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回顾与分析

　　我国国民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短缺，尤其是粮食供给总量不足。增加粮食满足需求，克服“瓶颈”制约，成为政府发展经济的头等大事。一个时期，“以粮为纲”方针，贯穿整个工作始终。作为粮食的主要生产者——农民一方面发展粮食生产，增加市场供给，另一方面通过粮食生产获得收入，改善生活水平。形成了农民发展粮食生产，获得经济收入，增加经济收入，扩大粮食生产的产量——收入——增产——增收的简单易见而又密切的循环关系。那时，农民收入目标一直服从于粮食增产目标。决策界和经济界人士的头脑中，并没有一个明确清晰的“粮食安全”概念（当时我国实际上是粮食不安全），也没有预料到后来，由于粮食供求关系变化，会使发展粮食生产与提高农民收入之间，产生背离现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粮食发展逐步摆脱了徘徊局面，出现了稳步且连续多年的快速增长势头，拉动了农民收入的同步快速增长，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和粮食主产区，这种同步对应关系，表现的非常明显。以后，随着我国商品短缺状态消失，粮食供求由不平衡到平衡再到丰年有余后，两者对应关系发生多次强弱变化，暴露出一些矛盾，使我们在决定发展粮食生产，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之间，面临着非常的选择。

　　（一）1978-1984年是粮食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呈现比较协调的正向相关关系的阶段，发展粮食就意味着增收，增收就要发展粮食

　　因为粮食短缺，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首要任务是，采取多种措施发展粮食生产，尽快摆脱粮食短缺局面。产量最大化，成为政府追求的目标之一。农民则在发展粮食生产中获得收益。

　　1978-1984年，是我国粮食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都比较快的时期。如果用现在的概念形容，那就是，粮食安全与提高农民收入关系是最顺畅、最协调的。因为我国在粮食长期处于短缺的状态下，只要施行必要的刺激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政策，就能够达到即增产粮食，提高国内粮食安全保障度，又能够增加农民收入，这样一个“双重”目标。事实也正是如此。

　　这个时期，政府多项战略举措同步出台，无形中较好的协调了粮食生产与提高农民收入的关系。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国家推进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受压抑的农村生产潜力得到释放，农民积极性充分发挥，大规模发展粮食的劳动力准备比较充分；

　　在发展粮食政策方面，政府较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进一步刺激了农民生产积极性。1984年与1978年相比，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98.07％，比同期整个农产品收购价格增长指数（53.6％）多44.5个百分点。同时，国家连续多年调整粮食征购基数，较大幅度地减少征收和统购数量，扩大超购数量。如1979年根据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当年调减全国粮食征购数量275万吨。此后的1980－1982年，国家又连续三年减少征购计划共468万吨，使征购基数从3775万吨下降到3032万吨，调减了19.68％。农民向国家交售的征购和统购粮食由3403万吨减少到2820万吨，减少了17.13％。与此同时，农民向国家交售的超购加价粮却由1216万吨增加到2694万吨，增加了1.22倍，议购粮由327万吨增加到1748万吨，增加了4.35倍；

　　在粮食进出口贸易方面，国家为了让农民休养生息，大量进口粮食共计6567万吨（净），相当于1978年全年粮食产量的21.55％。

　　上述举措，大大促进了我国粮食生产的迅速发展，缓解了国内粮食供不应求的局面，同时农民得到了更多的收入。据统计资料，1984年粮食总量比1978年增加10255万吨，增长33.6％。与此对应的是，农民收入较大幅度的增长（这里还应包括其他农产品显著增长所带来的拉动效应），由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1984年的355.3元，增加221.7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倍，平均每年增长14.9％。粮食发展与农民收入，呈现出全面协调的正向关系。

　　此时，在农民收入总量中，家庭经营收入的较小份额，迅速膨胀扩大，居农民收入的主体地位；原来种植业收入不足家庭经营收入的一半，几年以后也提高到70％以上；种植业收入中粮食比重也在提高。这表明，粮食发展已经成为农民收入增加的主渠道，在有的地区甚至是惟一渠道。而来自粮食收入部分的大大提高，又刺激了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这种互相促进、互为因果、互利互惠的格局，正是在短缺状态下，粮食供求关系失衡，人均占有粮食资源（316公斤）极低，需求水平远远大于供给水平的背景中产生的（见表1）。

