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传入日本与朝鲜

　　传入朝鲜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有交往。西汉时期，中国与朝鲜之间医、药、卫生等方面交流已经开始，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则逐渐频繁。当时去朝鲜的中国僧侣顺道、阿道、墨胡子等会施医疗，出入于宫廷，边传教，边施疗。随着以施疗为主的僧医逐步增多，朝鲜曾一度盛行僧侣医学。随后葛洪《肘后方》、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国养生法及炼丹、炼金术(朝鲜称之为“仙道术”)等也相继传入朝鲜。

　　隋唐时期已有高丽、新罗学生来我国留学，因新罗等国不断派弟子来中国求学，所以朝鲜国内有许多制度和中国相似。如公元693年，新罗置医学博士2人，以中国医书《神农本草经》、《甲乙经》、《素问》、《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教授学生。

　　到宋代，两国的医药交流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突出的是“三送”。

　　一是送书。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和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曾两次赠送《太平圣惠方》给高丽。公元1091年，宋哲宗诏令抄录一批医药书目交与当时回国的高丽使者李资义，其中有《古今录验方》、《张仲景方》、《深师方》、《黄帝针经》、《黄帝九虚经》、《陈延之小品方》、《陶隐居效验方》、《名医别录》、《桐君药录》、《黄帝太素》等在中国已经散佚的大批书籍，在高丽却尚存有许多善本，说明中国医书传入朝鲜之多之广。公元1101年5月，高丽使臣回国，徽宗赐予《神医普救方》。11世纪中叶，高丽刊刻了许多中国医书，如《黄帝八十一难经》、《川玉集》、《伤寒论》、《本草括要》、《小儿巢氏病源》(即《诸病源候论》小儿部分)、《肘后方》、《疑狱集》等书。由于不断学习汲取，朝鲜医家还对中医中药学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与钻研，如金礼蒙等自1443年底起，对15世纪以前的150多种中国医籍与文献进行研究，从中辑录各医家的论述及方剂，用中文分类汇编，于1445年编成大型中医学丛书《医方类聚》。公元1611年，朝鲜医家许浚从中医医籍内选摘多种病证的病因、证候、治法、方剂、药物、经络、针灸等内容，用中文分类汇编成《东医宝鉴》，这是两部影响重大的中医文献巨著。

　　二是送医。公元1074年11月，扬州医助教马世安等8人受命赴高丽。1078年高丽文帝60岁，病中风，宋派王舜封率医疗团赴高丽，重要成员有翰林医官邢恺、朱道能、沈绅、邵化等。1103年6月，宋徽宗应高丽之请求，派遣医官牟介等赴高丽，设学馆于兴盛宫，充当医生与教授。至徽宗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宋王朝再一次派遣翰林医官杨崇立、杜舜华、董成湘、陈宗仁等人去高丽分科教授医术长达3年，有力地推动了高丽医药与临床的发展。

　　三是送药。送药是比较频繁的，每次往来都有相互赠送，但最大规模的、最有价值的一次是1079年，朝廷代表团赴高丽带去100多种药材，还有牛黄、朱砂、麝香等珍贵名药等。

　　朝鲜分裂后，韩国医学得到长足的发展，融入自的研究成果，但仍未脱离中医理论的基本架构。

　　从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传统中医药比较完整地、系统地传入，而且产生影响最深的是日本与朝鲜，虽然在日本称传统医学为“汉方医学”、“东洋医学”，韩国称“韩医”、“四象医学”等，但它们的理论体系均为中医学，这是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