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托洛茨基及其评价问题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5
问题一：关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异同」
从切入点看，作者写此文似是为反驳郑异凡先生的〈由「先知」引起的话题〉一文（载《读书》1999年第五期），这本属正常。但我不知作者哪来的那么大的情绪，以至文中对郑异凡先生的多处指责都有欠厚道，有些指责甚至连逻辑都不顾。比如，作者在谈到郑先生对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比较分析时，引了郑先生一句认为托氏与斯氏是「不共戴天的死对头」的话，然后又引了郑先生「斯大林的化和集体化是托洛茨基予以肯定的」，「斯大林的实践是托洛茨基所鼓吹的工业化的一面镜子」，「斯大林以消灭富农为起点在实行集体（化）」是「符合托洛茨基的主张的」等语，理直气壮地反问道：「既然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主张大同小异，那么他们又怎么会不共戴天的呢？」1这就很让人惊讶，「主张大同小异」就不可能「不共戴天」了吗？除了主张，还有性格、气质、以及个人恩怨、权力之争等等，都是足以造成「不共戴天」的因素。特别是具体到托洛茨基与斯大林而言，命运注定这两个人几乎是从一见面开始就处于互相敌视的位置，以至列宁逝前还在担心他们两人发生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党的分裂2。这种同中有异──不是因为政见，而是因为其它原因形成的对立和冲突的情况，尤其在人物中并不鲜见。而况「主张大同小异」一语并非郑先生原话（对于托氏与斯氏的「主张」而言，是不好以简单的「异同」论之。上文因只考虑逻辑，对此未作甄别，下文将详论之），但作者只顾倾倒心中的愤懑，似乎顾不了这许多，仍沿着自己的逻辑挺进，紧接着竟发出了这样令人吃惊的责难：「尤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郑异凡先生竟是在读了《先知三部曲》后来重复这种评价的，因为正是《先知三部曲》推翻了这种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如果不是说诬蔑的话。」3
且不说《先知三部曲》是否「推翻了这种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尚需查证（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凭常理也该明白：别说《三部曲》的作者多伊彻本人就是个托洛茨基主义的热烈拥护者、崇尚者，他的著述和评价也只能算一家之言，就算他不偏不倚，真正做到了客观公正、全面准确，也不可能定于一尊，谁都不能表示不同意见；谁读了《三部曲》，谁就只有双手赞成的权利！？这叫甚么学术？恐怕多伊彻本人也不会如此缺乏自知之明吧？
更重要的是，所谓「这种对托洛茨基的评价 」──即托氏早先提出来的加速工业化与集体化的主张 ，后来由斯大林所实现的说法，并不是郑异凡先生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国际学术界中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如果不能说公认的话。因此，包括《先知三部曲》在内，基本上持的也是这一观点，不知作者为何视而不见。且引几段如下4：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左倾方针持一种相对赞赏的看法，承认它的积极意义。这一事实使托洛茨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把他们搞胡涂了。
在十月革命11周年庆祝日，从莫斯科红场上传出的官方口号是：「警惕右倾危险！」「打击富农！」「抑制耐普曼！」「加速工业化！」这些口号响彻了整个国家，扩散到了最边远的角落，甚至也传到了阿拉木图。这正是托洛茨基长期以来试图说服党采取的政策！……可以这样认为，执政派现在被迫抄袭托洛茨基的思想，这一事实就是为反对派所作的最好辩解。
这两个对手的命运就是这样古怪，当托洛茨基被驱逐出俄国之时，斯大林却着手以野蛮的方式消灭俄国的落后和野蛮，仿佛是要经典马克思主义回流，而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将要实现托洛茨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纲领。托洛茨基是二次革命的真正鼓吹者和宣导人，但在其后的十年中，斯大林却是它的执行者。
引文未免累赘，却又必不可少。只不过，他们两人的关系事实上远比这里说的要复杂得多。
从性格上讲，在俄共的早期政治领袖中，恐怕再难找出有哪两位像斯、托二人这样，有着那么多的相似与差别了。同样的倨傲、自负，同样的不甘人下，有着强烈的领袖欲，并且同样的倾慕权力，同样的敏感自尊，喜好虚荣。犹如同性相斥的磁场原理，过多的相似也产生了太大的差别：他们一个热情似火，一个却冷静如铁。一个雄辩滔滔，长于辞令；一个却沉默寡言但更精于算计。一个喜欢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尤其乐于置身在漩涡中心，与革命进行亲密接触，直接对话；另一个却更喜欢侧身一边默默做着党所交给他的工作。与语言乏味，举止粗俗的斯大林相比，才气纵横的托洛茨基往往显得更有教养，也更注意风度。托氏是思想家、革命家，比斯氏更擅长理论的创建，真率之外，更不乏几分革命骑士的浪漫和理论家的坦诚，他相信理论的力量远远超过他相信政权的力量，因而也常有为理论所累的时候。斯大林则是个务实的行政主义者，与理论相比，他显然更迷信组织，更相信权力。身为党的总书记，他也是把行政能量发挥到极致的权术大师。他的政治实则有着太多的马基雅维里成分，骨子里又带了几分拜占庭阴谋家的气质，常常在不动声色之中就能置对手于死地。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铁腕人物，对大权在握，发号施令有着同样的喜好。别看托洛茨基老在民主问题上向斯大林主流派发难，但只要想一想他在内战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对行政命令主义的过分依赖（或许正是列宁所批评的「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以及他天性中喜欢纪律与服从的强制性格倾向，再想一想他对工人反对派的厉声呵斥，以及在工会问题争论中对军事共产主义强制方法的偏爱（「拧紧螺丝钉」、「整刷工会」等）等等，不难想象一旦大权在握后的托氏会是甚么样5──尽管不会与斯大林完全一样！
不过，即使如此，从政治主张上讲，斯、托两人确实是不好将其放到一起，简单地论其异同的，原因很简单，就「主张」而论，托氏有理论，而斯氏没有理论。具体到工业化和集体化问题而言，斯大林最初反对托洛茨基等人要求加快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进程，并非是真的认为这会中断新政策，影响工农两大阶级的结盟，而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拱卫自己列宁继承人的正统形象，稳固自己的权力。所以，出面与托氏等人进行理论争辩的主要是布哈林，而不是斯大林。而斯氏在后来转向，以托氏也无法赞同的激烈手段和速度，迅猛推行集体化与工业化的方针，也并非是害怕农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害怕社会主义受到削弱，而是从粮食收购危机中看到了农民反抗的可怕，因此亟欲要将之纳入庞大而又严密的官僚化计划体制（当然也是行政组织体制）的控制之下。所以，他要抛弃布哈林，转而向托洛茨基派的理论求救，并故作慷慨地接受了许多反对派骨干的「投诚」，以至连托洛茨基本人也一度判断失误，想在斯大林需要他们的时候伸手相援，与斯氏结盟来反对布哈林。实际上，斯大林心里压根就不会原谅反对派──他们的最终结局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即使他最终执行了托氏的纲领，也不好就说他的主张与托氏「大同小异」。对斯大林来说，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以至后来居然敢与德国法西斯结盟瓜分波兰，那么，要不要搞工业化和集体化，就只是个为我所用的问题，而不存在甚么剽窃与认同的嫌疑。一句话，这只是斯大林为实现他的独裁之路所要跨越的一道小小的障碍而已。
