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实践——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新方法（2）

   当话语作为存在之源展露其深沉与广博的澄明时刻，它同时也就走出了个体化的狭窄空间，它蕴涵着类似属性，又不是荣格的那种集体无意识所能包括的东西。“在体系的可见外表的背后，可料想到混乱的丰富的不确定性；在话语的狭窄的表层下面，是部分沉静的整块变化。即：某种不属于体系程序的‘前体系’，某个属于本质沉默的‘前话语’”(6,p95)。当然还包括既不能归结为理想性前景又不能归结为抽象化经验起源的前概念。话语用这种方式获得了它的性，它把历史永恒地变成现实，它又使未来总是提前到来，因为它以变化、断裂、界限、不连续缩短了时间的尺度，它又以踪迹的形式把历史留住。正因为如此，话语才能形成隶属于同一形式系统的陈述整体，隶属于同一历史整体的同心园就搞成了各种各样的话语分支，诸如医疗话语、话语、博物史话语、精神病话语、文学话语……等等。话语实践的分叉在历史中形成，随即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正如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理论（15，第三章）所论证的社会分工推进社会前进一样。
   话语实践在某种凝聚力的作用下形成的陈述整体，在它争取个体化的过程中同时也就开始了自律化的过程。这种自律性需要某种支撑的力量，即要某种证实的手段。此处的证实不是在场的同义语，而是一种系统趋合的方式，某种程度上为一种合目的性的东西。一旦这个目标得以实现，这种自鸣得意的话语就构成了知识，知识就是认识论化的话语实践。认识论化是一种理性的规范寄居在某一话语实践中的指手画脚的支配力量，而理性同样是一种特殊的陈述整体。它起模式、批评、验证、回溯、攀升等作用纯然是一种特权。在这个意义上理性毫无疑义是话语的暴政。不过必须看到，知识一旦形成，它便构成一个空间，一个可以容纳主体与自我的空间，它在自己的话语中所涉及的对象其实是其自我的一部分，即宾我，这正是现象学的自我意识的还原这种方法论原则所进行的神奇转换；而在知识中所进行的观察、询问、辩论、记录、推导、归纳、演绎、等价类的确定和差异性的发现又把主体的功能突出出来了。整个知识的运作恰恰自我意识主动地把世界在自己的有限范围内进行现象学还原。这整个过程构成了一种自我认同的过程 。吉登斯（16，p91）提供的性中自我认同的模式正是如此。认识论同时又使知识变成一种程序，就像一个自动加工的流水线，它能把不适应它的概念甚至陈述进行加工、转换，甚至淘汰，它也能把新的陈述自动排入已有的陈述之中。这样，它就会具有一种排他性，它拒绝其他陈述，其他话语，构成一种既封闭又敞开的特殊系统。在这系统中主体的支配性和被支配性是等价的。因此，知识在骨子里就有意识形态化的基因。
        具有认识论形态的话语实践还可以接受更严格的限定。一旦它遵循某些形态标准，主要是逻辑的标准，它的原子化单位虽然是陈述，但却是一种特殊的陈述，即具有真假值的命题，命题的建构同时也执行了一定的限制，命题的组合方式可以在去掉语义的情况下纯粹还原为形式的演算时，我们就可以说这样的话语实践已经越过了化的界限。我们将其称为科学。在话语实践的研究中，关于科学的误会也许最多。本世纪30——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17,p159--p161)关于理性的批判使科学的处境十分尴尬。奎因（18，p42--p43）关于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的本质揭示更是告诉我们科学的话语与其他话语一样，本来都是带有主体性倾向和主体性欲望的陈述，只是人们把它神话了，人就心甘情愿地做这一神话的信徒。费耶阿本德(19,p6)在其无政府主义的科学研究中，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了在科学的预设条件中并不存在千篇一律的规范，而是什么都行。当然，库思(20,p76)的历史主义更是把科学的内在真理性送上了绝路，科学只是在知识的演进史，甚至是话语的演进史中由主体性的外在需要生产出来的知识体系，即科学家共同体为了非科学的目的而构造的范式，而对范式的维系和突破一张一弛形成科学的转换，至于说知识的增进或信息的增加只是随机性的杰作。如果说知识有意识形态化的危险，而科学从它诞生起便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的权利背景不用说是掌握社会管理权的权势者，科学的理性沉积和目的论规范自身就是生产权利的机制。人类走出科学意识形态的牢笼实在刻不容缓。