　　这一时期，农民收入能够随着粮食发展而相应增加，并快于粮食生产增长幅度的其他主要原因是：

　　1.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旺盛。

　　改革开放，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6.8％，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1978-1984年，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近60％，达到700元左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5元。城乡收入水平的提高，形成了在较低起点上的强烈消费需求，呈现出急剧数量扩张态势。此时，城镇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不断提升，在1983年达到59.2％。消费膨胀焦点主要集中在以满足生活需求的粮食为主的食品消费上。人均消费粮食，从1978年的195.5公斤，跃升到1984年的251.3公斤，增加55.8公斤，增长28.5％，接近当时国内粮食供给增长水平。粮食总体需求呈加速上升趋势。市场旺盛的需求，更加强烈地刺激了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积极性，农民收入在粮食的不断增长中迅速提高，而且高于粮食的增长幅度。

　　2.农村经济结构和农民收入结构比较单一。

　　改革初期，我国农业发展较快，农村非农产业刚刚起步，农村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基本上是以农业为主、以种植业为主、以粮食为主的结构。这种结构决定了农民收入结构也比较单一，收入渠道比较狭窄。家庭经营收入中除农业收入为主以外，来自非农产业的份额非常有限，劳务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更是寥寥。这种生产结构和收入结构，决定了农户家庭经营生产性收入中依靠农业，依靠粮食生产的格局。

　　同时，也保证了农民收入能够随家庭经营的发展，特别是种植业的发展而增加。据，1978－1984年农民收入的增量部分，来自家庭经营收入的份额占71.2％，来自其他份额的只占28.8％。显然，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结构和由此决定的农民收入结构，有利于营造发展粮食和提高农民收入的“双得”环境。

　3.国家宏观政策和环境有利。

　　当时国家主要通过巨额财政补贴来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不断地提高包括粮食在内的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同时维持品零售价格在一个较低水平上（6年仅提高7.82％），一高一低使农民共获得近1200亿元的净收益。1978－1984年，政府用于城镇居民的粮棉油价格补贴共计851.29亿元，是同期财政赤字的2.4倍。

　　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增加了城镇居民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总量，为粮食生产，扩张了需求空间，进一步创造了协调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的外部条件。

　　（二）1985－1989年是粮食生产波动和农民收入从较高速增长转入负增长的转折期，两者的对应关系开始弱化

　　这一阶段农民收入与粮食发展的关系特点是，粮食呈现波动性增长的同时，农民收入剧烈波动，年度间由较高增长滑落至负增长，但总体水平还是保持向上的，增幅显著低于前一阶段。主要原因是：

　　1.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使农业发展获得的支持力度减弱。1985年国家开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后，发展战略有所调整，经济决策又回归到以加速推进工业发展的轨道上，国家收入分配政策朝着有利于城市和工业发展的方向倾斜。1985—1989年，国家财政中用于农业的份额，没有随财政支出的增长而显著增加，5年中仅上升1.76个百分点。甚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农业支出的比重，还比80年代初期下降了3.61个百分点，而同期整个国家的财政支出增长了40.8％。

　　2.国家调整了农业收购政策，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幅度有所降低。国家为了减轻日益加重的财政负担，并为农村进行结构变革，激发农民发展多种经营的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来源渠道创造条件，采取了改农产品统购为合同收购制度在内的相关政策，并降低了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价幅度。其中，粮食产品的收购价格1985年仅比上年提高1.8％。整个5年中，国家粮食收购价格提高75.7％，比1978-1984年的提价幅度低22.4个百分点。但这并没有削弱农民发展农业增产粮食的积极性，也没有改变农民收入主要还是依靠发展农业、发展粮食获得的格局。但是，却带来了两个变化，一是农民收入总量中，来自家庭经营的收入份额减少；二是种植业收入比重降低，由1984年的72.9％，锐减到1989年的55.2％，减少17.7个百分点，减幅高达24.3％。

　　3.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民收入构成发生变化。农业发展和粮食大增产，为广大农村进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奠定了基础，使得广大农民有条件发展多种经营和以乡镇为主的非农产业。这个时期，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深入展开，乡镇企业不断发展，多种经营蓬勃兴起。

　　由此引发农民收入来源的较大变化，主要是农业收入减少，非农产业收入增加，农民收入渠道逐步拓展。然而，进入1988年，国民经济开始调整，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乡镇企业平稳发展，农民收入来自非农产业的份额减少。此时，农民来自农业（粮食）收入的份额；没有显著增加，收入增量在减少，影响到整个农民收入水平。

