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证据法与早期脉学文献研究

【摘要】  　　该文在早期脉学文献研究上，运用和发挥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同时阐明了“二重证据法”对早期脉学文献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  “二重证据法”；《脉法》；脉学文献

    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文史研究领域大显身手，在中医学的早期文献研究上是否有用武之地？本人不揣愚陋，欲据早期脉学文献 “二重证据法” 的研究实践来揭示其价值。

　　1  关于“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最早由王国维先生提出，他认为“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然而，“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科，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王国维在有生之年所见“地下之材料仅有两种（甲骨文字、金文）”，“今兹所讲，乃就此二种材科中可以证明诸书或补足纠正之者一一述之”［1］。王先生运用出土的甲骨文、金文对《史记》《山海经》等书进行了二重证据法的研究实践而大有创获。

    时至今日，李学勤先生认为地下之材料“从他（王国维）广阔的学术视野而论，应该是泛指种种考古文化遗存。因此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实际是对古史研究中历史学与考古学关系的表述。”李学勤还说：“几十年的学术史说明，我们在古史领域中的进步，就是依靠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的互证。今后对上古时期社会、经济、思想观念的探索，还是要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2］。李先生还介绍了国际上近期流行的“原史时期（protohistory）”的概念［3］，即界于“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之间的一个时期，并指出研究“史前时期”以考古学、人类学方法为主，研究“历史时期”以文献材料为主，而“原史时期”以文献、考古并重，还指出“中国的夏商周三代，或许还包括更早一段，看来很适合这样讲的‘原史时期’”［2］。早期脉学文献在研究方法上挖掘二重证据法符合“原史时期”研究特点。

    目前在医学文献领域，三代时期主要是考古文化遗存，文献与考古并存的数量有限，但是随着秦汉考古发掘，大量医学考古文化遗存得以面世，可以进行夏商周秦汉甚至魏晋时期的医学文献的二重证据研究。另外战国秦汉魏晋时期是医学理论走向成熟的阶段，也是目前医学传世文献较复杂混乱时期，需要依靠出土资料来进行二重证据研究以澄清某些问题。

　　2  马继兴先生“二重证据法”与早期脉学文献研究实践

    在医学文献领域挖掘出土资料来研究传世文献，或者使用二重证据法来研究医学文献目前首屈一指的是马继兴先生，其代表作有《马王堆古医书考释》《敦煌古医籍考释》以及《出土亡佚古医籍研究》等，下面以马继兴先生的研究成果为例，谈谈在早期脉学文献研究领域，二重证据法的利用与发挥。

　　2.1  《脉法》中“寒头而暖足”理论的“二重证据法”研究马王堆和张家山出土医籍中有脉学诊断书《脉法》，马先生将《脉法》一书内容分成了7个自然段（七节），其中第2自然段为“（脉）气也者，利下而害上，从暖而去清。故圣人寒头而暖足。”在其下有马先生如下按语：“这三句是指出脉气在人体作用的生理规律。所谓‘利’与‘害’和‘从’与‘去’，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相对的意义而言，没有绝对化的概念。所谓‘寒头而暖足’的主张则是和《难经·四十七难》的‘人面独能耐寒’理论相一致的”［4］。马先生找出了出土文献中“寒头而暖足”这一重要中医养生理论与传世文献相印的地方，这便于用传世文献理解出土文献。
    如果说马先生在此处对二重证据法的利用是点到为止，那么在 “陇、湘、鄂三省相继出土的《内经》古诊法残文考”部分可谓将二重证据法淋漓尽致的加以利用和发挥，并释千古之疑。

　　2.2  《脉法》中踝上古诊法的“二重证据法”研究踝上诊法这一古老的脉诊技术，由于传世通行《内经》本中王冰注释不清，时至今日，基本上没人能搞清楚其具体内容。然而随着敦煌、马王堆、张家山同类文献出土，现在我们基本上能复原这种古老的诊断技术，了解当时脉诊水平。现据马先生二重证据研究结果概述如下［4］。

    马先生讲：“在敦煌出土的医药残卷中现存法国国立图书馆编号的P.3287录有一段《黄帝内经素问》的佚文，其原文是：‘以左手去足内踝上五寸，指微按之。以右手指当踝上微而弹之。其脉中气动应过五寸已上。蠕蠕然者，不病也（蠕蠕者，来有力）；其气来疾，中手恽恽然者，病也（恽恽者，来无力也）；其气来徐徐，上不能至五寸，弹之不应手者，死也（徐徐者，似有似无也）；其肌肉身充，气不去来者，亦死（不去来者，弹之全无）。’（以上括号内的文字均原卷子之注文。）”

    这段敦煌残卷《素问》佚文即使有夹注，今人读后也非常费解，特别是对其中踝上诊脉法的操作技术如坠雾里。

    马先生将这段出土文字与通行传世本(王冰注本)《黄帝内经素问》的原文对照时，发现传世本“原文中的‘左手足上’及‘庶右手足’等字样的含义在王（冰）注中并未能真正搞清楚，故其解释也甚为牵强。”可见传世文献由于经过多家传抄与注释已存在文意不清、解释牵强的地方。如果没有异本或新出土资料，这一踝上古诊法将继续成为千古之谜而不得释。

    在通行传世本《黄帝内经素问》解决不了这一疑团时，马先生首先寻找的是传世本《黄帝内经素问》的异本，即《针灸甲乙经》和《黄帝内经太素》，他把涉及此诊法的三种传世异本文字加以对照，发现“传世本的原文在这三句话中缺‘而’字，衍‘上’、‘庶’、‘足’三字，遂使全部文意无法确释。而《太素》本 在‘左手’后又脱‘足’字，文意也欠通顺。故通览全文当以《甲乙经》本及全氏注本中的原文更为明确。”通过三种传世异本对勘，发现了问题，解释了疑问，也选择了善本。在清楚传世本异文基础上，“可以初步弥补并改正原文的不足，使这种诊脉方法有了比较明确的说明。”

    在此基础上，马先生进一步将敦煌出土卷子与《内经》三种古传本文字对照，发现“在敦煌卷子中的这段文字，特别是着重提出了‘足内踝上五寸’和‘指微按之’的字样，遂使之《内经》中的这种古诊脉这段原文中的操作方法更加明朗易解。”因此敦煌出土的这种古脉诊文献起到了释传世文献千古之疑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对《内经》古本佚文的一次重要发现”。如果敦煌出土文献这一证据为孤证难立，且为《内经》以后的别传本的话，那么马王堆与张家山出土《脉法》则进一步印证了《内经》时代甚至更早踝上脉诊技术的内容，并将疑团进一步解开。

    马先生说：“1973年末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医学帛书有《脉法》一书的残文（引者按：《脉法》甲本）。由于该书原文缺损过半，全部只保存有188字。因而尽管也记载了上述在足踝部上方的这种诊脉法文字，但只余存蛛丝马迹的个别脉象记文，已无法窥觅其完整的全貌。当然更未能知晓与印证此书中尚有上述诊脉方法佚文的实事。”这一论述也充分表达了出土文献的一大局限，即当出土资料残缺严重时，它对于传世文献的研究也是爱莫能助的。

    然而正在人们为《脉法》甲本的残损严重而遗憾时，1989年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发掘出土的汉代竹简《脉书》中的五种古医籍有一种与马王堆出土帛书《脉法》甲本相同的《脉法》乙本，而乙本比甲本保存完好，多出124字，特别的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在《脉法》甲本中所记载的踝上古老诊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