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郑异凡先生并没有简单地说他们的主张「大同小异」，而只是说「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是托洛茨基予以肯定的」，说「斯大林的实践是托洛茨基所鼓吹的工业化的一面镜子」等等，应该说，话还是讲得颇有分寸的，由此得出「只有托洛茨基『同布哈林的争论才是两种社会主义建设方法的争论』」也并没有甚么错，与「不共载天」的说法也并不自相矛盾。至于讲到托氏的主张至少在时间上与方法上跟斯氏的集体化工业化不同──正像〈托文〉作者在文中所一再争辩的那样，那么，我想提醒作者注意：这其中除了托氏提出的仅仅只是理论而斯氏实行的又仅仅只是结果的差别之外，也还有一个理论逻辑和逻辑的问题。对于理论逻辑，多伊彻就曾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当托洛茨基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大家完成伟大而艰巨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任务时，克拉辛曾向他问道，他是否充分考虑过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含义？并向他提到早期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通过残酷的殖民掠夺，摧毁英格兰的自耕农，摧毁印度的家庭纺织业等等，才得以完成的。「正是在『印度平原白茫茫』一片尸骨之上，纺织业才得以兴起。」据说，托洛茨基听后，当时就跳起来抗议说，他的建议「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对此，多伊彻写道：「这当然不错。但不管怎样，他的立场的逻辑不就是将导致『对农民的掠夺』吗？」6据多伊彻说，此后，托洛茨基便很少再使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一语了。也许他已觉察到包含在这一「」中的那层不详的阴影？
至于历史逻辑，多伊彻曾针对按照托洛茨基的路子历史会怎样的设问，讲过这样一番颇为深刻、透彻的话7：
如果要问：托洛茨基会把这次革命引向何方？他是否既能使广大苏联人民免遭斯大林统治下所受的损失、贫困和压迫，同时也能以相同的速度和规模实现工业化？或者他能说服而不是强迫农民合作经营农业？进行这样的推测毫无意义，这些问题是不可回答的……事实上，20年代的政治演变已事先决定了30年代俄国社会改造得以完成的道路。这一演变导致独裁和铁的纪律，进而导致了强行的工业化和集体化。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所需的政治工具在20年代就早已造好了。
问题二：关于新政策
1926年，在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成联合反对派同斯大林主流派的争论中，新经济政策是个焦点。尽管由于新经济政策是列宁生前所订，在令人崇敬的领袖刚刚去世之后，谁也不会去冒触犯列宁思想遗产的风险，因而，表面上并没有人对新经济政策直接提出批评。但从托氏等人关于加速化，加强计划化和集体化，以及出于对资本主义因素增长的忧虑而提出的限制富农，对富农课以重税等主张中，还是不难看出，根子就在新经济政策！这是关键，也是双方分歧的实质之一。
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新经济政策的真正意义，是在于它启动了被革命和战争打断了的市场机制，开启了一条通向市场经济的大门。恰恰是这一点，与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明显不符，因此，新经济政策实行之初就在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列宁为此而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并将之解释为一种暂时的「退却」，一种「迂回曲折」的进攻。在随后的几年里，列宁为新经济政策倾注了大量心血，写了不少文章，不断发现和挖掘新经济政策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给予新的阐释和提升。大体说来，列宁赋予了新经济政策这样几重意义：
（1）是从非常态的战时体制转向常态的和平建设体制的一种过渡8。在强制与半强制的战时体制下，你可以用超经济方法向农民强行征集「余粮」──或者像列宁后来所说的那样，有时甚至是农民的「必需粮」，但在和平体制下，你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余粮收集制后来引发的严重危机、动荡和全国雪片一般的抗议都已证明：农民决不允许将强制的战时纪律永远盘旋在他们头上！
（2）新经济政策是工农两大阶级联盟的经济基石。平等的联盟，必须以平等的交换关系作基础，否则，政治平等就无法得到保障。「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它在哪里？在同农民进行商品交换！！」9
（3）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适应于俄国经济-社会程度的建设道路、建设方法，它「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10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多数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不能抛弃小农，而必须采取与之结盟的战略，为此，就需要找到一种适合他们，为他们所乐于接受的方法，以便在自愿和平等的基础上，改造他们，带领他们一同走上社会主义。改造小农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所以，新经济政策也是长期的。
然而，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很多布尔什维克高层领导却一直未能认识到，新经济政策实则是从战时体制转向和平常规体制的一次根本性的战略转移！他们恪守着某些战时共产主义的也是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信条和思想原则，将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把商品关系、市场原则等同于资本主义，视个体劳动为危险的自发资本主义势力，所以，对新经济政策实行几年后重新活跃起来的农村经济状况和市场经济关系作出了片面的、也是夸张的估价。
不错，托洛茨基本人早在20年初就曾提出过实行粮食税的建议。多年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11：
我从乌拉尔带回大量有关经济情况的考察报告，这些报告的结论，一言以蔽之：必须抛弃战时共产主义。我的实地调查使我相信，因内战条件强加于我们的战时共产主义方式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恢复我们的经济生活，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引进个人利益的成分；换言之，必须恢复某种程度的国内市场。我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一个方案，计划用一种征收粮食税的办法来取代征粮制，并恢复商品交换。
但事实上，托洛茨基当时的认识远不像他后来所标榜的那样，似乎已真的看透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本质，否则，他就不会在自己的建议被否决之后，立即又迅速祭起战时共产主义的法宝，并将之严厉地贯穿到铁路系统的整顿中，进而更提出了「劳动军事家化」，「拧紧螺丝钉」等加强战时体制的口号，由此挑起了一场关于「工会国家化」问题的争论。细观托氏在争论中的主张，他与列宁的分歧，实质上是一个要不要将战时原则继续运用于和平时期的问题。从托洛茨基后来的一系列主张及其表现看，应该说，托氏的思想一直都未能走出战时共产主义的迷雾。
需要指出，人们通常所说的战时共产主义，实际上包含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内容。一类是指那些为应付战争需要而采取的、具有强烈军事化特征的临时性措施；另一类则是指为「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而采取的措施（两者中又有少量交叉）12。后者虽然大多是在战争时期实施的，但其理论、原则，却是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已确定了的，诸如剥夺剥夺者，实现国有化，迅速消灭小农，实现集体化，以及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等等。这是所有社会主义者，也是每个布尔什维克都深信不疑的信条。所以，当列宁提出用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时，党内的思想阻力实在不小，就即使是像托洛茨基这类敏感而又务实的领袖人物，也只不过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为缓和巨大的军事压力而被迫作出的暂时退让。列宁则不同。正是在工会问题的争论中（此时刚好结束的克里木战役成了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标志），列宁敏锐地抓住和平时代已经到来这个主题，开始从时代转折的高度来考虑如何突破战时共产主义的局限，以实现工作重点也是战略中心的根本转移。可以说，列宁在争论中之所以会在工会国家化问题上发生重大的立场转移（从赞成到反对）13，正是他在时代转折的推动下来重新审视和调整战时共产主义的战略与策略，以为和平时期的建设寻找出一条更适合俄国国情的道路或方法的一次重要探索，它为后来以新经济政策为标志的战略大转移作了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并由此而成为列宁晚年一系列思想嬗变的开端和起点。