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人性美的质疑

一

不可否认，沈从文的《边城》是文学史上一件别致的精品。就艺术手段对写作意图的准确表达，艺术要素与艺术要素间的协调有序以及作品蕴含渗透的主观情感对读者心理需求的准确定向来说，《边城》实在是了不起的作品，沈从文实在是了不起的小说家。目光挑剔的专业研究人员与口味一般的寻常读者，对这样的一件艺术品把玩欣赏啧啧称叹，也实在是事出有因。我也愿步入后尘，举双手赞成将《边城》永远陈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然而，环绕《边城》的最响亮最广泛最持久的赞誉太刺耳，使我疑窦丛生。诸如“《边城》歌颂人性的至美”，是“表现人性美的力作”，是“人性美的赞美诗”等等。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的夫子自道——“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则被到处引用，几乎写进所有相关和专著，当做所谓人性美观点的护身法宝。

边城的人生形式真的就是那么诗意盎然吗？田园牧歌情调真的是值得人人心驰神往的生活佳境？淳朴自然真的就是优美健全人性的最高表现？迈向现代化的人们真的应该到茶峒小城朝圣，向老船工、翠翠、天保、傩送等鞠躬致敬深情凝眸？冰清玉洁晶莹剔透的翠翠真的浓缩了生命的底蕴，体现了沈从文对人性卓有成效的探索？是人性美的盖世范本，是引导我们实现现代化的永远的圣女？《边城》真的就是人性美的颂歌？

在我看来，站在今天的高度，应该对上述问题毫不迟疑地作出否定性的回答。

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人创造了社会，也创造了自身，并且在创造社会的过程中创造自身。这两个过程在性质上是同一的，在时间上是同步的，在空间上是重合的。人的内在主观世界的和外在客观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双向互动同构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史，就是人性的发展完善史。作为人类对象化活动的产物，客观社会如同马克思所说的“的”一般，也是人的心理的“公开展示”，“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1]这即是说，一定历史时期人的发展状况总是对象性地表现为社会的发展状况，而通过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状况总可以反观出当时人的发展状况。社会的简单，正是人的简单的表现，它意味着人的内在自然处于沉睡的几近平面的荒漠状态，意味着人猿揖别后人获得的人的规定性还很贫乏。社会结构由简单而复杂，表征着人由简单向着丰富的趋进，它意味着人的原先沉睡的处于原始完满状态的内在世界苏醒分化后各各不同地活动起来发展起来深广起来。社会复杂构成的不合理性恰好显示了人性的各要素苏醒后所拥有的伸展机会和伸展空间并不公平，因而人性呈现出畸形的扭曲的异化状态。而社会结构合理化进程的日益深入，便意味着人的内在世界构成的有序度的提高，意味着人的发展、人性的完善正一步步地趋向于“丰富的个性”、“自由的个性”。沈从文在《烛虚·三》中说，“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其实，人的发展人性的丰富，人的内在主观世界的深邃与广袤，必然对象性地表现为社会结构的复杂、社会联系的繁多、社会意识的厚重，表现为人类活动领域的拓展和深化。后者是前者的外化结果，也是前者的实现途径。因此，不是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恰恰相反，禁律益严，即意味着人性的更为富有，虽然其结构未必合理。

宏观的人类社会是人类造就的作品，是作为类的人的人性的镜子，微观的边城茶峒的社会环境是茶峒人活动的产物，同样可以观照出当地人性的发展状况。

对于山光水色中的茶峒人来说，家庭和天然共同体是主要的活动范围；维持个体生存和基于血缘地缘情感的日常交往是主要的活动内容；世代相传的传统、习惯、风俗、常识、经验等是调整支配人们行为的准则。这一切表明边城的社会构成中有一个发达的庞大的日常生活层面，自发性、散漫性、简单性、重复性是其特征。这样的生活层面的确具有田园牧歌情调，给人以醇厚、安详、自然、闲适的家园感觉，按照当代西方家的看法它是人性中的自在性成分的对象化表现。发达庞大的日常生活层面确证了茶峒人的人性结构中自在性成分达多。另一方面，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秩序的社会生产和管理活动及其他社会公共事务在这里难以见到；作为社会组织化、秩序化显著标志的制度、规章、纪律乃至更是没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业缘性交往几乎不见；以超越性创造性为特征的精神生产活动不见丝毫。这表明茶峒的社会构成中非日常生活层面非常狭小，这样的社会层面虽然充满竞争、压力、关系复杂、快速多变，但却是人的自为的自由的特性的表现。它的狭小，说明茶峒人跟着感觉走，却没有抓住梦的手。标示了茶峒人的人性结构中自为性、自由性的萎缩，确证了茶峒人的人性发育不全。毕竟，人在本质上不是自在的存在物，而是自由自觉的存在物——马克思说过，“人的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2]

