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证据法与早期脉学文献研究
其原文如下：“相脉之道。左□□□□□□而按之，右手直踝而簟之。”马先生在考释以上原文时，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第1，上文第三句的‘簟’字可以假借为‘弹’。因为簟与弹上古音均定母纽……而‘右手直踝而弹之’一语恰好和上述包括敦煌出土及传世的《内经》各本的‘右手当踝而弹之’的文字相同（按‘当’与‘直’古字同义《广雅·释诂上》：‘当，直也’。）
第2，上文第2句在‘左’字后原缺6个字。而从同一句的最后3个字‘而按之’及第3句‘右手直踝而簟之’来看。在‘左’字之后正好可以根据《内经》各本中的佚文补入：‘手上去踝五寸’6字。这样，全部三句话即可重新复原为：
‘相脉之道。左手上去踝五寸而按之，右手直踝而弹之。’”
马先生的这两条结论充分说明传世文献对出土文献考释的价值，这比王国维的出土文献证实（或补足纠正）传世文献更进一步了，所以传世与出土文献可以相互印证、相互利用。
马先生在上述分析后得出结论：“由此可见，这次张家山汉简《脉法》乙本的出土，再次弥补与印证了位于足踝上部位的古诊脉法原文。也是继敦煌出土卷子后的再发现。而追溯其历史渊源也更为古老。” 所以，马王堆和张家山出土《脉法》进一步证明了《内经》时代甚至更早踝上脉诊技术的内容。
3 踝上古诊法“二重证据法”的进一步研究
通过敦煌、马王堆、张家山这三次考古发掘，及传世《内经》的四个异本，我们一方面把王冰没有解释清楚的《内经》记载的这种古老踝上诊脉法的操作技术搞清楚了，即：医生用左、右手分别压按患者小腿动脉，进行其脉象差异的对比观察以确定患者是否患有疾病。另一方面马王堆、张家山《脉法》的出土，使我们看到《内经》中淹没了多年的古老脉诊法还有其更为古老的渊源。通过以上印证我们清楚了《内经》和《脉法》对这种古老脉诊法的部位和方法都有记载，但从脉象性质与疾病关系角度看二书记载的这种诊断方法又有显著差异。为方便论述，现录《脉法》乙本和《针灸甲乙经》本相关内容如下：
《脉法》乙本：
“相脉之道。左手上去踝五寸而按之，右手直踝而弹之。他脉盈，此独虚则主病；他脉滑，此独涩则主病；他脉静，此独动则主病。”
《针灸甲乙经》本：
“以左手足上去踝五寸而按之，右手当踝而弹之。其应过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其应疾，中手浑浑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病；其应上不能至五寸、弹之不应者死。”
马先生在《马王堆古医书考释·脉法考释》中也谈到了“这种诊脉法和其后的《黄帝内经》等书中的诊脉法”4个方面的不同［5］，本文仅从两处原始文献的差异来谈谈这种诊脉法在脉象性质与疾病关系问题上体现出的从《脉法》到《内经》的发展。
两处原文的诊断结果都是通过脉象来判断有无疾病，但《脉法》是通过右手所弹之脉象与左手所按之脉象的盈虚、滑涩、静动的对比，从脉象的3个纬度即“动脉搏动的强度（力量），流畅性和节律性的角度”来分别说明不病与病的脉象。
但《内经》（《甲乙经》本）更关注右手所弹之脉象的往来力度，再通过区别右手所弹之脉弹之是否应手、应手是否过五寸以上及应手疾与否来判断患者是否为有病不可治（死）、没病、有病可治3种情况。这一疾病情况判断比《脉法》多出了患者的预后判断，应该是较《脉法》的进步之处；脉象应手是否过五寸或应手疾与徐是一个较《脉法》诊断方法更加量化的诊断标准；同时只体会右手所弹之脉象是否“蠕蠕然”“浑浑然”“徐徐然”比起《脉法》要体会出右手所探之脉象与左手所按之脉象的盈、虚、滑、涩、静、动六种脉象来更简单容易一些。从整个脉诊技术史由繁到简、由模糊难操作到量化易操作的过程可见，这种古老的踝上诊脉法由《脉法》到《内经》也正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的过程，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脉法》早于《内经》。
