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韦伯现代性的“合理性’’到“非合理性

　　[关键词]韦伯  性  合理性  非合理性
　　[论文摘要]“合理性”在现代语境中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它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合情合理”。在韦伯的“合理性”论述中，既有对现代性的充分认同，也有对现代性的危机意识，即人们对理性单向度的过分强调，而这种对理性单向度的强调会使理性走向它的反面。从表征上的“合理性”迈向实质上的“非合理性”，其最终结果是现代性及其合理性的瓦解。．
　　“现代性”是一个宏大的术语，它涵盖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实践在文化、、意识等各个领域的表现。而“理性”则是现代性的内核，它促生了主体性意识，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同时它也是韦伯现代性思想的核心术语。合理性和非合理性，在韦伯整体合理性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概念，却又实为一体，共生于合理性的本质之中。本文力图梳理韦伯现代性理论中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因素，并把握韦伯的现代性思想及其对现代社会发展的预期。
　　一、韦伯的现代性及其合理性
　　韦伯的现代性思想同其生活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韦伯主要生活于资本主义从“自由时期”向“垄断时期”的过渡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日益加剧，自由竞争时代所建立起来的市场交换法则显得软弱无力，技术的发展和商业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物质生产方面创造出越来越多的人间奇迹，但与此相伴的却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的逐步沦落和丧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韦伯阐述了他的现代性思想。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1这段论述集中地表现了韦伯的现代性思想。
　　作为现代性的核心，“理性”在史上被使用得更早，被讨论得更充分。而“合理性”概念则是马克斯·韦伯在社会学上的首创，其根源在于对黑格尔“理性”(vernunft)概念的改造。“合理性”首先就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事实上，当韦伯开始使用“合理性”一词时，也是想表明，现代社会形成过程就是由理性的人们按照理性的(即确定的和普遍的，而非随意的和特殊的)观念进行建设的过程，所以也称之为“理性化”或“合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过程。韦伯现代性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层面的合理性
　　在韦伯那里，文化的理性化是指世界的“祛魅”，即宗教世界观图景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产生过程，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正如哈贝马斯所的：“韦伯把那种除魅过程描述为‘理性的’，该过程在欧洲导致了宗教世界观的瓦解，并从中产生出世俗文化”。[2]在传统的伦理中，财富是不公平的象征，财富的追求就是对他人的掠夺，没有合法性。但是在清教徒看来，财富的获得是荣耀上帝的手段，对财富的积累就是对神所分派的家业的管理，信徒必须善于经营，使其繁荣，这样追求财富就有了其独立的合法性，尽量的赚钱并非为了享乐人生，而是目的的本身，[1]而且职位的更替也是在寻求更合乎神意的安排。同时，基督教的禁欲思想产生了以职务观念为基础的生活态度，这种合理的生活态度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构成。但是，由于财富的积累和对经济生活合理化的要求，宗教的根基在逐渐枯萎，人们对天国和上帝的追从变成了一种职业道德和伦理，功利主义主导下的经济理性占据了上风，新教的禁欲主义完成了解除巫术的过程，同时也丧失了与经济生活的内在联系，这样，新教伦理的禁欲思想促成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同韦伯的观点相异，舍勒认为，不是新教伦理的禁欲思想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而是怨恨心态作为宗教改革者的原动力推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3]“(资本主义精神的人)由于内在的、形而上学的无依无靠感而投身外部事物的洪流，这在加尔文主义类型之人身上可以找到最纯洁的表征，宗教——形而上学的绝望以及对世界和文化日益强烈的怨恨和人对人的根本不信任具有强大的心理力量，这一切恰是加尔文主义中资本主义精神的根子。人对人的不信任以纯然‘孤独的灵魂及其与上帝之关系’为口实，摧毁了一切团契共同体，最终把人的一切联结纽带引向外在契约和利益组合”oE4]除了宗教，韦伯还分析了建筑的理性化和道德的理性化等，并重点阐述了的理性化，包括音乐乐理层面的理性化、音乐乐器层面的理性化以及音乐理性化的社会因素和承携者。

