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分析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制度的改革
摘 要：体制与现实社会的、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史上的第一次体制变革的出现，不仅是当时社会政治制度变化的结果，也是当时社会知识阶层政治地位沦落、经济状况陷入困顿的结果，是知识阶层急于摆脱困境、谋求的结果。
关键词：春秋战国 教育体制 教育垄断 百家争鸣
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教育体制曾发生过三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春秋末年“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随之出现了辉煌的百家争鸣；第二次是北宋时书院的创设，随之出现了深刻理性思维的“宋学”；第三次是清末民初新学制系统的确立，中国教育化的进程由此发端。这三次教育体制的变革所产生的巨大能量以及在中国进程中无法比拟的巨大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怀疑的，因此应视其为三次教育创新。
考察这三次教育创新，不难发现，教育创新总是在旧有的教育体制不能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要求的时期发生，往往与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紧密联系。春秋时期私学的兴起、教育垄断局面的被打破，正是在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崩溃的基础上出现的。
一、先秦时期“士”阶层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渊源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即士，属于贵族阶级的成员，在文化渊源和社会功能上与巫、史、祝、卜之流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有闲的贵族阶级在一定程度上的精神需要。因此，从历史渊源而言，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是贵族阶级的分化；从文化渊源而言，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乃是贵族政治和贵族文化的载体。
许慎《说文解字》有云：“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段玉裁注曰：“凡能事其事者称士。”
从许慎这个经典的解释中可以得出，所谓“士，事也”，所谓“凡能事其事者称士”，都是认为“士”乃是古代社会处理各种具体事务的低级贵族。顾颉刚先生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中，对古代“士”的原始形态作出了详尽的描述：“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谓之‘君子’与‘都君子’者，犹曰‘国士’，所以表示其贵族身份。”[1]
中国古代社会“士”的最初形态，在血统上出身于贵族阶级，在日常生活中带有浓重贵族文化色彩。他们从小就接受贵族社会的良好教育，熟习礼乐，博学多识，在处世中显示了高尚的人格风范。
历史发展到了春秋时代，社会的变化引起士阶层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
春秋时代以前，士阶层居于贵族体系的下层，是社会政治体系的基础。随着血缘宗法体系的破坏，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左传·昭公三年》记载：“叔向曰：‘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这条史料虽然是在春秋后期的公元前539年，但有理由相信，贵族沦落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既然此时已是“公族尽矣”、“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可以推测这个趋势由来已久。
于是，脱离了传统血缘宗法体系、离开隶属的宗法家族的贵族沦落民间，成为无根的“游士”。游士的存在，固然是社会动乱的表现之一，但就士阶层本身而言，从某种程度上说，乃是对血缘宗法制度的摆脱，从此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独立发展的可能性。
首先，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在数量上有了较大的发展。许多贵族地位下降，落泊街头，沦为庶人；而许多庶民，甚至有些奴婢的地位都在各种机遇，尤其是私学的有限发展中上升，如以勇敢赢得军功，用智慧换取官职，或在工商业经济中大显身手等。在这个社会的分化改组过程中，士人阶层迅速形成，类似齐桓公所谓“匹夫有善，得而举之”[2]的政策为原本处于社会下层的民众提供了充分发展的空间，“由于士阶层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士的人数遂不免随之大增”[3]。
其次，士阶层的政治地位逐渐重要，社会影响力逐渐加强。所谓“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4]，所谓“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5]。因此，士人也就拥有了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6]。
再次，士阶层越来越走向知识化。众所周知，中国最早的贵族教育讲究“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礼记·王制》有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并且要求所有贵族子弟必须入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7]，而所学内容，当然就是所谓“六艺”。
春秋末期以来，随着血缘宗法制度的破坏，学在官府的垄断被打破，私学兴起。关于私学兴起的时间尚有待考定，但至少在孔子时，私学已具规模是可以肯定的。并且从孔子回答卫灵公和孔文子的“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8]、“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9]一类的话可以看出，孔子教育的宗旨在于把士引进社会政治领域，所谓“学而优则仕”[10]本身就是士阶层知识化的目标所在，这是当时士对私学趋之若鹜和私学兴起的根本原因。随着文化的传播，私学逐渐注重对文化进行整理和思考。所以有了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之事。[11]在这种情况下，士的知识化便是的结果了。