那么这是否与马先生的“自《内经》以后的诊脉技术不论在部位和方法上都有了很大发展”的论断矛盾呢？我们认为不矛盾。马先生说“在诊脉的部位和方法方面：本书（引者按：《脉法》）诊法是以下肢踝部上方动脉的两个位置点，用双手按脉对比的测验法。而在《内经》一书中（引者补：除了有《脉法》这种踝上诊脉法的简化继承外），则进一步提出了寸口诊脉法、三部九候诊脉法和寸口与人迎对比诊脉法，在《伤寒论》一书中则进一步提出了寸口与趺阳对比诊脉法。……等都是本书（引者按：《脉法》）诊法所无的。这说明自《内经》以后的诊脉技术不论在部位和方法上都有了很大发展。”［5］从以上论述可见，马先生概括的是整个脉诊技术史中的脉诊部位和方法的多少，从脉诊部位和方法数量多少角度，《内经》之后脉诊技术有很大发展。但不能因为《脉法》中只记载了一种脉诊部位和方法而《内经》中却有多种，而说从《脉法》到《内经》脉诊部位和方法有从简到繁的规律，如果说从诊法部位和方法的数量多少姑且可以这样说，那么从一种诊法技术本身发展出发却可以得出与之相反的规律。综观《内经》到《伤寒》甚至到《难经》《脉经》的脉诊部位和方法，恰好说明了寸口诊脉法这种诊法技术从三部九候到寸口与趺阳、寸口与人迎对比诊，再到独取寸口由繁到简的过程。
由上可见，踝上诊脉法由《脉法》到《内经》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而寸口诊脉法从《内经》到《伤寒》甚至到《难经》《脉经》也完成了其由繁到简的发展。踝上诊脉法是否是寸口诊脉法的古老系统，它们之间有无关联或者踝上诊脉法的同时是否还有别的甚至更加复杂的诊脉系统？目前回答此类问题只有期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但我们可以认识到的是作为中医独特诊疗方法的脉诊起源比现有资料记载要早得多。因为现有最早脉诊书籍《脉法》中的踝上诊脉法已经是一种类似寸口诊脉法的独立而比较成熟的早期脉诊方法了。
以上对脉诊起源推测仍然是建立在出土资料《脉法》中的踝上诊脉法与传世文献《内经》中同种诊法的印证研究上。因此二重证据法对于解决医学理论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等问题同样不可忽缺。
此外，马先生从出土《阴阳脉死候》的五体学说与传世文献中的同类学说比较中，说明了今本《内经》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灵枢·经脉》篇的成书时间和五行学说影响中医学说的时间可作为《阴阳脉死候》成书时间的下限参照物［5］。同时，从出土《阴阳脉死候》附抄内容与传世文献关系的印证性研究中，考察出今本《内经》中《素问·三部九候论》《素问·脉要精微论》篇的成文时间可以帮助推断《阴阳脉死候》乙本（张家山本）的最后抄成时间［4］。马先生对出土《阴阳脉死候》“二重证据法”的文献年代研究，说明二重证据法对于出土资料的文献学研究也是有价值的。
4 结论
马王堆脉学文献研究上的二重证据法运用实践表明：二重证据法不仅可以出土文献证实、纠正传世文献，解传世文献之惑，也可以传世文献考释出土文献，甚至对出土文献的文献学研究也有帮助。因此传世与出土文献可以相互印证而达到双赢效果。同时，解决医学理论起源和早期发展等问题也得借助“二重证据法”的考据之功。所以今日之“二重证据法”其内涵已远非王国维时代的“二重证据法”，它的运用领域已大大丰富，解决的问题也更多更复杂，因此李学勤先生说“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是对古史研究的重要贡献，在八十多年后仍值得我们阐述和发扬［2］。”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古史新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1.
［2］李学勤.二重证据法与古史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2007,22(5):5.
［3］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M］.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10.
［4］马继兴.出土亡佚古医籍研究［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320,267,318.
［5］马继兴.马王堆古医书考释［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297,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