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意识在20世纪的变迁与回归——从“五四”到九四的争论谈起（1919-1994）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2
为了证实以上论点，本文将以五四运动作为二十世纪的出发点，而后跨入30年代及建国后的60、80及90年代。按照这些历史线索，有关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报纸、杂志上公开发表的文章，诸如五四、新生活运动的争论，及《中国妇女》杂志上发表的三次争论。借用文字上的资料，作者试图作一个历史比较、分析，并指出社会性别内容的变化是多次借用男性的定义而出现的，在中国二十世纪的长河中，社会性别的男、女定义是不断交换、变化的。
一、社会性别在西方女学主义的提出、意义及问题
社会性别首先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格·如本（Gagle Rubin ）在1976年提出的，这对西方的妇女研究有重大的促进和。其一，社会性别的提出是对生理性别的批判，提出了男（male）女（female）应从社会、文化的背景去理解的问题。其二，社会性别的提出，强调“后天”对“先天”影响，指出社会制度、、价值观对妇女的歧视而造成政治、文化、上的压迫。其三，实现男女平等的道路有待于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制度，创造一个平等的文化。
对于社会性别提出反思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后女学主义者的出现，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过去的问题。首先，后现代女学主义者主张以权力（power ）取代社会性别（gender），因为，权力的概念涉及广泛，包括多种不同的因素，而且超脱了社会性别中的二元论——男女的局限。新词汇对抗（resist）、权力（power ）成为女学理论中的新视角。其二，后现代女权主义的理论模式，批判了社会性别中的二元论（binary opposition ）。强调多元论和不同性，以批判以往的共同性的社会性别，成了后现代女学主义的重要特点之一。
二、对中国传统社会性别意识的挑战：五四及新生活运动（1919-1934）
后现代女学主义的理论模式，要求我们从简单的二元论中解脱出来，而把复杂的社会因素加入对人类的分析中。借用这种思维结构，探讨中国社会性别意识的历史变化，对分析了解中国妇女问题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有许多益处。下面，我将按历史的顺序进行讨论。
首先，我们要弄清什么是传统社会性别意识。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文化从秦汉到明清经过不少变化，连同孔孟之道也是经过历代学者的修改和补充。为了简单起便，这里，我以明清为界线，以便与五四运动的内容有更直接的联系。根据中美历史学家的论点，17世纪的中国在明清的孔孟之道统治下，扩大了原有的封建伦理，明确地规范了男女不同、内外之别及家事国家之别。正因如此，妇女受压迫的程度，到达了历史上的高潮（ko：1992，1994；Ropp 1990；Tu1990）。
在明清封建伦理的说教下，社会性别意识明确规定的男主外、女主内不仅成为男女之间的界限，也把男性作为以社会为主的人，女人作为以家庭为主的人。贤妻良母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社会性别——女性在中国社会的地位。
在以反封建反传统面貌出现的五四运动，“男女公开社交”的口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明清孔家店的挑战，对其后的二十世纪中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对于五四青年来说，男女公开社交不仅要打破传统社会性别意识所区别的男、女之分；而且要鼓励女性象男子一样要有受的权力，在社会上参加工作、活动的权力。在这种意义下，贤妻良母这一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意识也第一次受到抨击。
受马列主义的影响，毛泽东、李大钊等人认为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封建社会性别对女人的规范——以家为主而造成经济上、政治上的不独立性：这种文化造成了妇女的依靠性。因此，走出家门进入社会，成了妇女唯一的解放道路。这种社会性别所含男女的意识，实际上存在着几种抽象的含义：它批判了传统社会性别意识对妇女的束缚，要求社会改变对女性的限制，提出女性要像男子一样参加社会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男女都一样”的意识已开始形成。