从根本上说，士的知识化乃是当时政治的需要所造就的必然趋势。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建立于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之上，本身就缺乏可靠的行政系统，因此，最早建立的几个王朝都没有实现对全国的统治。如商代的统治仅仅是一种方国联盟，中央难以实现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即使是周代也只是将宗法制度发展到了极限，却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因此，在血缘宗法政治盛行的周代，其政治权利的重心与君主专制所要求的相反，反而呈现出一种不断下移的趋势。
于是，在政治思想领域，中国古代知识阶层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建立政权、统治国家必须建立相应的统治思想，这样就把知识阶层的知识活动从单一的祭祀占卜发展到现实的政治理论的建设，具体表现为成王时“兴正礼乐”[12]，用礼乐制度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13]。礼乐制度是当时社会精神文明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思想观念领域一枝独秀。其运作方式是将礼乐制度内化为社会成员，主要是上层社会成员的内在观念，并以此来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于是，规范社会观念，约束社会成员思想，这样的千钧重担就落在中国早期知识阶层的肩上，因此，中国早期的“士”在现实政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
二、春秋战国时期教育体制的改革
对于纯粹依靠血缘宗法观念组织起来的早期社会，最大的隐患就是由于血缘关系不可避免地疏远，从而引起宗法体制的松散，甚至崩溃。因此教育每一个贵族成员尊祖敬宗、恪守礼乐制度乃是极为必要的，故曰“学在官府”。
关于诸子之学之起源，据《汉书·艺文志》所言，后世所谓九流十家，本来都是王官之学。《汉书》认为，九流十家本来皆出于官府，血统高贵。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14]由此可见，知识阶层本来就和现实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儒家为例，儒家的最初职责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因而出于“司徒之官”，因此可见其地位之高，即使在春秋时代，孔门弟子也是非同寻常。“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史记》索隐曰：案：子夏为魏文侯师。子贡为齐、鲁聘吴、越，盖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齐为卿。余则未闻也。[15]
可以看出，《汉书·艺文志》所谓王官之学而言，是在强调学术的渊源。诸子之学在春秋战国时代发展到极盛时期，无论其理论深度广度，都堪称中国思想史上的经典。因此，其学术必有渊源，否则，很难想象在春秋战国几百年之内，竟能产生如此高深的学术。
从古代对“师”的解释，可以看出诸子的理论渊源。《说文解字》认为师者，“二千五百人为师，众意也”。“众”可指民众，所以古代军事编制称“师”，由此引申，帅众掌众之官也称为“师”，故“师”又训长，即官长，或称官师。西周金文所见之“师”，既是军政官员之名，又是教育官员之名，这显然是“师”作为帅众之官，同时因为“学在官府”的原因，其有对士兵进行军事教育和政治教化的职责。因此“师”又进而成为有以教育人者之称。
有师则有教。《说文解字》：“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最初表示上级对下级的教导训诫。《尚书·酒诰》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对这种上级对下级的教导训诫有很好的例证：晋文公在十九年流亡之后，回国首先是教育百姓，使其明义、明信、明礼，然后才用兵中原，一战而霸，可见教育的重要性。同样的例子屡见于古籍：“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16]“我有子弟，子产诲之。”[17]
不仅是诸侯国君重视“教”的作用，“教”其实乃是一项古代的政治传统。《周礼》云大司徒之职乃是“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具体内容则非常繁杂，从国家方针大计到世俗生活到农田水利，无不在大司徒所“教”之范围。这种国家对百姓的教化功能，一直延续到后世。
战国以后，血缘宗法制度开始解体，由此引起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旧的精神力量的衰落、社会规范与控制作用的丧失，旧的制度崩溃，而新的制度尚未建立，内部冲突发生，呈现纷乱的状态。其中首要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由此引起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变迁，带来社会流动。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应该是因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双重因素发生作用，改变了传统的垄断教育制度，从而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学术思想繁荣。
据《淮南子·要略训》分析，诸子的产生都是针对社会上混乱，为了革除时弊才出现的。《淮南子》认为，著书立说的目的，在于“纪纲道德，经纬人事”，在于“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而非“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18]从这个意义出发，《淮南子》的作者认为先秦儒、墨、纵横、刑名之学的出现乃是应运而生，是为了解救时弊。不可否认，此说极为有理。
《淮南子·要略》所谓诸子百家出于解救时弊，是在强调学术发展的社会需求。据《晋书·地理志上》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动荡不安，许多诸侯国家朝不保夕，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凡一千八百国，布列于五千里内。……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国，迄获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因此，不仅各国诸侯都在寻找智能之士，以求富国强兵，而且社会上的仁人君子，也在谋求行道术以救世，等而下之，也有欲图游说人主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再加上由于血缘宗法制度的破坏，编户齐民政策的形成，所有人在理论上都是平等的，都有博取功名的可能，所以，随着社会组织的变化，平民从事学问者也越来越多，诸子百家就此兴盛起来，从而导致中国古代教育体制出现了第一次巨大变革。
《论语》曰：“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罄襄入于海。”[19]根据这些史料推断，鲁国大师及有关礼乐方面职官的流落民间当发生在鲁哀公时期前后，已经是春秋战国之交了。但是，礼崩乐坏、学术下移、贵族教育平民化的趋势，应当早就显露端倪。