沉醉于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梦想中的托洛茨基，却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也不理解新经济政策所包含的巨大意义，所以他才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一道，对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后果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从理论上讲，托洛茨基等人是不相信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但无论是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表述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中，还是从托氏所主张的工业化、集体化、计划化要求中，实际上都暗含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逻辑。或者，审慎一点看，起码也可以说，托氏等人在欧洲革命迟迟没有爆发的情况下，怀着如何将俄国革命坚持下去的忧虑，迫切希望能够尽快地加强它的社会主义因素，减少和限制资本主义因素，并且尽其所能地保持它纯粹社会主义的性质。正是沿着这样一种思路，托氏等人才认为，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得到恢复的商品货币关系，以及重新活跃起来的个体、私有经济，不仅中断了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梦想，而且还加强了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并使富农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加剧了农村的阶级斗争态势。为此，他提出的加速工业化，实行集体化，向富农课重税等主张，其着眼点，都是为了抑制新经济政策的「消极因素」（资本主义），加强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问题在于，俄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否真像他们所担忧的那样，已经严重到了如此危险的程度呢？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正像今天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苏俄政府当时所使用的「富农」一词，是个标准混乱，含义模糊的概念。按照这个边界并不清晰更远远谈不上的称谓所统计出来的富农数，在集体化以前的1927年，也只占总农户的约3.9%左右，其经济水准则只略当于战前的中农，或比中农稍好一点14。其次，关于农村中的两极分化现象，无论是当时的统计还是事后的研究均表明，这种分化实际上是一种有利于共同富裕的积极现象。因为，农村的分化层主要发生在贫农阶层，其分化趋势是大量贫农上升为中农，少量贫农则因各种原因破产沦为农村无产阶级；直至集体化开始之前的1927年，中农已占到农村人数的62.7%，贫农则只占33.4%──这就是所谓的「中农化」现象。对此，无论是生前的列宁还是后来的布哈林，都对之作出了积极评价。而两极分化的分化层应是中农15。若少量中农上升为富农，大量中农下降为贫农，则可谓之两极分化。应该注意区分这两种分化的不同性质，还应该看到何为主体，何为支流。从这个角度看，当时农村分化的总趋势主要是良性而非恶性。再次，是关于农村个体经济包括一部分富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是姓资还是姓社？这个问题，以其说是一个现实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观念问题。而托氏等人正是出于其直接过渡的传统观念，才对之作出了否定性的评价，惊之为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扩展。由此可见，托氏虽然在名义上并不反对新经济政策，但他沿着战时共产主义的思维惯性所得出的结论、对策，实质上与斯大林后来的做法并无甚么本质的不同，其逻辑指向到头来还是将导致新经济政策的终结！至于托氏当时提出的工业化是否可行的问题，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愿不愿、想不想的问题，而是有无可能的问题，是工业化的资金从何而来的问题。如果按照托洛茨基的设想，在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硬要采取削减农业投入（以及向富农课重税）的办法来增大工业投入，别说这本身省不出几个钱，就算真能省出钱来，在低生产、低投入的经济水准下，农业一旦因投入减少而出现萎缩，也会反过来成为制约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相形之下，布哈林主张在发展农业以增加农业积累的基础上再来扩大工业生产（投入）的想法，倒是要切合实际得多。
但如果说，托洛茨基当年提出的这些理论和主张尚不失其革命者的真诚，并且尚有其难以摆脱的历史局限和思想局限，故而多少还能让人感到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今天的作者──正如〈托文〉的作者一样，再来不加区别地重复托氏的这些主张，并将之视为唯一正确的理论而给予全面的肯定和热情的颂扬，却实在让人有些不可思议。其中，最让人不可理喻的，就是作者关于计划与市场的那一番新奇的议论了。
问题三：关于「民主的计划」
照我们今天的理解，计划与市场，正如同商品与物品一样，是个中性词，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过去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个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选择。计划并不意味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也并不就代表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需要有计划，计划经济也不能没有市场，两者是兼容的，并不具有全面的排异性。
但是，如果倒退二十年，计划与市场就是两种社会制度的代名词；倒退五十年，计划（经济）则直接就是苏联模式或曰斯大林体制的同义语。〈托文〉作者显然属于前者。所以他写道16：
哈耶克们称计划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其实，苏联早在计划经济实行前的新经济政策──市场经济时，官僚专制就已确立了。而最早提倡计划经济的托洛茨基却是要求恢复民主的，而主张市场经济的斯大林和布哈林则是专制的捍卫者，后来又将其专制从领域扩展到了计划经济中。证明，不是计划，而是在市场的条件下苏联才走上了奴役之路。
这就很有点让人不好理解了：苏联「官僚专制的确立」是甚么意思呢？如果是指布尔什维克一党专制体系的形成，那么，它早在新经济政策之前的战时共产主义初期（1918年）就已建立了；如果是指众所周知的斯大林专制统治，那么，它也不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而是在全盘集体化和强制化的过程中才确立的。换言之，斯大林式的官僚专制究竟依靠的是市场经济还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是集权式的计划体制为斯大林专制提供了稳固的基础，还是反过来，是由于斯大林的专制损害了计划经济，扭曲了计划经济，使之变成了「专制的计划经济」？显然，这些在今天本已不再成为问题的问题之所以会变得如此怪异，原因正在作者头脑中计划与市场全面对立，全面排斥的顽固观念。只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的名声不那么可靠，作者只好另辟蹊径，特意从托洛茨基的思想武库中掏出了件「民主的计划经济」来，以示与斯大林的「专制的计划经济」划清界限。其基本思路大体如下：「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十月革命，本已让工人阶级掌握了「（对资产阶级）行使专政的权力」，但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集团，却利用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时期「决定暂时取消其它政党，进而又禁止党内派别存在」的非常时机，迅速崛起，剥夺了工人阶级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的权力。