    有关知识的一个既时间化又空间化的范畴是知识型。这是由福柯第一次使用并打上福柯话语烙印的术语。知识型是一个在知识上具有能产性的绝对不在场的那类单位，它生产认识论形态、科学形态和形式化形态的话语实践，它在既定的时刻把这些形态的知识联系成一个具有表达方式同一性的整体，这种表达方式同一性主要是指符号与其表达的对象的关系。与这种空间化的功能相对的还有时间化的功能，它可以指在话语形成的过程中保证话语进行认识论化、科学化和形式化的依据。它还指话语实践在一个既定时间内的相互关联。因此，知识型不是知识的形式也不是合理性的类型，它是大写的主体，思想的模本和时代的精神走向。人在知识型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人在把自己说成知识型的构造时，不能不想到在同一发现过程中，在其内部和外部。在其边缘或经纬的黑暗成分，想到包含它的一种明显的无生气的密度，想到一种它完全容纳——但又困围它的无思”（21，p43）。知识型既是内在于我们的关系又是外在于我们的规范，我们依据知识型的思索正是来源于我们的无思。知识型证明了人对世界的理解和参与是我们自身可能性的条件，这给本体论以新的启迪。同时，它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已知即包括在我们的未知之中，而未知向自身透明的移动目标可能仍然是未知，已知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在先验的反思之中确认它的可确实性，因为我们彻底认识的某种知识型永远在遥远的过去。这无疑给康德的哲学梦浇了一瓢冷水。然而，人在某种流行的知识型中都可以有一种时代感知力，它构成了话语中的推理实践的哲学基础，推理性实践即陈述之间关系的运作方式，它把能指过剩变为所指过剩。

一切概念如果只给出其内涵便无法进入我们的经验的领域。“知识型”同样如此。“在福柯看来，自16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先后出现了4种知识型。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词与物统一；17——18世纪古典时期知识型，用词的程序再现物的程序；19世纪以来的现代知识型，词的程序不表示真实事物，而表示人对物的再现。……当代知识型的特点是，词只表示其它词，或者用结构主义的术语说，符号仅指涉其它符号，而不指涉外界。”（22，p120）
    对于在本体论上了解知识型的性质以上这种高度的概括已经足够了，知识的本体论存在着断裂。福柯纯然在史学的合目的中漫游，他既不解释知识型发生断裂的历史条件，也不承认知识的进化和连续性。但是，福柯的誓言作为一种话语常常被他所揭示的话语实践颠覆性和能产性所背叛，他对话语的本质阐述隐蔽地回答了知识型的历史断裂的内在机制。“这种（历史—话语）翻转价值、平衡和可理解性的传统性，并在社会底层寻找解释。但这个底层，在这个解释中，并不必然是最清楚的和最简单的。从底层开始的解释同样是通过最含糊不清的、最晦涩 、最混乱的和最依赖偶然性的解释；因为应当作为解读社会及其可见程序的原则的，是暴力、激情、仇恨、愤乱、怨恨和痛苦交织的混乱。同样，捉摸不透的偶然性和所有细微的外部环境都会造成失败和胜利。”（23，p47）福柯这里指出政治——历史话语的短路关键是在底层解释上层，以边缘解释中心，知识的断裂总是出在边缘向中心的造反，最后则是边缘对中心的取代。而联系福柯提供的知识型与知识型之间的狭缝中的人物，对话语断裂的理解就完全可以一目了然了。堂吉柯德生活在文艺复兴知识型和古典知识型的夹缝中，萨德则是古典到现代的过渡人物，尼采则是代表当代知识型的诞生。从这些知识型的过渡人物中起码可以理出两条话语实践的运行线路：一是虚构的人物与真实的人物在知识型的离散过渡中，并没有必要进行区分，是堂吉柯德而非塞万提斯在对相似性追求之中被相似性的虚幻屠刀所杀，这个似疯非疯的人真心实践词（骑士小说）和物（现实世界）的统一。堂吉柯德走到了相似性的边缘。萨德则以性虐待狂和无耻的囚犯的双重角色把古典知识型和现代知识型连结起来，尤其说他创造出来众说纷纭的作品，倒不如说他创造了他自己，一个极力表现世界的疯人的自我剖白。尼采的真实性离我们的更近，但是，他像堂吉柯德一样，用自己毕生的艰苦努力虚构了自己，在知识型的更替之中他不是一种真实，他被两种知识背景撕成了碎片。二是知识型的断裂表现在它的空间化的结构到解构的过程。知识型在其边缘上制造着两种知识型的交集人物，这种人物构成了两种知识型界面和颠覆中心话语的杠杆。先制造边缘的知识型还不能即刻走向失败，而和另一种同类的交叉则可能导致自身的覆灭。当代政治话语的几次重大的范式变化，其实是知识型的格式塔转换。