　　受上述综合因素的影响，这个阶段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放慢，甚至在1989年出现负增长，主要是因为农民收入中来自种植业的收入减少。种植业收入的减少，有很大一块是粮食收入减少造成的，并导致其在家庭经营收入中比重过快的下降（见表2）。

　　由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改变了农民收入构成，原来的单一生产收入格局被打破，多重因素逐步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对应关系。在纯农户中，这种对应关系比较强烈，而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这种对应关系明显弱化一些。

　　（三）1990－1995年是粮食低速发展与农民收入徘徊增长期，农民收入受粮食产量的影响力在减少，两者既有正向也有反向变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粮食生产转入比较慢的发展期，从1990年的44624万吨，增加到1995年的46661万吨，5年共增产2037万吨，平均每年增产的粮食总量，不及整个80年代平均每年增产总量的一半。这个时候，农民收入也出现了起伏变化。

　　如果从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的关系上分析，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尽管粮食增长速度回落，但农民收入依然在波动中增长。据统计资料，1990－1995年我国粮食增长总水平仅为4.57％，年平均增长0.89％，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却增长25.47％，平均每年增长3.85％（见表3）。

　　这说明，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的非粮食因素在增加，粮食因素在减弱。市场价格、收入来源多元化等，成为影响农民收入的主导性因素。此阶段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关系，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1.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但国家支持农业发展力度弱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民经济调整期基本结束。1992年全国掀起了以房地产开发，建设经济开发区，加速城市经济发展的高潮。国家财政、社会资金基本流向非农产业，加重了社会资源倾斜配置于非农产业的局面，大大削弱了国家财政中用于农业的比重。据资料统计，这个时期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农业份额，曾由1990年的9.98％，提升到1991年的10.26％，然后直线下降，从1992年的10.05％，回落到1995年的8.43％。但国家收入分配政策有所适当调整，主要是国家农产品收购价格有提高，特别是粮食收购价格做了恢复性调整，提升幅度较大。1990－1995年间，全国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86.53％，其中粮食收购价格提高103.16％。国家的这一举措，实际上带有给农业和农民的补偿性质，以及刺激粮食生产的作用。因为90年代头两年，粮食价格均低于上年，这才有后来1994年高于上年46.6％提价幅度的政策出台。

　　2.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弥补了种植业（粮食）收入的减少。进入20世纪90年代，借助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乡镇企业获得了宽松的发展环境，企业在原有发展基础上规模迅速扩大，取得并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最高时曾达到65.1％。乡镇企业的发展，安置和吸纳了大量农业劳动力，拓展了农民增收空间，提高了农民收入总水平（见表4）。
　　3.粮食市场价格开始下滑，农民收入不减反增。我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刺激农民粮食生产，在1994年提高了粮食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幅度高达46.6％，拉动市场上粮食价格的上涨。1994年、1995年连续两年粮食零售价格处于34.4％和48.7％的高位水平上。强烈的市场价格信号，刺激了农民发展粮食和通过销售粮食增加收入的积极性。此一举，提高了生产性收入中的农业收入比重。1995年，国家采取宏观措施抑制通货膨胀，通胀率从上年的21.7％下降到14.8％。受此影响，10月开始，高位上的粮食价格开始逐步回落，拉开了长达60个月的粮食价格低迷的序幕。同时，国家放低了粮食收购价格的提升幅度，仅比上年提高29％，下降17.6个百分点。但是，农民收入并没有因为价格回落而有所减少。1995年还比上年增长5.3％。

　　深入分析会使我们发现，有时粮食价格和产量，都没有影响到农民收入，或影响力在衰减，这和以前或产量或价格或同时影响农民收入有较大区别。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应该与农业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粮食产量达到较高程度，市场供求状况开始好转，农民调整结构，发展多种经营，拓宽增收渠道，加速提高收入愿望强烈，决心改变原来生产格局和收入构成有关。概言之，与农民收入多样化有关。

　　从国家来看，我国还没有完全实现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特别是粮食供求还有一定缺口，通过运用价格等宏观调控手段调节粮食发展，还有一定空间和余地。所以，从价格运用和刺激生产角度看，政府有能力协调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四）1996－2000年粮食在波动中发展，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下降，粮食因素在影响农民收入中的作用恢复性加大