「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工人阶级民主政治」变成了「干部决定一切」的官僚专制体制，所以，「民主的计划经济」首先必须恢复工人阶级的民主，「使工人阶级能够通过民主权利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17，或如托洛茨基所言：「官僚专制必须让位给苏维埃民主政治。恢复批评权利和拥有真正的选举自由是国家进一步的必要条件，这一点意味着恢复苏联各党派（从布尔什维克开始）的自由，恢复工会的作用。」18这样，「由劳动者同时也是消费者民主地决定其需求的顺序和资源的分配」，只有这种「民主地，自下而上的集中 ──计划，才会获得必需的充分信息，才会符合广大劳动者的需求，才会在计划的执行中获得动力──劳动者的积极性」。并使苏联人民摆脱那条「奴役之路」──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富人的经济，它是「通过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获取最大的利润」，因此，资源「首先被配置用来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谁的支付能力多，简单地说，谁的钱多，配置给他以满足需求的资源就多；谁的钱少，被配置得少。」而「民主的计划经济与之截然相反，有限的资源不按支付能力的多少来配置，而是由劳动者共同决定其人人必需的，最基本的需求，资源首先被配置到满足这些需求的生产中，让每一个人都能免费地分配到这些产品或服务而不管其支付能力如何。在基本需求方面，如衣、食、住、行、医疗保健、文化等方面实现『按需分配』，以保证每个人享有起码的合理的生活条件。只有在免费分配的领域，才能使人人享有自由。剩余的资源再被分配到次级需求及奢侈需求等并非人人必需的方面……随着生产的发展，免费分配的产品逐渐增多，『按劳分配』的范围更趋缩小，最终将完全排挤掉市场和金钱的作用……」19
恕我不能再引下去了。这些耳熟能详的音调，首先唤醒我的，是关于人民公社、关于一大二公、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历史记忆。我不知道，作者描绘出来的这等「免费午餐」曾在哪里出现过，在我的阅读中，它除了曾短暂地出现在布尔什维克的战时共产主义体系中外，也曾在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惊鸿一瞥地闪过它那诱人的身影──我指的是曾在个别地方出现过的诸如「吃饭不要钱」之类。结果如何，已无须我再来多费笔墨。此外，它还使我彷佛听到了来自欧洲历史上某种熟悉而又久已沉没的回响。从早期的工团主义，到俄共党内的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甚至部分地还包括后来南斯拉夫人提出的「工人自治」，百多年来，这类从狭隘的工人或工会利益出发而企望实现真正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思潮，总是不绝如缕，时沉时浮，其中所包含的一些合理因素，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些西欧国家兴起的工厂民主制中，也曾得到了部分的吸收和体现。只是不知作者仔细想过没有，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设计，「民主的计划经济」的民主权利，是只对工人阶级开放呢，还是也对所有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开放？如果是前者，那它就根本谈不上甚么「选举自由」──「民主的计划经济」并不民主；如果是后者，那么，谁又能保证这些拥有自由投票权的阶级、政党、派别和集团，选出来的就一定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而不会是其它阶级和阶层的代表呢？换言之，在真正自由选举的条件下，又如何来保障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呢？退一步说，就算这一点不是问题，就算「民主的计划经济」果如人愿建立起来，难道作者就真的相信，有了「民主地决定」，有了「自下而上的集中」，就有了万能的计划？就能够无所不包地把整个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管起来，统起来，而且还能够在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方面都实现「按需分配」，「免费」供给？且不说众口难调，有人需要顿顿鱼肉，有人则需要注意「减肥」，千百万人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兴趣爱好，取舍标准恰恰是最难得统一，也无法「计划」的；就算能够计划，则平均主义问题固然是避免了──如果是「按需分配」的话，但又如何来解决多吃多占、贪污腐败、营私舞弊，特权享受等等的问题呢？莫非又要辅之以一场「思想改造运动」？一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道德净化运动？或者就只有按照严格的定量、划一的品种来进行分配？而这种「计划经济」的苦头（当然并不包括「免费」），中国人还吃得少吗？再说，所谓「自下而上的集中」在实际上究竟是如何操作，如何运行的？是每一个工厂，每一个，每一个单位的每一项计划，每一个指标都要经过讨论决定，再层积迭累地上报「集中」吗？出现冲突怎么办？群体与群体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整体和局部之间，以及近期与长期之间等等，出现利益上的冲突怎么办？由计划部门自行调整、平衡？那岂不有违「自下而上」的公意？或者又来搞一次全民投票？全民公决？这又如何来保障其体制运转的有效与灵活呢？总之，凡此种种诸如此类十分具体而实际的问题，不知在「民主的计划经济」中将如何解决？而且能解决吗？真不知道，在当今世界宪政民主已相当成熟的情况下，似这类半靠猜想，半是臆断的极端工人民主的神话，除了有一堆美丽的空话之外还有甚么？
至于作者关于市场经济只能导致资源对有钱人的最佳配置的逻辑，则恐怕已经不是甚么误解，而是属于偏见了。不过，似乎仍需指出，有钱人因为有较强的支付能力而可以获得较多，较好的资源享受这一点，并不就完全等同于资源的宏观配置，也不会影响和改变社会资源在利润驱动下通过市场机制而自动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实现结构平衡的原理。毕竟与社会公众的广泛需求和巨大的支付能力相比，少数有钱人的需求和支付能力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市场固然只相信金钱，但它也不能不遵循原理，一旦社会资源在利润和需求的驱动下出现朝某一领域集中的趋势（我们姑且假定是少数有钱人的高消费所致），则那只「看不见的手」就会自动对之进行调节；一旦供过于求，利润原则就会对之进行惩罚，结果，利润率下降，富余的资源就会自动转移，流向其它有利可图的领域。这就是市场调节，就是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合理与否，与贫富差别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两者的调节手段也不一样。如果把市场视为「奴役之路」，金钱视为万恶之源，而切望着将它压缩到最小限度并逐渐取消的话，那么，这同斯大林的计划体制又有何区别？而即使是斯大林，也不敢就冒然宣布取消市场和金钱──全世界迄今为止，也就只有一个人和一个国家敢于这么做，这就是波尔布特和他所统治的柬埔寨！
最后，也许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还想提醒作者不要忘记，如果这个「民主的计划经济」就是用来替代斯大林「专制的计划经济」的理想模式，那么，这是不是也有一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意味呢？
问题四：关于欧洲革命或世界革命
在托洛茨基等人与斯大林等人的争论中，恐怕再没有哪一场争论如「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那样，充满了学究气味和经院气息，以至多伊彻要将之比喻为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关于一个针尖能够站多少天使的争论。确实，从这场争论的表面来看，它很像文革初期红卫兵打的语录仗，双方都引证大量的列宁语录，并按照各自的逻辑进行解释，针锋相对，咬文嚼字而又寸步不让。但如果真认为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争论，纯属文字游戏，那也并不完全正确。其实，这场争论涉及的问题，实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民族共产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这实质上也是后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冲突的原因之一。但由于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非几句话能够说清，这里只能姑置勿论。需要费些笔墨的，倒是托洛茨基所坚持的世界革命论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会成为问题，是因为作者坚信托洛茨基「比任何人都更早且更准确地预见到具备了一定条件，资本主义世界是能够渡过其自1914年开始的长期危机的，而世界革命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取得胜利」！20