    20世纪由话语实践引发的知识型的变化并最终导致重大的社会重组，的确有几起精心动魄的壮举。其中发生在的事情可以肯定由于福柯本人对东方文化的陌生而被他绝对地忽略。而发生在前苏联的事情福柯为什么没有引证这些事件也真的是永远无法解开的谜了。在这里我们试图给出关于这些事件的解释。伟大的福柯当之无愧是这种新的方法论的拓荒者。
    20世纪中叶，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会永远记住中国大陆上发生的那次翻天覆地的社会重组。蒋介石政府被赶到这个弹丸之地的小岛上。究其原因，史家给出了三点答案：通货膨胀，官吏腐败，知识分子背离。这些说法也许在政治学上是一种真理性的答卷。然而，如果在知识考古学上思索会有更为引人入胜的魅力。蒋介石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混战之中窃取了大权，他是按着中国传统的政治模式组织他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方式的。中国的政治传统在春秋至两汉的这一特定时期奠定，即儒家的道德本体化和法家的专制主义统治，汉代的董仲舒以法家的独裁、专制、极权、暴力推行儒家的道德本体化，使道德与反道德奇迹般的又悖论式地结合在一起了，汉语只是作为一种道德的话语才有价值，这可以从汉代之后法家的话语完全销声匿迹而儒学成为一切朝代的显学就可以得到证明。然而法家的学说却完成了一种每一代统治者和每一个父亲都严格奉行的实践理性。于是，中国的语言以其独特的道德表达式形成一种类似于逻辑专名式的能指，其所指则不折不扣地是法家的反道德的专制程序和专制行为。正如弗雷格之前的语言哲学常常把逻辑专名的意义混淆为所指一样，中国的语言功能只是被当成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单向连接。没有意义或者说被强行取消意义的话语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特殊的知识型，它既不再现世界（因而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现代的科学）也不再现人生（因而中国文坛上几乎只存在一部原著——红楼梦），它只是不停地重复道德程序——专制程序的神话。中国历史上的一切权力结构皆是以这种知识型为样本组建起来的。蒋介石政权也不例外。但是，蒋介石却在专制的非法统治的运行过程中企图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基础，他相对地搞起新闻自由，这在专制宣传之外制造了一种二元性；他又大张旗鼓建立代议制，把个性与差异刻入政治层次之中。这种以非法的方式建立合法的基础的政治规则给传统的无意义的知识型赋予了意义，给中心性的知识型制造了和另一种边缘的知识型交叉的公共元素，也即制造了自己在思想上的叛逆。就在两种知识型的交集之内成长起来的和其分庭抗理的知识份子，当然腐败的官吏同样是钻了这里的空子。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前苏联演出了一场戈尔巴乔夫打倒戈尔巴乔夫的悲喜剧。戈氏的前任契尔年科带病上台，不到一年的执政期无所作为。此前的安德罗耶夫在最高的权椅上也是短命的，而建立技术官僚体制的勃列日涅夫把握苏联17年。政治学家和哲学家不同，他们透过技术官僚体制的工具理性迷雾，看到了专制极权的实质。勃列日涅夫的的政体和斯大林时代一样是一种阿伦特（24，）所论述的那种极权的政体。极权在知识型的构建上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极权主义政体的维护人必须制造一个虚构的世界，阿伦特对此有最精辟的论述。虚构世界的建筑术首先是描述出未来的美好蓝图，然后再确定未来与现实的逻辑联系，现实的真实性要由未来蓝图进行筛选，现实的价值性就变成了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一部分符合未来模型的变成了正值，另一部分自然成为负值。