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庄子》寓言思维及其后现代性精神影响

　　关键词：庄子　寓言　后　影响
　　论文摘要：《庄子》“藉外论之”的由“器”而入“道”的寓言思维方式，是古代诗文的一种重要的言说思维形式．它与后现代性精神相通，并影响了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
　　寓言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在《庄子》中共出现三次，《庄子·寓言》中凡两见：“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庄子·天下》凡一见：“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筒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学界一般认为，此二篇皆为庄子后学所为，尽管它主要还是从形式角度言说，但对寓言的看法却已开始从思维的角度揭示寓言的思维实质，即“藉外论之”和“以寓言为广”，可惜后来的文论大家对此重视不够，如刘勰《文心雕龙》虽然在《诸子》、《论说》、《情采》、《知音》篇中都说到了庄子，但《诸子》说的是“庄周述道以翱翔”，强调其想象丰富，《论说》说的是“是以庄周《齐物》，以论为名”，是从形式立论，《情采》则说“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知音》则只是就表明态度的陈述：“然而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此庄周所以笑《折扬》，宋玉所以伤《白雪》也”。四者均未就其寓言思维实质发表看法，倒是《谐隐》一篇有如下一段话：“嚣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昔还社求拯于楚师，喻眢井而称麦麴；叔仪乞粮于鲁人，歌玉而呼庚癸；伍举刺荆王以大鸟，齐客讥薛公以海鱼；庄姬托辞于龙尾，臧文谬书于羊裘。隐语之用，被于纪传。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盖意生于权谲，而事出于机急，与夫谐辞，可相表里者也。汉世《隐书》，十有八篇，歆、固编文，录之歌末。”
　　上文谈到了“隐”的问题，涉及到文章的思维运作方式和技术处理方式，应该与寓言思维有相类之处，可惜无一字言及庄子之文。钟嵘《诗品?序》在谈诗时，将“兴”、“比”与“赋”相比较，谈到了寓言：“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口他是从运思角度谈的，可惜没有深入展开。文史大家刘知几的《史通》内篇“采撰第十五”、“言语第二十”、“曲笔第二十五”亦谈到了寓言，但只是从文体形式角度言说，外篇“杂说下第九”多处谈到寓言，除了从文体形式言说外，有一处也如同《诗品》一样触及到了寓言的运思问题：“此并战国之时，游说之士，寓言设理，以相比兴”。『棚但他的言说角度只是对战国百家争鸣现象的评论，并无意谈寓言思维。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内篇一、二、四和外篇二都谈到了寓言，但多是从文体形式着眼用来作为例证。
　　可以说“寓言”在古代文论中的缺失成了一种普遍现象。现代学者中，茅盾、郑振铎等人对寓言进行了研究，但多是将寓言看作一种文体来加以议论。当代寓言界理论知名学者陈蒲青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寓言史》中认为“寓言是另有寄托的故事”，虽也是从文体的角度来把握，其“另有寄托”已然触及到了寓言思维的实质，他还进一步申说道：寓言有两大要素，一是故事性，二是寄托性，这两大要素形成了寓言的双重要素，其表层结构是一个故事，可以称之为寓体，其深层结构是作者寄托的一种观念，可以称之为寓意。呵以说这是迄今为此关于寓言思维的最简捷明了的表述。但毕竟他还没有上升到从文学理论的范畴的高度来进行形而上的思考。


　　笔者个人认为，寓言的思维方式既非纯形象思维，又不像是理性思维，它表层看来关乎形象，骨子内层却包蕴了多重理性因素，它在形象的显语言的外衣之下，追求的是一种潜语言或一种超语言，它既是一种言外之意，诗的物质，又隐显出理性的火花。这种思维方式在先秦诸子中已成熟地大量运用，而且对后世诗文影响犹大，它应该成为古代文论乃至当今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要说明这一问题就要从其源头谈起。在先秦诗文中寓言思维用得较早也最为娴熟的当推《庄子》。因此廓清《庄子》寓言中的思维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我们从文论的角度来作理论的概括和建构。因为语言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实质是一种思维关系，思维的方式决定着语言所显示的意蕴及理性特色。作为语言之一的诗文则更是如此。