五四运动后，中国妇女，特别是上层社会妇女已有很大不同。接受教育使一代知识女性形成，使女性加入由子男子统治的职业（全国妇联1989；croll 1978；Lang 1946；Stacey1983），这些30年代的变化使不少上层男女，包括女权主义者开始对社会性别对女性要求的变化提出了疑问。当时在长沙女子学校任校长的曹保孙（曾国藩之孙女）就在报界提出：是否参加社会职业就能使中国女性成为新人？中国妇女能否在保持传统的贤妻良母基础上接受西方意识成为职业妇女（croll 1978）？换句话说，女人如何像男人一样走向社会，同时兼任贤妻良母成为重要课题。
蒋介石在1934-1935年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回答了这一问题。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在于重建孔孟的道德和伦理及维持社会治安，重估社会对女性的意识也成为运动中一个重要部分。参加讨论妇女问题的知识分子，来自不同的党派，有代表国民党的保守派，有民主开明人士，也有来自共产党的左派。《妇女生活》、《女子月刊》、《女声》等杂志成了争论的重要阵地。
代表保守派的观点，家林语堂认为，近年来为妇女开办教育提高她们的文化知识，已对社会性别意识有极大的改变。但是他本人认为，对女人来说，做一个好汤要比写一首好诗更重要，女人的拿手作品应是生养胖孩子（croll 1978：126）。
代表民主开明人士及共产党左派的知识分子郭沫若、沈兹九、罗琼等对保守言论立即反攻。重新探讨萧伯纳的《华伦夫人之职业》中的薇薇及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声音。正如沈兹九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中国的娜拉们不能回家，她们不能重新作为家庭的奴隶（申报副刊《妇女园地》62期，1935年4月28日）。
从对娜拉的讨论到五·四“男女公开社交”的口号，至少在知识分子中间，与女性意识相关的社会性别已有了很大改变。五四时期的性别观念强调打破男、女之间的界限，女性参加到由男子主导的社会活动中；而30年代的性别意识，则是通过娜拉的形象来强调走出家门寻求独立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提倡，不仅再次向传统性别意识提出意义深刻的挑战，同时，也为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性别意识打下了基础。
三、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时代（1963-1994）
30年代进步知识分子的观点——社会应允许女性走向社会参加工作，继续到毛泽东时代。但是，毛时代的社会性别意识没有直接强调娜拉的独立自主的精神，50-60年代的社会主义性别意识重点在于：女性参加工作，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作为社会成员，妇女有义务为祖国做出贡献成为区别于30年代的性别意识。下面，我将对《妇女》杂志上发表的三次讨论：“女人活着为什么”（1963-1964），“女人的出路”（1988-1987）及对“吃青春饭”（1994）中的看法进行分析。
发动广大家庭妇女走向社会参加工作起于58年的大跃进，同时，妇女的双重劳动——工作和家务的矛盾也开始成为新的妇女问题。1963年由全国妇联主持的“女人活着为什么”的讨论，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妇女双重负担，而且，也向社会提出了什么是女人？她们的生活目的是什么等问题。
两篇带有社会主义性别意识的文章发表在《中国妇女》第四期：一篇题为《革命妇女的人生观》，另一篇为《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打响了讨论的第一炮。与之相反，有些参加讨论的人仍用当年林语堂的观点，反对以社会工作为荣的观点。笔名为张建的文章写道：女人之所以是女人，因为她们是他人的妻子母亲。如果她们做好称为女人的事，这比提高思想觉悟、掌握知识都重要（1963年第2期第12页）。可见，明清孔孟之道的贤妻良母论仍有相当的市场。
同时，几位身为工作积极分子的女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反对这种陈词老调。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钟关华写道，尽管她爱人在外地当兵，自己一个人要照顾三个孩子，但她从未因为家庭影响工作。钟继续写道，对工作负责、作贡献比个人幸福更重要（1963年第7期第13页）。另一位女工朱西凡讲道，她雇一保姆来代替自己照顾家务、孩子。工作中，她积极努力，因此，很快加入了共产党。