而解释未来的权力通常不是由意识形态，而是由意识形态的最高决策者。人格化倾向又使正负价值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或者完全成为个人好恶的充分表演。于是，虚构世界就既不真实也不虚假。这自然是极权主义生产知识的最高范式，最大的知识导向。希特勒犹太危胁论和斯大林清党自然都是虚构世界的杰作，李森科的生物学、前苏联的反相对论、反控制论思潮等学术欺骗当然也是典范，可以说极权主义在任何情况下对待知识的方式都是虚构，试看“四人帮”时期英雄人物创造论等文艺学的各种表现，什么是虚构在真实上已经一目了然了。而在理论上尚需我们去认真地思索。
    虚构世界的知识型一言以蔽之，它的确是所指暴政，它虚构一个永恒的所指，不是以历史的名义，而是以未来承诺的名义，甚至是终极关怀的名义， 确定一种乌托邦式的憧憬，现实中的所有能指都必须指称这种所指，所指的单一性使其本身成为真正的虚构，淹没了意义，一切皆指称的时候，被指称就是世界本身。能指的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普遍性使能指和所指之间变成了全——无逻辑和全——全逻辑。戈尔巴乔夫打倒戈尔巴乔夫就是在知识型上的自我颠覆。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两大政策入手：民主化、公开性。其民主化当然代表着政治决策程序上的民意体现，但是，这一步骤遥远漫长。而展开真实世界的真实性，则是一个唾手可得的措施。戈尔巴乔夫公布了许多重大的历史档案。这就是在虚构世界的知识型的边缘上展布了一个具体能指和具体所指相联系的新的知识型，在能指和所指的链上生长出意义的解释学和谱系学可发挥作用的知识型。这种新的生产知识的机制才使前苏联倾覆。正如萨德、尼采可以作为知识型交集上的代表人物一样，戈尔巴乔夫也当之无愧的是两种知识型过渡中的代表人物。极权主义是20世纪的独特产物，福科没有这种已由阿伦特提供范本的知识型，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自然也是我在此展开论述的充分理由。同时，对极权主义知识型的概括亦向我们显示了20世纪另一个最时髦词的实质，这个词即“改革”。一切改革都是在知识型上突破虚构从而生产真实的话语实践。
    当福科归纳知识型的时候，无论他承认与否，他还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他所定义的知识型相当类似于列维—斯特劳斯所（25，p8）给出的结构主义图解，即一组非连结性的平面化的图形，在此给出亦无妨。（图略）

    然而，的确如福柯所说，语言自身便包含着繁衍的原则，福柯在话语实践里耕耘，终于走出结构主义牢笼，继承了尼采的谱系学技巧，并给谱系学增加了更多的内涵。当尼采发觉道德的谱系的时候，他尚没有在话语实践的演化史上阐明谱系的分支状况，尤其是没有阐明谱系的动力学机制。不仅仅道德的谱系，一切知识的谱系都会产生分叉，究竟哪一个分叉的节点会产生颠覆的爆炸是没法预见的。作为话语实践的演化史，话语实践的史，话语实践的革命史，其本真的奥妙就在于，只要我们进入谱系的历史长河中，就会发现，权力的确强迫我们、引诱我们、规范我们生产真理，然而，权力同样强迫我们、引诱我们、规范我们解释真理，只要人们说话，哪怕是按照权力的指挥棒说话，语言自身的繁衍原则就会使知识发生谱系的分叉，人在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生物的独特氛围之中，讲述什么都是他自己的表演，他不自觉地就会去辩读秘密和揭穿权力真相。“实际上，这种以辩读秘密和揭穿权力真相为己任的知识，至少与试图建立权力永恒不绝的伟大原则的历史生产的知识一样的多”。（23,p70）因此，只要我们向历史中回朔，找到尽可能多的对历史说话的人，让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说出他自己的语言，并作出话语实践分析，就把谱系学推向辉煌。“在这种谱系学的任务中重要的是使过去的人物和业绩的伟大可以担保今天的价值，使它日常的平庸无奇成为某种既英雄又正义的事业……这样，历史在使别的事物值得记忆的同时也使自己变得值得记忆”。(23,p60—p61)因此，“谱系学不是实证主义以一种更细致或更精确的形式进行的回潮。谱系学准确的说是反科学。它 不要求一种对无知和非知识抒情的权利，它也不是拒绝知识或运用和说明尚未被知识捕获的即刻经验的魅力。它并不指这些，而是指知识的造反。造反不是反对科学的内容、方法和概念，而是首先反对集中权力的作用，这个集中权力与在类似我们这样的社会中组织起来的科学话语的制度和功能紧密联系。……谱系学引导的斗争就是为了反对属于被认为是科学的话语自身的权力。” (23,p8)回首20世纪人类的进步，谱系学对权力话语的颠覆功不可没。正如罗兰·巴特对五月事件的评述：“描述一次‘事件’即暗示着事件已经被书写。” (24,p31)谱系学即是事件、人物、机制、过程等的被书写和被被书写。只要允许人们去不停的书写，话语实践的进步便给人类安装了勇往直前的马达，时间就从未来走向现在。