　　(二)经济层面的合理性
　　韦伯认为，经济理性集中体现在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上，合理的资本和经营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韦伯看来，在东方，商业组织只是家族内部的事情，故无计算的必要，然而西方商业组织的发展，非家族成员的商业组织成为普遍的现象，随着贸易额度的扩大，商业由集体经营之后，各种计算就必须以正确的复式簿记来整理，以精细计算非家族商业组织成员的利润。同时，由于市场的自由化发展，依靠资本计算形式的货币计算成为企业经营的必要条件。最后，出现企业和家计的分离，使合理的资本计算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济基础，计算越是精确，资本主义的理性化程度就越高，形成形式上自由劳动的合理资本主义组织，这是现代西方的独特现象，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则只有一些迹象。它在技术上充分利用科学知识，依赖现代科学，尤其是以数学及以准确而又合理的实验为基础的科学。韦伯认为，这一切都离不开理性的作用，都是理性化的表现。
　　(三)组织制度层面的合理性
　　科层制是组织制度合理化的最突出体现，在韦伯眼里，在国家机构的诸构成部分中，官僚体制集中地体现出理性化的特点，官僚体制是最符合理性要求的行政管理类型。因此，行政理性化的显著特征就是官僚体制化，“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意味着根据知识进行统治，这是它所固有的特别合理的基本性质”。[1]‘‘纯粹的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即官僚体制集权主义的、采用档案制度的行政管理，精确、稳定、有纪律、严肃紧张和可靠，也就是说，对于统治者和有关的人员来说，言而有信，劳动效益强度大和范围广，形式上可以应用于一切任务，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在所有这些意义上是实施统治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5
　　二、韦伯的现代性及其非合理性
　　韦伯在对人们的社会行动进行分析时，曾使用过“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等概念。把社会行动分为合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两大类，其中合理性行动又分为工具(目的)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两类。在观察理性化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具体表现时，韦伯又常把合理性区分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在韦伯那里，工具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基本同义，价值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意义也基本一致。关于合理性和非合理性，韦伯认为，概念本身具有相对性，只有在人们从特定角度观察事物时，才有合理性与非理性之分，事物本身则无所谓合理性与非理性。韦伯在《作者序言》这篇文章中认为，“问题的中心是在西方文化固有的特殊之合理主义，而合理主义这个名词是具有许多不同的含义的。例如，宗教冥想之‘合理性’，就是说，从其它生活方面看极‘不合理’的行为也有‘合理性’，正如经济、科学工作、、战争、司法以及行政等之有合理化一样。进一步来说，以上各个不同的领域均可以在极不同的终极观点与目标下加以合理化，并且从一个方面看是合理的，从另一个方面看可能是不合理的”。L6 　　根据韦伯的观点，形式(工具)合理性与实质(价值)合理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张力：从工具或形式合理性出发，价值或实质合理性行为是非理性的；反之，从价值或实质合理性的观点看，纯粹工具或形式合理性又是实质上非理性的。韦伯说，理性化是“这样的知识和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
　　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祛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1这表明，技术与计算就是形式合理性或工具合理性的运用，这样，也就是形式是理性的而实质是非理性的。因此，根据韦伯对理性化的看法，作为过程的性的理性化实际上是形式(工具)合理性的扩展过程。

　　这个过程主要表现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分离、冲突以及形式合理性压倒实质合理性，占据社会各领域的主导地位的过程。所以，在韦伯看来，西方社会现代性的过程，或者说西方近代社会合理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形式合理化”而“实质不合理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是一种“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非理性”；反之，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则是一种“实质的合理性”和“形式的非理性”oET]在一定程度上，形式合理性比实质合理性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韦伯看来，、、宗教等方面的理性带来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但是这种现代性同时也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重重危机。
　　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而那些终极的价值包括自由和意义。所以，现代性最终导致的后果是人类自由的丧失和意义的丧失。之所以说“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的根源是理性的，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
　　第一，工具理性推崇与价值基础枯竭。从意义的角度来看，在资本主义发展前期的社会发展动力机制中，新教伦理所引发的“资本主义精神”“天职观”引导和约束着人们的行动过程，人们的行动也趋于理性化，但是人们的理性行动是靠新教这种宗教信仰整合在一起的，是有一定的价值基础的，当以新教伦理为价值基础的目的理性被以效率最大化的工具理性占领时，理性行为的价值基础就会丧失，对每个行动者的个人来说就是生活意义的丧失。
　　第二，组织制度效率化和个人自由限制。从自由的角度来看，科层化的组织制度在算计和政治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方面是符合理性和有利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对于经济组织来说，它是按照严格核算、有效组织的方式来进行生产的，而对行政组织来讲，工作由通过专业训练的个人承担，个人都是按照职位的要求来完成自己的工作，而个人的生活背景、兴趣爱好、宗教信仰等个人系统之内的东西与工作无关，这样实际上形成和存在两个自主的系统，这两个系统都是按照目的理性来运行的，但是为了维持系统本身的自组织能力和效率，个人要受制于系统。按照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系统的理性是科层化，行动的理性化是人在生活世界的范围内按照相互理解的要求做出的行动。这样，个体理性行动和系统理性行动不存在依赖关系，而系统的入侵导致生活世界被殖民化。按照韦伯的分析，在高度理性和科层化的政治和经济系统中，人们的行动是完全按照系统的要求来发生的，是按照职位的要求来发生的，人只不过是经济或行政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而已，人已经完全被物化、非人格化了，人只能按照职位的要求来行动，没有任何自主性和自由。
　　三、对韦伯现代性的评价及其意义
　　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后果，马克思提出“异化论”，韦伯得出“非人格化”，哈贝马斯强调“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三位大思想家可谓“殊途同归”。当了解了韦伯关于现代性中理性的合理性和在发展中的非合理性，我们可以发现韦伯既不是一个完全的悲观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乐观主义者。[8他既肯定理性的普遍性、进步性，也不否认理性发展要以人类终极价值和自由为代价。这实质上给现代性的发展敲响了警钟，让人们意识到，对理性的过分强调将会使理性走向它的反面。而这些也是现代性本身很难解决的问题，后现代主义就现代性所存在的弊病进行了批判，反对现代性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强调社会的多元性和异质性。
　　韦伯提出了现代性的非合理性，却没有给我们提出应对这些非合理性的方法。即便如此，韦伯对“合理性”和现代性发展中的非合理性的阐述仍然给了我们一定的启发：现代性虽然起源于西欧，并在对神学的“祛魅”中发展，但是理性却是现代性的内核，在经济上的算计和组织制度上科层制的高效率确实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从这一点来看，现代性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等国家也可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速度、时间和效率的不同而已，这将有利于破除将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潮。
　　另一方面，通过对韦伯现代性中非合理性因素及其后果的阐释，让我们对现代化的发展有了一个更加全面和明晰的认识，感悟到现代性不是一幅完美的画卷，摆在我国社会发展面前的也不是光明的坦途。这要求我们在享受现代化发展成果的同时，也要时刻有承受现代化消极层面的思想准备，并依据本国和本地区的实际提出应对的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