表现“中间”态度的人也有一些，并提出了不同的问题。以邓玉兰著名的作者写道：也许结婚的女同志不能像男同志一样，因为有家的妇女有更多的家务负担。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女同志既要做好工作又要作好家务。（1963年6期第12页）。尽管讨论者各有己见，但中心仍围绕着社会如何看待由生理性别决定的女人的社会职责问题，工作与家庭成了主要矛盾体。
兼顾两方面，处理好家庭与工作的关系成了妇女杂志编者的结束语。文章指出：女同志如果有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的思想意识，她将会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1963年12期第12页）——曹保孙在30年代提出如何兼顾贤妻良母与职业的问题，在60年代做了另一种解释，即妇女的觉悟，这一主观能动性是帮助她们处理好两者之间关系的主要方法。
尽管编者的社会主义性别观十分明确，却受到《红旗》杂志著名为“万木春”的文章的批判。笔者指出，《中国妇女》杂志在主持的对女人活着为什么的讨论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一套，给妇女灌输错误思想。此外，不谈阶级问题只讲妇女问题是极没意义的讨论，因为没有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指导讨论（红旗，1964）。
万木春的马列主义的调子，实际上反映了60年代的一些情况，特别是“铁姑娘”的形象，表现了以阶级为划分标准的社会意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毛泽东时代，社会性别意识是被阶级斗争意识所代替，人首先是以阶级来划分而不是以生理性别来划分。
邓小平的改革告别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主的观念，效益、市场、竞争成了社会的主导思想，社会性别观念也随之产生变化。1988年，由李予署名的公开信在《中国妇女》杂志上发表，引起了第二次讨论。有大学学历的李予，修完产假后，被认为是“低效率”的工作者，而无法继续工作。反之，大邱庄的妇女，自动回家做妻为母，震动了中国社会。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种不同的现象具有对比性。有知识的城市女人李予，带有毛泽东时代的性别观，认为工作是第一位的，但成为改革的“受害者”；反之，大邱庄的农村妇女，缺乏文化知识，成了传统社会性别意识的支持者，改革的“受益者”。这种现象在讨论中并无人涉及。但是，改革时期的社会性别观念正在逐步形成。
在题为《的怪圈》一文中，作者再次为林语堂30年代的观念夯实基础。正如作者指出的：这一怪现象源于毛泽东／社会主义错误的社会性别观念。毛泽东的口号：男女都一样，不仅违反了客观、上的男女不同，而且是历史怪象的根子（1988，第3期，第4-5页）。同样出于批判毛泽东不“”的男女平等意识，有作者通过经济发展的规律去分析。一作者指出：在中国经济发展低下的阶段，通过增加妇女就业比例，不仅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而且造成虚假的男女性别平等观（1988第1期、3期、4期），不论是强调生理原因还是经济发展规律，作者们的观点在于说明男女有别，女人应有自己的天职。
一位下乡的女知青用亲身经历支持以上的观点，批评毛泽东的男女平等观念。作者写道：毛泽东时代不仅要求女青年象男人们一样做好工作，而且还要管理好家务，这种解放不如不给我的好（1988年第4期第4页）。
生理性别成为女性生活内容的决定因素，同时成为改革时期一些妇女受歧视的根源。在分析“为什么不愿意雇女工”的文章中，作者指出，女性的生理特点决定了她们体力、竞争力低于男性。在强调生产效率的改革中，企业自然不愿雇她们（1988年第2期第6页）。除了生理条件外，有作者指出，缺乏、培训，上进心不强等，都是改革中妇女保证“铁饭碗”的障碍。
面对种种问题，杂志社的编者指出：“拼搏，是女人的出路”，为她们提供了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法：拼搏。实际上与63年的讨论中提的思想觉悟一样，这也是强调个人主观能动性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不同之处在于拼搏摆脱了色彩，而体现了商品经济中的竞争的色彩。
这种生理性别给女性带来种种障碍的意识在94年的“吃青春饭”的讨论得出了不同的答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断出现的“粉领”职业吸引了不少年轻、漂亮的女性，并证实了她们是生理性别的受益者。更重要的是，粉领职业和挣大钱有关，这种特殊的联系，促成了94年的特殊话题。
