年前，长房和三房皆声称代表洪潮和继成堂择日正派。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择日业被视作“封建迷信”，泉州洪氏长房及三房后裔基本荒芜了祖传术业，亦很少以此谋生。今泉州城内继承洪氏长房通书业较有名者，则是洪氏来孙洪英林所授生李丰成(宁德人)，编有《李丰成大通书》刊行于市，并已自觉地借助科技手段来推销自己的“文化产业”(如通过)。[19]
自继成堂择日馆开张后，其发售的通书、春牛图在福建民间社会的影响日渐扩大，以致发行不久就有窥利盗版者。如笔者所见民国初年度三房继成堂通书残本，[20]就录有一则道光七年(1827)六月晋江县发布的示禁文，谓“嘉庆十年十一年间，被刻匠施雕串漳州城内聚文楼等书店假冒翻刻……混造发往各处散卖，累害不休”，至道光六年(1826)，又“萌故智，串谋漳州城内文林号书店翻刻通书。其书皮及每帙中线刊列刻‘继成堂洪潮和长□□□□造’假冒字号，发往各处销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洪氏通书在泉州、漳州、台湾都有较强势的市场需求。民国4年12月，晋江县知事应长房洪应奎之要求示谕民众，谓洪应奎所造历书与奉颁官历推算相符，“流传至今二百余年，所有推造民间日用历书分秒必究，未尝丝毫坊舛错”，而民间其它通书有关民国乙卯年月建推算有误，要“各界各宜慎用，切勿误会”。[21]洪应奎亦自称：“本馆历来推算月份节气未尝舛错，政府在案与保护之告示盈箱满箧。因限于篇幅，不及备载，兹检出乙卯年十二月告示列于卷首，俾知本馆历书是有根据之著作物也。”[22]民国15年，晋江县知事也应三房洪銮声、洪永言之请出布告，称三房发行的通书及春牛图推算与宪书吻合，倘有“奸徒无耻假冒翻印鱼目混珠希图渔利”，定当严究不贷。[23]这些足见洪氏各房通书获得官方与民间的双重认可，具有较大的权威性。而在洪潮和祖籍地同安，至今老百姓甚至还将洪氏通书当成是避邪去煞的圣物。如马巷洪厝及临近乡村建厝举行上梁、点梁、安屋仪式时，必备之物包括通书一本。[24]
据民国初年继成堂三房刊发的函授招生广告称：该馆开馆后薪火相传已有七代，“雅慕虚名来馆参学，接踵而至”，[25]此并非虚言。这些早年来馆参学有成者，大都被列入“参校门人”当中。[26]在宣统二年(1910)之前，由于及邮电业不甚发达，该馆主要以面授的形式传授选择和堪舆知识，但每年的参学人数并不固定。有鉴于“外地诸君或因路途窎远，或以山水迨遥，川资旅费虚耗不少，兼之伙食住宿诸多不便”等因素，继成堂于宣统二年始设函授科。民国初年三房的广告曰：该年度欲招收函授生20名，学制一年，学费每月捌圆。另招面授科10名，半年毕业，学费一百六十元。速成科10名，四个月毕业，学费二百元。[27]而长房洪应奎和洪翥鹍所设择日馆，更设有太乙遁甲函授科和普通择日科，年限一年，“完全毕业后，除给予毕业证书外，加给‘国粹士’此荣誉称号”。[28]按继成堂定例，该堂毕业生员可随地开设日馆，并将尊名逐年列在该堂年度通书页内。继成堂堪称是闽南民间择日师及堪舆师的速成培训基地。其参校门人则是闽台民间社会风水术的实践者和传播者。