　　“九五”期间，我国国民继续稳步发展，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消除通货膨胀因素，推动了经济发展。粮食受大环境影响，发展呈现一定的波动，出现了五年三减产。加上1995年10月以来，粮食长期的市场价格低迷影响，农民收入中农业的增幅连续四年下降，来自种植业的部分连续三年绝对量减少。表现出较强的，因粮食产量和价格变化，而引起的种植业收入减少的结构性特征，和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低幅增长的地区性特征（见表5）。

　　农民收入之所以在“九五”期间，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两增三减”局面的时候，还能够保持总量水平的提高，主要在于农民收入构成的多样化，分散了农民增收的不利因素。换句话说就是，农民增收的有利因素，大于和多于不利因素，使得农民收入在增幅下降同时总量依然增加。这是一种结构性增加。

　　从统计数字上看到，我国粮食减产似乎没有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加。但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我国农民收入总体水平，在“九五”期间虽然没有下降，由1926元提高到2253元，增加327元。但增长幅度却是5年连续直线下降的，从“九五”初的9％，下降到“九五”

　　末的2.1％，增幅减少近7个百分点。这种状况，显示出“九五”期间，粮食与农民收入的关系，从松散状态，逐步转为密切，相互之间影响力度在加大加强。因为，我国农民收入虽呈多样性，但在构成中，家庭经营收入中的农业收入，还占据主体地位。种植业收入依然是决定农业收入，并进而决定农民收入增长与否的关键，而粮食收入又是决定种植业收入的重要因素。据统计资料，1998年农民收入中来自农业的部分减少了28元，1999年减少了53元，2000年又减少了48元，3年合计减少农业收入128元。农民从农业中得到的收入连续3年负增长，分别下降4.5％、2.3％和4.3％。而农业收入的连续减少，又主要是因为种植业收入大幅度下降引起的。1998年农民收入中来自种植业的部分减少16元，1999年减少45元，2000年更减少98元，3年农民减少种植业收入共计158元。相应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幅度分别为4.3％、3.8％和2.1％。

　　种植业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粮食减产。1997年、1999年和2000年，3年共计减少近6015万吨粮食。按当时综合平均收购价格，仅此一项农民就减收330亿元，人均减收38元；二是价格下跌。1995年我国粮食市场价格开始了幅度大、时间长、范围广的下跌，到2000年，已经累计下降了56.7％。如果粮食产量保持不变，仅价格下跌就使农民损失收入一半以上。据调查，粮食作物纯收入减少占种植业纯收入减少的90％以上。

　　而在粮食主产区，粮食影响因素几乎占到全部，是决定性的，远远大于非粮食主产区。

　　据统计资料，2000年我国11个粮食主产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150元，仅增长1.2％，比全国增长速度低近1个百分点。其中，吉林省下降10.5％、辽宁省下降5.8％、黑龙江省下降0.8％。河南省已连续3年出现种植业收入负增长状况，成为农民收入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补充资料粮食减产、价格下跌，黑龙江省农民收入连续三年减少

　　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四个不同阶段的变化，其背景各自不同。双方关系从正向到松散甚至异向再到正向的变化走势，实际上是宏观大环境与经济政策变化的结果，是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及商品供求关系变化的结果。通过我国农民收入与粮食发展间的关系演变可以看出，改革初期的农民收入与粮食发展呈现出比较一致的同向变动，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超过了粮食生产的增长幅度。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农民收入出现了徘徊和低速增长，与粮食发展比较呈现出异向变动。90年代后期，农民收入总量不断增加，但增长幅度持续回落。这种回落与粮食生产不无关系，它至少告诉我们：一是粮食安全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供求状态中，会出现不同的相互影响力。短缺经济下，发展粮食生产与提高农民收入很容易达成一致。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时，协调一致难度增大；二是农民收入构成变化，是决定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关系的重要因素。农民收入多样化，则依靠粮食增加收入的依存度小。当农民收入渠道狭窄时，对粮食生产的依存度就会提高；三是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推论，绝大多数农民收入中来自粮食的份额，不会彻底消失，尤其是粮食主产区更是如此，只是份额的高低而已。但是会有部分农民，完全摆脱农业，放弃粮食生产，成为非农业户或非粮食生产户。这时，发展粮食生产增加收入，已经不起作用了。

　　所以，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短缺状况结束以后，保障粮食安全与提高农民收入，已经面临着许多干扰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