对“吃青春饭”的讨论起源于两封来信：一封来自署名小丽的中学生，另一封来自于大学四年级学生文洁。她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是：女青年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生活价值观，是否粉领职业就是道德不好。读者来信反映可以简单归纳为三种观点：树立好的道德观是女青年中的重要责任；不能做华而不实的人；社会对粉领工作的错误理解。而持有前两种观点的人在讨论中居多。
不少作者认为，粉领工作与道德标准低的职业有关，原因在于粉领工作不要求文化水平，不需要技术。知识、技术与挣钱手段的相背离，证明了粉领工作缺乏道德。（永春，1994年第6期，第12-20页）另一位作者写道：把女人的青春作为商品不仅是发生在中国，在十八世纪的西方，革命后，妇女也把她们的肉体作为商品出卖，毁掉了良好的道德。作者继续写道：如果年轻女子只注重外表美，将很快会毁掉自己，因为保持良好的道德观是永恒的美德，人不能只去挣只顾眼前的、不干净的钱（1994年第9期第16页）。
讨论中，作者们不仅把粉领阶层看成与道德有关，与挣钱的手段有关，而且与生活态度有关。这种观点反映在另一位读者来信中：挣大钱与女性生活的意义并没有直接关系。作为一个好青年，不应把挣钱作为生活目标，而是应考虑对国际、社会的责任（1994年第9期第16页），另一位青岛读者写道：青年妇女的生活态度应放在长远观点上，她们应该把学知识、学技术作为长远的出路。因此，吃短暂的青春饭是靠不住的（1994年第5期第20-21页）。
与上述两种观点相反，二十五岁的赵玉红讲了自己的亲身体会：作为一名粉领阶层，她工作一直十分努力，并拼命学习外语，以提高服务质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她终于拿到了国家级比赛优秀奖。这种社会承认，给她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安慰和意义（1994年第2期第8页）。一位支持者进一步指出了粉领阶层“进步”意义。作者指出，粉领阶层的出现是对传统中国妇女贤妻良母形象的取代（1994年第4期第23页），进而挖掘出粉领工作的积极因素。
还有两个并没有出现在讨论中的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一，粉领阶层的工作性质以服务为主，其中包括为男子服务的项目。因此，服务与服务对象的性别、种族、年龄等因素造成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值得研究探讨，而不应只责备粉领人员缺乏道德观念。其二，粉领阶层能挣大钱的能力引起社会的关注，这是否与打破了传统男子主义的心理平衡有关？也就是说，尽管从50年代起中国妇女已开始走向工作岗位，但传统认为男主外、负主要养家责任的社会意识仍大有残余。因此，当粉领阶层成了挣大钱的群体，是否也是对传统社会性别意识的冲击值得考虑。
尽管94年的讨论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但90年代的社会对女性的意识已有新的变化，那就是：女人不仅能象男人一样能挣钱，而且有些能挣大钱。这一方面反映了市场经济对社会性别观的影响和作用，同时，也反映了30年代娜拉的影子仍然存在于中国。
四、结论
回顾中国二十世纪报刊上进行的有关社会性别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如下变化：从五四的公开社交，到30年代的娜拉离家；从60年代提倡的思想觉悟，到80年代的拼搏精神，以及90年代的挣钱能力，社会性别对女性定义不断向男性的定义靠近。这种靠近当然不是指生理性别的任何近似，而是指独立自主、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以及闯天下挣大钱的本领等气质、性格、价值观上的接近。因此，民间流行的“阴盛阳衰”可以作为解释这种近似的最好词汇。
阴盛阳衰的现象在理论上为研究中国妇女问题上提出了哪些新启示？在后女学主义的理论模式上，有两点值得思考：其一，如果我们承认阴盛阳衰的现实，承认中国男女之间在性格、气质、精神上有不同程度的接近，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那么，社会性别（gender），这种二元对立的视角就不能解释现存的阴阳交错的现象。社会性别（gender）仍把男女意识作为一成不变的、固定的观点，显然具有研究现实的局限性。借用后现代女学主义的抵抗（resist）、权力（power ）作为新视角将成为必然。
后现代女学主义认为，权力来自于多种不同的渠道，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与诸如阶级、教育、种族、性别及其他各种特定的社会及个人因素有联系。因此，抵抗（resist）权力的能力，人人有之。运用这种视角来研讨妇女问题，有助于打破僵硬的结构式的思维方式，使女性研究得以作为一个流动性的变化中的现实突显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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