　　《庄子》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本人所著。为了更本真地揭示《庄子》寓言的思维方式，本文拟就内篇的寓言及其思维的方式作一个大体的考察，庶几有助于澄清一些问题。《庄子》内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等七篇。其中均用寓言连缀，陈蒲清先生在《中国古代寓言史》中统计有五十则。
　　这五十则寓言其实是《庄子》(内篇)一书的主体，寄托了庄子主要的学术思想。庄子以一些议论性的文字加以连缀，便组成了一篇篇包蕴厚重内涵的文本。考察其思维的方式，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就“故事形象”而言，是一组系统的、由有着构成、变形规则所组成的语言符号，并由此带来一组系统的文化信息，进而转换成一组象征性意象，寄托富于理性色彩的寓意。在这组语言符号里，构成规则是“物—像一意(情)一理”的思维程序。变形规则是一种“化境”、“异化”或是一种“物化”。如“庄周梦蝶”故事。蝴蝶或庄周本身只作为“物”(人也是一种物)而存在，但进入故事便成了“像”，故事的过程便使“像”附着了“意”。而庄周蝶化，或蝶化庄周，显然是“物化”。再如“支离疏”、“叔山无趾”“王骀”、“申徒嘉”或“不材之木”等等都可视为“异化”(当然并不是每一则故事都有“物化”或“异化”)。正因这种构成规则和变形原则，使语言符号转换为象征意象并蕴藏理性才成为可能。
　　(二)就“理性寄托”来看，理性意念的获取，在于其模型思维(姑名)样式的运用。模型思维样式可以界定为一种非纯粹的抽象思维和非纯粹的形象思维，它既隐含有某些概念、理性成分，也不能没有形象。它是将取象中由此物及彼像的特征加以延展，迁移到其他事物上去。这种延展、迁移又往往是通过象征、比喻(比附)与联想等方式来完成。以上述庄周梦蝶的故事为例，陈鼓应先生认为可导出四个重要的意涵：一是庄周蝶化的含义(象征人与外物的契合交感)；二是蝴蝶本身所代表的意义(庄子将自我、个人变形为蝴蝶，以喻人性的天真烂漫、无拘无束)；三是人生如梦的说法；四是物化的观念，即将死生的对立融于和谐之中，物我界限的消解融合。

　　(三)从上述二者统一的角度分析，庄子寓言是基于客观物象的逻辑推论，而又超越客观物像，从“有形”世界，探求“无形”(道)奥秘的思维，也即由“器”而人“道”。可以把上表中的“故事(语言)形象”视为寓体，而“理性(思维)寄托”视为寓意，前者正是有形世界的“器”，后者则是无形世界中的“道”。而庄子寓言正是表层结构以故事形象为寓体，深层结构以理性寄托为寓意的高度融会与统一。
　　(四)从文本创作和接受看是整体直觉内省式的体察把握、冥通，构成了主体在造像造意或读解体悟中的刹那间的豁然贯通。对于庄子来说，这是一种以“知”测“不知”，进而达“智”(理性知)的整体性把握思维，通过对已知的“知识”(物像)的整体性感触，然后进行理性的思考，再在比附联想中对已知的“知识”(物像)进行冥通性推测，达到“智”(体道)，也即冥通的境界。对于读解体悟者来说，只要明了庄子寓言的思维方式的三步曲，在整体直觉体察中把握有形的宇宙(形而下的像)起源于“无形”的宇宙(形而上的道)这一规则，便理解了道中有物、物中有道、道物相融的境界。鲲鹏变化的寓言便是庄子借变了形的鲲鹏以突破物质世界中种种形象的限制，将它们从经验世界中抽离出来，并运用文学的想象力由巨鲲潜藏的北溟，到大鹏展翅飞往的天池，拉开了一个无穷开放的空间系统，展开了一个广漠无穷的宇宙。在这新开创的广大宇宙中，赋予你绝对自由而不加任何限制。庄子将“有待”寓意有形之物质世界，“无待”寓意无形的(道)世界。他所做的思维工作，正是在豁然贯通之中冲破有形世界的囿域，把思维的触角伸向了“无形”的世界。 　　可见，庄子的寓言既不能作纯粹的譬喻象征来看，也不能作为虚构事实的幻想来读，它是一种整体展示与显现。内篇“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通过虚构、变形、荒诞、魔幻、调侃等等表现方式道尽了宇宙人生的大道理。从内篇整体看说的是“内圣外王”之道，如何才能“内圣”，如何才能“外王”?庄子又用七篇(七个子系统)进行了分别论述。妙在其论述多是用一个个寓言故事来串通连缀。这样一来，《庄子》(内篇)便是由几十则小故事所组成的散体文章：《逍遥游》悟道人生最高境界，《齐物论》阐明逍遥游的前提在于齐物，齐物的前提在人的修养达到与天地精神合一，如是又引出《养生主》，只有善于养生适性、顺其，才可处于人间世而无所忧虑，善于用世而不被世用，便有了《人间世》一篇，《德充符》亦应运而生。能不被世用，自是因为内养道德的充沛，合于天地之宇宙精神，由是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及“死生一如”观中，方是“内圣”修为的完成，是为《大宗师》。最后“无为而治”，出为“外王”，水到渠成以《应帝王》作结。从上述寓言的寓体(故事)与寓意之对应关系，自然知晓庄子文气贯通、言断意连、意在于此而寄言于彼的思维方式。