本来，对作者这个「在一定条件下」作出的假定是大可不必太认真的，但令人吃惊的是，作者居然就是凭着这样的假定来反驳郑异凡先生关于「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能够进行『自我调节』……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是不现实的」说法，并责问道：「郑异凡先生说列宁认识到欧洲革命无望后，转向了东方。列宁在甚么时候说过欧洲革命无望呢？郑先生能够拿出一点儿可靠的证据来吗？」21
我不知道作者何以要说得如此的理直气壮，毫无余地。仅据笔者所见，那证据就很现成。1921年7月11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中，就有这样一段明确无误的话（着重号为笔者所加）22：
我们所预料的国际革命正在向前。但是，这种前进运动并不象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地发展。 一眼就可以看出，尽管其它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迹象很多很明显，甚至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多得多和明显得多，但在缔结和约以后，无论这种和约是怎样的不好，革命已经不会爆发了！
不知这算不算「可靠的证据」。但我知道要讲清这个问题却不是靠一两句引文就能解决的。因为，这里涉及的是列宁晚期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
众所周知，欧洲革命一直是俄国革命最重要的一根思想支柱和心理支柱，以至在十月革命胜利三周年时，列宁还说，如果在三年前的「那个晚上，有人对我们说，再过三年就会有今天这个样子，就会取得我们现在这样的胜利，那是任何人甚至极端的乐观主义者都不会相信的……因为我们开始我们的事业时，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的」23。按照列宁的看法，俄国革命是欧洲革命的序幕。在俄国开始的革命，将由德国、法国、英国去完成。所以，列宁经常重复说，俄国革命还只是这场革命的一半，甚至连一半也不到。
但是，这个被布尔什维克寄以全部希望并苦苦等待的欧洲革命，却迟迟没有到来，除了1918年、1919年相继爆发的匈牙利革命、德国革命曾给人带来过短暂的鼓舞之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部结束，甚至俄国国内战争全面结束，欧洲革命仍然遥遥无期，声息点无。不仅如此，最让人失望的是，一战的结束还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世界格局：曾被寄以最大希望，认为最有可能给俄国革命予直接支持的德国成了战败国……
另一方面，随着协约国于1920年宣布解除对苏维埃俄国的封锁，以及随后召开的热那亚会议等，过去参与武装干涉俄国的一些西方国家，也逐渐开始改变对苏俄的敌视而与之有了多方面的接触，并在1924年之后形成了一个与苏联建交的热潮。对于国际关系的这种变动趋向，敏感的列宁于1921年就有所察见，他经过审慎分析，作出了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与苏维埃俄国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均势」局面的判断，并由此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一个结论是希望中的欧洲革命「已经不会爆发了」！──诚然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这一句话就认为列宁已经对欧洲革命彻底失望，但至少可以说他已明确认识到欧洲革命被推迟、被延缓的事实，转而注意到「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意义」，并由此得出了第二个重要结论：「他们一定会在世界革命的下一个阶段中起非常巨大的革命作用。」24
别以为列宁的说法只是一时冲动，随口说说。事实上，这里涉及到的，是在俄国革命从战争转向和平，从迅速爆发连体成片的世界革命希冀转向只能是一国坚持社会主义的现实之后，列宁晚期思想所出现的一系列转变之一。因此两年之后，当列宁在疾病的折磨下出于对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担心而亟欲要以口授记录的方式，赶紧将自己心中一些很重要的思想表达出来，留给他的同志们时，他又一次回到了这个题目上，并将之表述得更清楚、明确，这就是他通过口授记录所留下来的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列宁在文中分析到，帝国主义的世界战争（一战）已经改变了旧有的国际关系体系，使之出现了这样一些新的特点和新的变化：一方面，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分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正在受到另一些西方列强的「啄食」而使它「很难抬起头来」。另一方面，在战胜国一边，又出现了因为胜利而向本国的被压迫阶级作出一些不大的「让步」的情况，而「这些让步终究能把这些国家里的革命运动推延下去，造成某种『社会和平』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不会是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完成的。」
同时，在另一边，在落后的东方，又有许多国家如印度、等等，由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而被抛出了自己发展的常轨，「开始了一般欧洲式的波动」，从而「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于是，整个世界被「分裂为两个营垒」──落后的但是革命的和被压迫的东方，先进的但是反革命的和压迫者的西方。这样，「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俄国革命的任务，或者说俄国无产阶级应该采取的策略，就是「必须极其慎重地维护我国的工人政权，保持住工人政权在我国小农和最小农中间的威信和对他们的领导，」并使之能够坚持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同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东方、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同虽然落后但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东方式的国家发生下一次军事冲突的时候」25！
不知道〈托文〉作者对此将作何看？在笔者看来，这正是列宁根据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尤其是根据欧洲革命被推迟、被延缓的特点，来着手制定新的战略与策略，将过去那种具有速胜论倾向的、以面向西方工人运动高涨为支柱的战略重点，转向以东方民族民主革命为支撑的战略重点的明证！尽管时间不允许列宁将之思考得更周密、更完整，但其思想的脉络和方向还是十分清楚的。此后的，至少在二战全面爆发之前的十多年的历史，基本上证实了列宁的判断。对此，〈托文〉作者可以视而不见，也可以作出自己的另类解释，但却似乎没有必要来以此非难别人，尤其是非难历史！甚至为了强迫历史符合自己的逻辑，不惜重构出一幅「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只是由于「工人阶级的主观领导的不成熟」才使之遭受了失败的（二十世纪）世界历史图景，指责历史没有按照托洛茨基给出的「服药规则」服药，结果只能日复一日地被那些江湖骗子把它「药死」。作者的推论是：「欧洲工人阶级援助的迟缓，导致了俄国革命的蜕化，俄国革命的蜕化又引起了共产国际的蜕化。面对日益临近的灾难，社会党」又是「不愿进行抵抗」的「驼鸟」，结果，「欧洲工人阶级就在希法亭、考茨基、鲍威尔、阿德勒、勃鲁姆、斯大林、台尔曼、加香、多列士、狄亚斯之流的领导下，走向了自我毁灭。」26革命就这样掉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为希特勒、佛朗哥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这真有点历史本来要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的味道了。显然，在这里，错误的是历史，而不是理论！只是我不明白，作者列举了这么多不利于革命最后葬送了革命的「消极因素」，为甚么就单单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积极因素」呢？