1、《逻辑论》，维特根斯坦著，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92。
2、《语言哲学》，A·P·马蒂尼采编，牟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
3、《交往与社会进化》，哈贝马斯著，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93。
4、《后状况》，让—弗朗索亚·利奥塔尔著，东槿山译。三联书店，1997。
5、《实践与反思》，皮埃尔·布迪厄·康华德著，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6、《知识考古学》，米歇尔·福柯著，谢强等译。三联书店，1998。
7、《癫狂与文明》，米歇尔·福柯著，刘壮成等译。桂冠图公司，1992。
8、《忏悔录》，奥古斯丁著，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87。
9、《论“神圣”》，鲁道夫·奥托著，成穷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10、Chomsky,N.Syntactic Structures.The Hague:Mouton,1957.
11、《解构之图》，保罗·德曼著，李自修等译。社会出版社，1998。
12、Jacques Derrida,Of Grammatology,transtated by Spivak.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3、《真理与方法》上集，加达默尔著，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14、《解释的有效性》，赫施著，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
15、《自杀论》，爱米尔·杜尔凯姆著，钟旭辉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16、《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
17、《霍克海默集》，渠东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18、《从逻辑的观点看》，奎田著，江天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9、《反对方法》，伊罗·费伊尔德阿本德著，周昌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20、转引自《理由与求知》，夏佩尔著，褚平等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21、《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德赖弗斯·p·拉比诺著，张建超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22、《福柯思想肖像》，刘壮成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23、《必须保卫社会》，福柯著，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4、《极权主义的起源》，阿伦特著，林骧华译。载林贤治编《读书之旅》，第二辑。
25、《结构主义时代》，伊·库兹韦尔著，尹大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