关于洪氏通书在东南一带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从现存一些版本的“参校门人”列表中略知一二。如嘉庆二十一年度（1816）通书所隶参校门人62位，其中57人籍属福建，泉州府24人，兴化府24人，永春州4人，福州府4人，延平府1人，浙江温州府4人，鹿港1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房参校门人累计达229位(嘉庆二十一年参校门人名单几乎全部收入)，浙江增为7位，台湾地区增至21位，漳州府出现5位。[29]民国19年度三房通书的参校门人累计达398人，其中台湾累计列入的达142人，浙江有14人，余为福建各地人。而长房洪应奎迁至金鱼巷开业后，起初改自家通书累计门人的惯例，声明“本馆门人最多，篇幅不敷排列，故将远代与无新式证书者，概行删去。若要登载尊名，须向本馆注册给证，方可照例登载。即请注意为荷”。[30]如长房民国16年度通书所录的“传授普通门人”共30人，其中福建14人，台湾13人，浙江绍兴2人，南洋1人。长房民国17年度通书所录门人新增19人(亦列入民国16年度的30人)，其中台湾新增7人。民国27年度厦门长房来孙洪煮鹍的参校门人累计达198人(包括民国17年度泉州长房通书中的49人)，其中台湾属泉厦长房门下的达57人，福建各地占一半多，浙江有近20位，广东、上海、江苏、江西、南洋等地亦零星。经过二百多年的，继成堂的参校门人及其弟子在东南各省及东南亚等地自立了许多门户，影响甚为深远。
在福建各县的民间书摊上，至今常能看到印有洪潮和通书字样的小册子，大抵属洪氏派下的各类参校门人所作。如今分别在浙江苍南和福建闽东福鼎设星华堂的董珍辉，自称是“洪潮和亲传洪观清门人白益三、赵遇卿同授”，属“洪潮和长房派”(洪观清系洪应奎的门人)。其所编的年度通书——《阴阳日表趋避通书》，在闽东及浙南一带具有一定的销售量。该通书的基础内容，基本袭自早期的继成堂通书。[31]乾嘉以降，大批泉州人移居台湾，泉台交流密切，来继成堂祖馆参学的台湾人氏也较多。日据时期，日本当局为了使台湾文化“脱化”，曾禁止大陆的各类通书入台。然而在继成堂祖馆(包括长房和三房)及各门人分馆的推动下，单是祖馆通书在台发行量就相当大，据说最全盛期可达十万册，而祖馆也一直有“专售台湾”的版本。[32]各分馆自行编著的发售量更为可观。据黄一农考察，当今台湾出版的通书有三分之二源自继成堂各房派。[33]洪氏前辈也多次到台湾传授历法。台湾富有民族情感的汉人，更是将通书当作是维护传统汉文化的利器，如鹿港诗人林朝松在民国初年写的咏《旧日历》诗中，就有“留与子孙知汉腊”之句。汉腊，指的主要是洪潮和通书。[34]此外，一些源于继成堂的台湾选择家更是常登报作广告以招揽门徒或授书。如《台湾日日新报》日本历大正十三年(1924)九月十日号载：“艋舺益庆堂之择日，夙有声誉。其家学渊源，则自施可斯氏递授至其曾孙施定川氏。定川更潜心研究，又躬造泉州洪潮和派下应登之处，执弟子礼。近已返梓，在龙山寺町重整旧业。艋舺近来青年有志留学于内地渐多，故如日家亦受其刺戟，不肯以故固自步也。”[35]施定川名字就列入民国16年、17年度泉州长房通书的“传授普通门人”名单之中。可以说，清以来闽台基层民众通过继成堂的门人及通书，既接受一些常识性的风水知识，亦加深了对风水观念的理解与认同。
三