这就是托洛茨基正式创立于1938年的第四国际！既然第三国际已经「蜕化」，那么， 第四国际为甚么不能担负起领导无产阶级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历史重任呢？既然──如作者所说──「建立了明确、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体系」27的托洛茨基，一直在「不停地向工人阶级发出警告，并向其指出了避开危险走向胜利的道路」，那么，工人阶级们为甚么要置之不理而听任那些「之流」们将他们引向深渊？而且，如果真像作者所理解的那样──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只简单的是一个工人运动走向毁灭，而资产阶级却节节胜利的二元对立的历史，那么，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的成熟」又从何谈起？「世界革命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取得胜利」的「一定条件」又在哪里呢？总而言之，为马克思所预言，列宁所期待，托洛茨基所坚持的世界革命之所以没有出现，究竟是取决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较量、阶级斗争呢，还是取决于更深层的社会结构变动？是由于无产阶级的「主观领导的不成熟」，向资产阶级斗争不力呢，还是由于社会历史的变化确实使原先还不够成熟完善的西方民主体制开始表现出一定的活力和自我调节机能，在使工人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断有所改善的情况下，缓和了矛盾和对抗，使本来具有强烈色彩的阶级斗争，逐渐转向了可以通过立法与谈判，进而通过妥协与退让来加以调解的劳资冲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工人运动的政治冲击力？自二十年代以来就持续步入低潮的欧洲工人运动，真的只是几个「领头羊」的错？
至于作者在不是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就是无产阶级走向毁灭的独特视角中重构出来的那幅二次世界大战的图景，就更加让人莫名其妙了。如果希特勒的「奥斯维辛毒气室」与盟国的「德累斯顿轰炸」、美国人的「广岛核试验」等，都不过是「资本主义世界」「在击溃了欧洲工人运动后」所展示的「最新型的人类文明成果」，而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也只不过是「斯大林在大战中替资产阶级火中取栗」，那么，又如何来解释「资本主义世界」的英、美诸国要向「资本主义世界」的德国宣战？并为最终铲除那灭绝人性的毒气室而耗尽国力，死掉那多么多的生命？资本主义的美国确实不该朝资本主义的日本扔原子弹，但资本主义的日本又凭甚么要偷袭同是资本主义的美国呢？而且，又凭甚么要向至少并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以及其它东南亚各国大举进攻？烧杀虏掠，无恶不作？？如果整个二次大战的历史，只是为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新一轮繁荣」奠定基础，那么，包括中国人、美国人、苏联人、法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菲律宾人……等等、等等在内的所有世界进步力量、进步党团、进步人士所组成的反法西斯联盟，岂不都通通变成了「替资产阶级火中取栗」的罪魁祸首？那场由几个邪恶的轴心国家所强加给世界人民的战争，仅仅只是整个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世界杀红了眼的混战？是一场绝大的历史误会？在作者的历史拼图中，各国人民为抗击法西斯，抗击军国主义的危害所作出的英勇斗争，浴血奋战，怎么就变成了这样一幅肮脏的画面呢？世界人类在战时和战后为构建一个相对和平与安全的世界环境、国际秩序所作出的努力（尽管还很不够！）、所取得的成果（尽管还极为有限！），为甚么就见不到一丝踪影呢？
历史，难道真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婢女？
问题五：关于托洛茨基的评价
说实话，此刻来写这节文字，心里是颇为复杂的，或可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叫做一则以喜，一则以虑。喜者，托洛茨基问题终于是个可以平心静气来加以讨论的话题了──尽管比之于我们在其它问题上的不间断跨越，这一天还是来得太迟了一点，但毕竟也反映了生活中某些值得高兴的变化。虑者，也正是因为这一天来得太迟，以至使不光是托洛茨基，而且还包括共运史上一些很有争议的公案──思潮、事件、人物等，也都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认真的清理和。的积欠拖得越久、越深，就会给今人或后人的把握与体认增加困难──现今思想理论界在某些方面所出现的偏颇和误会，不能不说与此有很大关系。所以，我常想，假使这类历史的清理能够提早进行（十年？二十年？），那么，至少像〈托文〉这样所表现出来的某些轻率和片面，或许会减少一些罢？
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人物中，托洛茨基恐怕是最有争议，也最具传奇色彩和悲剧色彩的人物之一。传奇和悲剧都来自他的经历。在他那极富戏剧性，充满了紧张和冒险的命运多舛的一生中，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有黯淡的败落；既有煊赫的权势，也饱尝了失去权力之后的悲苦与屈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社会主义自愿者，到一个一夜之间声名响遍整个欧洲的叱咤风云的革命英雄，从一个只惯于用口和笔进行战斗的文弱书生，到一个挥师统兵，驰骋疆场的红军统帅，这其间的反差有多大？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赢得了那么多的成功与荣耀之后，又会受到那么多的诋毁与迫害。从大权在握，令人生畏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到被革出教门，四处飘泊几无立锥之地的流亡者；从十月革命的直接领导者，到最终竟被指斥为这场革命的最大叛徒，这其间的起伏又有多深？作为权力角逐场中的失意者，前苏联官僚中的低能儿，他的后半生真可以说受尽了凌辱与磨难。但作为一个一生都在战斗，一生都在抗争，所谓在命运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的永不屈服、永不言败的不妥协的斗争者，他的精神与人格又确实不无其可圈可点之处，甚至堪称楷模和典范。在某种意义上，托洛茨基本人就是他的「不断革命论」──就其精神实质而言──的一个最好的实践者！一个微缩了的精神标本！但最后，他既不是战死沙场（按这两个字的本义讲），也未能终老天年，而是在他还充满了生命活力与战斗激情的时候 ，悲惨地死于他的对手的阴沉的暗算之下！这就不能不让人在寒透肌骨的悲凉中只好「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了。
至于托氏所引起的争议，则明显来自他那充满了矛盾的思想和性格。
大约从四十五岁起，托洛茨基就开始了反对斯大林及其专制主义的斗争，并为此而花去了他后半生的全部时间。从力量对比和历史为他所设定的角色去看，这真可以说是一场命运悬殊，徒劳无益的英勇无畏之战！是一场注定没有希望取胜却又不屈不挠，毫不退让与妥协的勇敢者之战！其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誓将斗争进行到底的西西弗精神，固然可歌可泣，可感可佩，但正是这个脚跟一旦离开革命的保护就会受到致命一击的「阿基里斯」，却在历史提供的为数不多的几次有可能使他战胜对手的机会面前，表现出令后来的所有研究者都迷惑不解的软弱、怯懦和无所作为。托洛茨基是机会之神，历史之子，对历史事变有着近乎本能的敏感与直觉，深邃的洞见和非凡的胆识常常使他远在历史的大潮还没有到来之前就能听到它隐隐的涛声，并善于抓住由此所造成的一切机会，从而成为驾驭事变的能手──就一如他曾在1905年革命和其后的十月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他曾像巫师一般，准确预言了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原则将必然导致的党的蜕化28，也曾提早警告了法西斯的崛起及其造成的危害；在革命的问题上，他也不幸言中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政策所遭致的失败。然而，也正是这个一再表现出非凡预知能力的「先知」，却在列宁已经将炸弹填好，只等他去动手引爆──在党的十二大上代表列宁出面，去为受到压制的格鲁吉亚人辩护，向斯大林开炮时，他却匪夷所思地放弃机会，以生病为由，拒绝了列宁的吁请！不仅如此，在列宁死后公布列宁「遗嘱」29，按理应照「遗嘱」所示撤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时（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直接罢免斯大林的绝佳机会），托洛茨基却再次判断失误，不仅未能果敢地抓住这次稍纵即逝的机会，反而有些无动于衷，错失良机，故作宽洪地与他的对手们一起挽留斯大林，由此造成了他一生中最追悔莫及的错误。即便如此，机会仍没有最后离他而去：1925年，当三驾马车突然翻脸，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结成新反对派，与斯大林拉开架式争吵时，托洛茨基只要行动起来，像他之前和以后所做的那样，满怀信心地投入战斗，提早与季、加结盟，那么局面仍有可能改观，历史的天平仍有可能向他这一方倾斜。然而，关键时刻，他却表现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退让与回避，宁愿默不作声地呆在一边袖手旁观，也不肯投入他的火力！眼睁睁看着这最后一次机会同他擦肩而过。