　　综观《庄子》(内篇)，如果以今日开放的小说观念来判断，《庄子》(内篇)实在可以算得上是一部以像来显意现理的情节淡化的寓言小说，充满了艺术的抽象美，是庄子由思维的具体演绎上升为思维的抽象的结晶。而且我们发现，后来的《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新序》、汉赋中的小故事等都是走的这条路子。志怪、志人小说也都有这种思维方式的痕迹。更重要的这种思维痕迹也扩展到了唐宋古文、唐传奇及明清小说中，柳宗元、苏东坡更是直接以寓言这种思维方式来感受表达宇宙人生，《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金瓶梅》、《西游记》、《红楼梦》无不散发出浓厚的寓言思维意味。

　　为此我们看到在现当代以来所形成的多元共生的文学格局中，寓言思维的创作思维方式亦无处不在。以小说而论，在考察其演进的同时，理论界习惯于从社会思潮与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上进行一种地域式、流派式、断代式的类型化探讨，诸如鸳鸯蝴蝶派、海派作家群、伤痕小说、寻根文学、实验小说、新写实小说、晚生代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六十年代作家群等等。这诚然有它绝对的探讨价值。但如果让我们换一种眼光，我们惊奇地发现在现当代小说创作中，有一种庄子式的寓言思维方式一直存在于小说的叙述文本之中，而且在今天有愈演愈烈之势。且不说鲁迅、许地山、废名、施蛰存、沈从文、老舍等人的作品，即如当代亦层出不穷。韩少功的《爸爸爸》像一把有许多匙孔的锁，可以用不同的钥匙去打开。它语言表层和精神内涵都具有一种震慑人心的效果，显示出“物—像一意(情)—理”的思维方式，完成了文本厚重内涵的建构。他后来在1996年发表，与《爸爸爸》相隔10多年的长篇《马桥词典》干脆便以词典条目的形式，用感受性议论连缀起一个个短小精悍的故事，创造建构起一个具象中的抽象世界。其感受性议论连缀方式正与《庄子》感受性议论合拍。贾平凹《太白山记)20则，亦极富于寓言思维的特质。作家以某种理性的灵气来灌注形象，来捕捉流动的生命，观照社会、人生和人的命运，其用意绝不仅在故事的本身，只要向故事的深层处发掘思考，便可以看出作品别一层面的别一含义，且复杂多解。因而小说“实”是一层结构，“虚”又是一层结构。在虚实之间作家主要用“物化”、“异化”、“幻化”等变形思维形式来达成。而他发于1998年的《高老庄》，以村子“高老庄”喻示以儒家文化为支柱的宗法社会，以人物“子路”喻示儒家文化的代表，以人物西夏喻示不同于传统汉文化的某种异质文化，以蔡老黑喻示汉文化中的“游侠”之风，以苏红等地板厂员工喻示现代文明。以这些语言符号巧妙地与历史相契合，组成四种文化类型，形成汉文化与异质文化、汉文化内部之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等三条矛盾线索，并用近似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极力营造种种神秘意象，揭示出社会转型期各种文化类型的冲突碰撞和融合。这实是作家对社会理性的整体把握之体察和冥通。史铁生《我与地坛》更接近于庄子的散文化式的情节淡化小说，小说通过“我”十五年来不问断地日复一El在地坛度过的故事，去感悟生存和生命：“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姜戎的《狼图腾》在狼文化的氛围中由狼性反观人性，进而预示人类注定会陷入某种自我迷失，阐述了某种宏大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韩少功的另一长篇《暗示》在谋篇布局、语言指向与隐喻、形而下与形而上的交流上无不与《庄子》有着契合与融通，只不过《庄子》谈的是天下意识，《暗示》谈的是全球化意识而已。
　　我们不用再繁琐地罗列下去，这三位作家都是新时期小说创作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家，而且基本上都是从70年代末8O年代初开始一直活跃到如今的作家。他们的创作轨迹、创作心态无疑都要受到时代的影响，但他们的作品中都始终有一种从古以来一以贯之的创作思维方式，这种创作思维方式制造出的文本是那么的厚重，那么的“有意味”，令人把玩不尽。如果我们再将“实验小说”家马原、苏童、余华、洪峰、格非，、兆言、孙甘露，晚生代小说家韩东、鲁羊、朱文、何顿、徐坤、毕飞宇、邱华栋、刘继明、述平、丁天、张梅、东西、鬼子、祁智等人乃至21世纪初的优秀作品罗列出来与《庄子》寓言思维相对照的话，便会发现他们在文本游戏里，使语言服务于结构，展现出了广阔的社会现实和人生图景的变形。这些小说家的叙述意向多是双重的，即由表层结构(思维的外在形式)和深层结构(思维的理性内核)相统摄。这种排列组合，可以扰乱正常的时空序列，进行巨大的时空跳跃，也可以将情节组合排列得无序化，甚且将物、人进行变形、幻化。而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表层具像的描写中不拘于形，只摄取其神，抓住此物与他物的比附功能属性，完成与深层结构之“理性抽象”的对应。因而对于作家来说，其祖师并非拉美之魔幻(当然拉美之魔幻也有与《庄子》相通之处)，而正是受《庄子》寓言所影响的表现文学体系的一以贯之的思维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