二百年来，泉州继成堂在面授或函授学员时，已逐渐形成较完整的教学计划，并编写了较完善的教材体系。如民国初年三房的函授招生广告就曰：“本堂以孔圣天隐之宗旨普及同人，不出户庭可及完满之学业，一年立可成功。逐期均有讲义可根据，兼载有嫁娶六十女逐女列便吉凶、总局造葬廿四山各山列便吉凶总目，学者阅之，一目了然。为人择吉，既免纷繁之苦，复无差错之虞。别项书册皆免买，关系教案尤得质问自由。”而讲授的内容，主要是“教科嫁娶六孔并裁衣合帐、安床冠笄，以及周书合卦各卦各爻六神六亲起例、并吉凶生旺补助法，均详明并排便在内；作灶并灶卦竖造、伐木剪料、避宅出火、动土平基、起基定磉、竖柱上梁、安门放水、安碫合脊、入宅进火等，均一一详明在内。安葬、开生坟、添葬、修坟、合寿木、祈福设醮、斋醮功课、造桥造船、上官赴任、开光塑绘，并三俦四课七层斗首演禽诸秘诀。”这些内容，可谓涉及民间的事生和事死活动的方方面面。
民国初期，三房洪銮声和洪永言已依照初级学员的进学程度，编写出一本选择教材——《克择讲义》共12期。[36]而长房洪应奎和洪翥鹍所编的初级教材《日学讲义》12期，主要以嫁娶为主，但也涉及竖造、安葬要用廿四山总论、开生坟、入宅等内容。[37]在学完初级讲义后，高级的学员还要授学洪氏祖传的一些秘籍，如《洪氏锦囊》、《克择南针》、《廿四山会解正宗》、《地理铨真》、《洪氏六十女命稼嫁娶大全》等。如洪应奎所授《克择南针会集全书》，对于盖屋泥饰、造门修门、造大厢作灶、移徙入宅、修方、造神庙寺观等也有当深入的论述。特别是《廿四山会解正宗》，与堪舆术关系最密切。如所述“选择指要”，系从阴阳五行理论出发，阐述了如何判断龙气旺盛的问题：[38]
选择之法，将正五行推详，取龙旺有气，又须山向大利、岁君、贵人、禄马、拱山拱向、从月令收之。春则东方木旺，夏则南方火旺，秋则西方金旺，冬则北方水旺，此谓龙旺。倘龙气不旺，须接将来生气。退所谓相也，春则火为相，夏则金为相，秋则水为相，冬则木为相。所谓将来生气也，必合旺相方是龙旺。至于土旺，则四季十八日后即休囚。夫木则夏秋无气，火则秋冬无气，金则春冬无气，水则春夏无气。即有吉地，所乘无气必不发，当重补龙法。如亥龙入首，用亥卯未而补龙，用水局补之，余皆如此。古来名师皆用此法。若无气之地，犹人无气脉，安能兴旺。
可以说，该书是择日师及堪舆师选择竖造及安葬课的最实用工具书，书中详录了各个山头吉凶及所宜忌的年月日时，对于闽台民间社会的事生死活动颇有影响力。
《克择讲义》系参照洪氏家族的祖传秘本，以及民间的克择通例等编排而成的，较为通俗易懂，堪称是继成堂三房年度通书的理论大纲。该书虽是三房所编，但其所涉及的克择义理，也是长房通书所认同的。无论是长房还是三房的各版通书，都纳入了彼书的微言大义，向人们反复强调竖造与安葬活动与生者的利害关系，我们且以其所涉及的堪舆内容略作分析，以期更完整把握继成堂在闽台民间社会的堪舆实践之作用。
在各种事生活动中，竖造宅舍(包括宫室、官衙、寺观、神庙、宗祠、仓库、宅舍等，俗称阳宅，即生人所居之所也。)与堪舆术有着密切的关系。继成堂的讲义专门针对竖造项目及竖造过程的选择宜忌作了较细致的分析。如第6期的“竖造宅舍条目”列有：动土平基、兴工折卸、企厂作灶、安鲁班公、架马作梁、安分金石、起基行墙、定磉石日、竖柱扇梁、穿屏归岫、上梁上眷、上子孙椽、盖屋平檐、合眷收规、安梯门楼、入宅归火、安橱作灶、安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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