是的，托洛茨基是雄辩家，是弄潮儿。与斯大林这样总是隐身于幕后的党务专家相比，他更适合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在乱哄哄的人群中，在唾沫横飞的讲坛上去施展才华，主宰沉浮。愈是激流滚滚，愈是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他的发挥就越卓越；反之，越是风平浪静，越是按部就班，他就越不知其所措。在那些追随列宁多年的老近卫军中，在那些更多是植根于俄罗斯本土文化、本土经验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中（斯大林就是他们之中的典型代表），托洛茨基无疑属于典型的「海归派」、外来人，虽也不乏有他的追随者，必要时也难免会搞些拉帮结派的「小动作」，但他的经历、他的教养、他流亡国外时所受到的欧洲文化的熏染，甚至还包括他身上的某种浪漫气质，都使他更像是一个浑身充满了正义的激情和勇敢的想象的吉珂德先生，因而更渴望也更喜欢在正面的交锋中，去光明磊落地挑战对手，打败对手，而不屑于躲在一边，阴谋盘算，暗箭伤人，更不屑于去玩弄一些所谓的官场技巧、政客权术了。他的高傲自负，不仅使他一次次的低估对手，一次次的错失良机，而且还使他在对待和处理一些关键性的政治细节上，过于的轻率马虎，漫不经心。出于虚荣，他曾数度拒绝了列宁要他担任自己的副手──副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提议；同样也是出于过分敏感的虚荣──生怕给人造成争夺列宁继承人位置的形象，他又推掉了在列宁逝后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作全党政治报告的殊荣；尤其在列宁去世后要不要及时赶回莫斯科参加列宁葬礼的敏感而又关键的问题上，他更是表现出了少有的笨拙与迟钝。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托洛茨基可以说是被他自己的高傲性格一点点地打败的。
至于讲到托氏的思想、理论，那么，今天已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是──亦如他整个一生的活动那样，他的那些思想、理论，既包含有一些正确的、值得注意的合理成分，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和混乱，甚至有不少自相矛盾，不切实际之处。就以其影响极大的「不断革命论」为例，这个直到今天仍有很大争议的理论，若就其精神意义而言，应该说还是具有某种合理因素的，但若就其思想内容来讲，那么，它所包含的冒险主义性质，它的急躁冒进的特点，却也是不容掩饰也不能回避的。而且，从它所包含的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内在逻辑去看，「不断革命论」与他的另一大理论──「世界革命论」，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抵触，至少两者的契合与互洽不那么的妥贴、圆通。至于托氏的其它理论，比如他的「热月政变」的理论，他对党和国家机关官僚化现象的批评，以及他关于苏维埃民主的要求等等，显然都具有相当的正确性、合理性。作为对苏维埃党和国家机关的蜕化现象，进而对斯大林体制及其痼疾最早发出的担忧、警告和针砭之一，托洛茨基在这些思想和理论──以及本文所提到的其它一些思想和理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敏感与卓识，理应得到应有的尊敬与评价，这是无疑的。同时 ，又不能不指出，即使如此，这些思想、理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也只有而且必须放回到一定的历史框架中才能估价出来。因为，比这些思想和理论更重要、也更具有决定性的是，历史的已经超越了它们所固有的逻辑，以及所承载的内容！更何况──正如本文作者所一再指出的那样，托氏的这些思想、理论中，也还包含了一些明显的缺陷与不足，甚至是矛盾和混乱。所以，整个来看，对托洛茨基一生所作出的思想理论贡献，似不宜估价过高。
应该看到，在托氏的思想活动中，信徒一般的忠顺、执着与思想家的独立意识、创造冲动总是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主导其精神创造活动的两条并行线。这两条线，时而交相激荡，发出撞击的嘶鸣，时而和谐共振，奏出动人的音符。由此构成了一种我称之为「托洛茨基理论困窘」的思想现象。大体说来， 这一思想现象最突出的表现是：先假定有一套不证自明的公理系统，再按照它所给出的公设与步骤来演算历史运动。但由于历史运动是变量不是常数，是革命质能公式中的「X」，为了使演算结果符合公设推导的标准答案，这就需要托洛茨基运用他的理论活动，去补足运算中的缺项，把未知数变成已知数。前者──公理系统──给定了托氏理论活动视域的最大接口，后者──历史中的未知部分──则为他的理论创造留出空间，使之能够作一定量级的跳跃和偏离。由于规则限定，托氏的创造既有可能在他目力不及的远方与系统的某些方面发生冲突，同时也有可能在他目力所及的地方注意尽可能地与系统保持一致，不作太大的偏离。所以，与教条主义相比，托氏的理论多了几分机会主义的气息，而与机会主义相比，却又多了几分教条主义的意味，最后，与这两种主义相比，又不免多了一些修正主义的性质30，只不过，它不是为了使理论符合现实而去修正理论，却是为了让现实满足理论而去修整现实、提升现实。 所以，托氏的理论最终总免不了有些急躁、操切的痕迹。
在我看来，这样的「理论困窘」，是托氏一生的宿命，也是他以及他所代表的托洛茨基主义及其运动──包括他所创立的第四国际所面临的矛盾和困境所在！亦如他早年的飘忽身影，正是他时而孟什维克、时而中间派、时而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摇摆所投射的影像一样，托氏在其后半生倾尽全力所开展的反斯大林斗争，之所以在现实中处境尴尬，模样难堪，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说明。尽管我们不能否认，托氏的斗争确实有坚持十月革命理想的一面，但作为一种运动而不仅仅只是思想，他自身所固有的窘困，却早已将他设定在一个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二难境地，再难以走出那个自我相关、自相缠绕的怪圈，而只能勉力地去担起命运的重闸，扮演起一个左右受敌，进退两难的尴尬角色。因此，即使是托洛茨基本人，也很难摆脱那个斯大林恶咒对他的困扰（斯氏常指斥他反对列宁、反对列宁的党、反对列宁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等），很难摆脱他与整个布尔什维克党、与整个苏维埃社会的关联，因而总是竭力想把自己所反对的和自己所捍卫的东西区别开来。他既无法否认苏联的存在，又无法接受苏联的现实，便只好极力将斯大林与俄共党、将斯大林的专制体制与苏维埃社会的制度与性质区别开来。所以，他从始至终都不肯放弃苏联是个「工人国家」的政治判断。而他愈是想彻底解开那个缠绕不清的结，就愈是陷入到更深的矛盾与痛苦之中31（他在理论上一步步的退让与此不无关系）32。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整个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困境与尴尬。
以上也只能算是一种个人角度、个人眼光。对托洛茨基来说──不管是就其思想还是就其活动，分歧和争论总是难免的。所幸的是，在经过几十年的折腾之后，如今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已大体能够按照历史和事实，尤其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方向来客观进行，而不必再像过去那样，动辄就从典册章句出发，动辄就要看他是合于典章还是不合于典章。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过去看得不太清楚的问题，如今已可以看得相当清楚；一些过去因为种种禁忌而让人不敢触及的问题，如今也已变得不再那么的森严和不可冒犯了。所以，即使迄今为止，托洛茨基仍是唯一一位没有获得正式平反的反对派领袖，但在许多研究者心目中，当年由斯大林一伙所强加给他的那些罪名和指控，则早已反过来，成了斯大林时代独裁、专制的耻辱柱。它们显然已不再是对托氏评价的障碍。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对托洛茨基的公正评价，或者说恢复托洛茨基本来面目的问题，应该不会再是甚么太困难的事。从这一点说，我对〈托文〉作者所作出的研究和努力是尊重的。我不能苟同的是──就对托洛茨基的评价而言，如果只是一味地执着于一种全面翻牌的逻辑，无视托洛茨基思想与活动中的那些缺陷和不足，硬要将过去的一无是处改写成一无所非，把一塌糊涂说成全面正确，通体透明，以便再为人们塑造出一个无所不知的「先知」或「救主」，那么，恕我直言，这与其说是在恢复托洛茨基的「真实面貌」，倒不如说是在制造新的神话与迷信！而今的读者，又还有几人会认真地相信这样的神话和迷信呢？