传统中西周学宫所教习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都是贵族官员实施统治的基本知识技能。射、御具有军事训练性质；礼、乐是维系贵族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与纽带，被孔子认为具有“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20]等重要功能的重大意义，故礼乐修养，也就成了学士必修之主课。
春秋以后，“士”地位沦落，流入民间。贵族宗法制度的衰败，使原来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贵族地位下降，落泊街头，沦为庶人；而许多庶民，甚至有些奴婢的地位都在各种机遇，尤其是私学的有限发展中上升，如以勇敢赢得军功，用智慧换取官职，或在工商业经济中大显身手等。在这个社会的分化改组过程中，形成一个数量庞大、人等复杂的士阶层。“由于士阶层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士的人数遂不免随之大增。”[21]于是社会进入被许倬云称道的“社会升降的变动，极为活泼，蔚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活力的时期”[22]。
可是，世事有利有弊，福祸相连。士人数目的众多，难免鱼目混珠、鱼龙混杂，无形中也促进了士人的平民化。其典型代表就是管仲在齐国的改革。
众所周知，管仲的改革，虽然没有像战国时代的改革一样完全与旧体制决裂，但已经开始了对血缘宗法制度的背叛。比如“叁其国而伍其鄙”就是对血缘族居的改变，而“四民分居”[23]更是不仅体现了对宗法制度的否定，而且在上重新规定了士人的社会地位。由此，士人从“公卿士大夫”之“士”降为“士农工商”之“士”了。
随着春秋战国之际士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学术下移、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士人地位沦落的直接结果就是士人状况的恶化，也间接带来了体制的变化。
战国时期，宗法制度的破坏导致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士人纷纷从贵族阶层衰落到平民阶层，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所谓“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来形容这个变化是极为恰当的。而这种巨大的变化最先给予士人的震惊，就是困顿的经济状况。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24]作为老师对学生的评价，孔子对颜回的这段表扬可谓无以复加，但却无法掩盖颜回一生贫困潦倒的尴尬。即使是孔子本人，经济状况也是非常之差。“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25]在战国时期，如孔子一样的贫士屈指难数、俯拾皆是。有理由相信，今天后人盛赞不已的战国养士之风，表面上是战国时期尊重人才的表现，其实却潜藏着大量贫困游士衣食无靠、不得不托庇权门的尴尬，饿死不食嗟来之食毕竟只是个别，生存乃是人的第一需要。
在《荀子·非十二子》中，荀子以批判和惋惜的心情比较了古今士人的差异：“古之所谓仕士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富贵者也，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羞独富者也。今之所谓仕士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孳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埶之嗜者也。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今之所谓处士者，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伪险秽，而强高言谨悫者也，以不俗为俗，离纵而跂訾者也。”[26]
即使是千载之后的今天，我们也无法否认荀子在发出这段议论时善意的出发点。以他三次出任齐国最高学府祭酒的经历，以他在学术界泰山北斗的地位，作出这番议论是恰如其分、适得其所，但是他似乎不应该想不到士风衰败的原因。
李斯在辞别老师荀子西行入秦的时候，曾经非常感慨地对老师说了一段话，也许可以能够使得荀子原谅那些所谓“败德无行”的士人：“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27]
的确，所谓“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真实道出落魄士人的痛定思痛，联想到李斯所谓“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28]的宏论，就可以理解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出现的经济原因。
于是，依靠自身的学术修养追求政治理想的实现和现实中的功名富贵就成为知识阶层的第一选择。子曰：“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29]这简直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原版。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30]如此低廉的劳动回报，恐怕不能完全解释为热爱教育事业，自觉自愿地为贫困学生尽义务。子曰：“有教无类。”[31]完全打破了接受教育的贵族垄断，排除身份等级、社会地位的限制，将生源范围最大限度地扩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句话不仅造就了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的伟大教育家孔子，也造就了灿烂的百家争鸣，同时完成了古代教育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变革。
注释：
[1]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85页。
[2]《国语?齐语》。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4]《墨子?亲士》。
[5]《论衡?效力篇》。
[6]《墨子?尚贤》。
[7]《礼记?王制》。
[8]《论语?卫灵公》。
[9]《左传?哀公十一年》。
[10]《论语?子张》。
[11]《史记?孔子世家》。
[12]《史记?周本纪》。
[13]《史记?礼书》。
[14]《汉书?艺文志》
[15]《史记?儒林列传》。
[16]《左传?宣公十二年》。
[17]《左传?襄公三十年》。
[18]《淮南子?要略训》。
[19]《论语?微子》。
[20]《礼记?礼运》。
[2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22]许倬云：《东周到秦汉：国家形态的》，《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
[23]《国语?齐语》
[24]《论语?雍也》。
[25]《论语?子罕》。
[26]《荀子?非十二子》。
[27]《史记?李斯列传》。
[28]《史记?李斯列传》。
[29]《论语?卫灵公》。
[30]《论语?述而》。
[31]《论语?卫灵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