注释
1 《视界》第6辑，第231-232页。
2 见〈给代表大会的信〉，即所谓「列宁遗嘱」。列宁在信中首先就提出扩大中央委员会人数（增至50-100名）以防止可能发生的分裂的建议。对此，他直言不讳地写道：「……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在我看来，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然后，在对两人作出简略评论后又说：「现时中央两位卓越领袖的这两种品质会无意中造成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6卷，616-617页。
3 同注1，232页。
4 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2、490、502页。
5 为避免误会，这里有必要指出，以上一段文字，决无否认托氏反对官僚化、要求民主化等思想合理性的含义。此处强调的是他的性格倾向，并不关乎思想。但鉴于〈托文〉对托氏在这方面的主张评价甚高，指出如下一点仍然是必要的：托氏在二十年代中期所有关于党内民主的论述，都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仅仅有党内民主是不够的，要实现表达的自由，就还需要有国家制度和结构的保障，实现社会民主。指出这一点，也不意味着就否定托氏主张的意义，这仍是需要提醒的。
6 参见《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112-113页。
7 同上，第502页。
8 「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破坏和战争所迫使采取的特殊『战时共产主义』，进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制的一种过渡形式。」见列宁〈论粮食税〉，《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2卷，第333页。
9 同上卷，第315页。
10 《列宁全集》33卷，第155页。
11 《我的生平》下册， 华东师大出版社1982年版，第511页。
12 此说采自王树桐，钱亚军〈评「战时共产主义」与直接过渡道路〉一文，见《苏联史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48页。
13 列宁在「工会国家化」问题上的态度，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经历了一个从赞成到反对的思想转变过程，其原因从根本上讲正是由于从战争向和平的转折所致！详见拙文〈列宁与「工会国家化」问题〉，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8年第三辑。
14 参见金雁《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广东出版社1999版，第8页、第10-12页、第23页。
15 参阅同上，第25-26页。
16 《视界》第6辑，第238页。
17 参阅同上，第236-237页。
18 第237页脚注9。
19 以上引文均见上书第238-239。
20 同上，第240页。
21 同上，第242页。
22 《列宁全集》32卷，第467─468页。
23 同上，31卷，第358页。
24 同上，32卷，第469页。
25 以上引文均见《列宁全集》33卷第452-454页。
26 《视界》第6辑，第241页。
27 同上页，旁注13。
28 1904年，托洛茨基就在其抨击列宁「最刺耳」（多伊彻语）的一本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中，说出了这样一句后来可能都会令他惊讶不已的话：「首先是党组织（秘密会议）以自身取代全党；尔后是中央委员会以自己取代党组织；最后是一个独裁者以自已取代中央委员会……」转引自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第100页。
29 所谓 「列宁遗嘱」，事实上是指列宁于1922年12月23至26日通过口授记录，断续写下来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包括1923年元月4日增加的一小段补充）。由于内容极其敏感，涉及对几位党的高级领袖的评价，所以当时就按列宁指示制为一式五份，作为绝密材料封存。其中，一份归入列宁的秘密档案，一份留在列宁身边。另三份交由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保管，上面注明只有列宁或列宁死后方可由克鲁普斯卡娅开启（列宁秘书因忌讳未便写上「列宁死后」的字样）。但事实上，据新披露的材料，有确凿的事实表明，列宁这份档──至少是其最初（23日）口授的部分，早在当天夜里就已为斯大林获悉，并部分地遭到改动，尔后，党的其它领袖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也通过不同的管道和方式，先后获知了这部分信的内容。只是，托洛茨基至死都不知道，他所看到的实则并非原本。参阅王政和编译《列宁遗嘱》一书，敦煌出版社2000年版。1924年5月22日，在列宁逝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即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前，克鲁普斯卡娅始将这封信递交中央，并在为大会作准备的中央委员会上作了宣读，要求中央遵照列宁意愿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此信。她的要求遭到了斯大林等人的反对，最后，会议通过季诺维也夫的提议：只在有选择的一部分代表团成员中宣读此信。这里说的「公布」即指这一情况。信中有关撤换斯大林的那一段话即1923年元月4日的补充是这样说的：「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见《列宁全集》36卷，第618页。
30 此处需要申明，笔者所借用的这几个术语，只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加以使用的，它决不意味着笔者仍在沿用其旧有的意识形态含义，尤其是曾经赋予的那些政治含义！
31 这样的痛苦与矛盾在其晚年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在发表于1939年11月的〈捍卫马克思主义〉中，他曾以一种忧伤而略显悲壮的调子，讲出了他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可能结果的猜测，指出如果战争没有引发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或者西方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后也发生了像俄国革命那样的蜕化，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承认……（斯大林主义）根源不在于国家的落后也不在于帝国主义的包围，而在于无产阶级在本质上不能成为统治阶级。那时就必须抛弃怀旧的观念，承认今日的苏联是普遍的新剥削制度的先驱。……如果国际无产阶级真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那么这种前景……不管怎样令人沉重，……也应毫无保留地公开承认，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纲领已成为一种乌托邦。」转引自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504页。
32 举例来说，这种退让明显地表现在他从最初认同党内统一的原则，到进而要求党内派别斗争的合法性，再到最后──在他流亡国外之后，更提出了党外有党，建立第二政党的主张。与此相应，他对苏联社会性质的判断也在一点点后退，从最初只是担心它的「热月化」现象，到后来论证「热月化」已成现实，苏联国家政权已经蜕化为由一个特殊阶层──官僚统治集团掌握的「工人国家」，因此需要在苏联发动一场「政治革命」来推翻官僚集团的统治！即使如此，托氏仍然认为，一旦新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对苏联造成威胁，也应起而「保卫苏联」！可参阅《被叛卖的革命》中有关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