日常生活层面的过于庞大，非日常生活层面过于狭小，显示的自在性过大过多自为性自由性过小过少的人性结构，怎么能说是优美健全的呢？

《边城》中，没有《故乡》中的隔膜、《二月》中的流言，也没有《春蚕》中的失望、《丰收》中的幻灭、《五奎桥》中的对立；更没有元茂屯中的暴雨骤雨、桑乾河边的复杂矛盾。没有大快乐，没有大悲伤，没有澎湃的激情，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顽强的追求，没有执着的坚持。没有分裂背离，没有冲突对立；目标的飘忽引不起热切的追想，隔靴搔痒似的关心带不来深沉的反思，生活的贫困激不起对环境的厌弃，活动范围的狭小不会导致对外面大世界的向往，恋人的生离只是在心中漾起几缕涟漪，亲属的死别不过是哭泣一阵——这难得一见的涟漪与泪水注定了很快就消失。因为它们只是与人的归属需要等低层次需要相联系，因而不可能像人的自尊与自我实现等高级需要得不到满足而生的痛苦那样深广强烈持久。这已见出当地人性建构层次之低。马克思说过“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3]——这里有乖巧的少女、和气的小伙、疏财的头面人物、厚道的贫困老人，但就是没有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的个性。整个茶峒地区的社会环境如平静清澈的一池秋水，无波无澜、无沟无陵、无杂质无异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间和谐一致亲密无间，处于一体化状态。

然而，前面已经说过，人的外在世界和人的内在世界具有同构性。外在社会环境的平缓一致、平静安宁，正是人的内在世界的平整划一、平板一块的外在表现。那淳朴自然、喜陶陶乐融融的民风民情，不是人性优美健全的表现，而是人性贫困的同义语。它标明当地人内在主观世界各构成要素基本上还保持在原始完满丰富的浑朴状态，还没有显著的分化充分的伸展而形成鲜明的差别，或者说，当地人的差别主要是生理性的，而在精神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对周围事物不能自由地形成自己独立的观念。隔膜、流言、矛盾、对立、冲突都是以差别性为前提的，虽然它们远不是人性优美健全的表现，但它们却标志着把自己从共同体中明确地分化出来，把自己同他人自觉地区别开来，这是人性发展完善必经的一步。这样看来《边城》中的人性水平甚至还要落后于《二月》、《春蚕》、《丰收》、《五奎桥》，更不用说《暴风骤雨》、《桑乾河上》了。因为《二月》诸篇中的人物已经迈出了痛苦的一步，他们所在的共同体已经明显分化，以后的工作则是在历史的恢宏进程中实现高层次的整合和回归，那已达到人性较为完善的历史阶段了。

抽取一个人物作为个案来作具体分析。

翠翠，这位十七岁的山村少女，是辰河边一朵挂露的花蕾，是青山下一只洁白的羔羊，是爷爷脚前脚后的一只惹人怜爱的猫咪，纤尘不染、心机全无、乖巧聪明、羞怯温顺、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忠于恋人，的确闪烁着动人的人性美的光亮。但仅仅是闪烁而不是喷射，是断续的光亮而不是通天的光芒。因为真正优美健全的人性具有比这丰富得多的内容。仅仅因为她显出人性美的丝毫迹象，沈从文就将她供在人性的神庙里，收取人们的赞语颂词，实在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轻率行为。

其实翠翠的生活环境并不美妙，并不诗意盎然，虽然青山长在，却没有坚实的生活依靠；虽然绿水长流，却一直生活在闭塞的空间。来来往往的商人水手没有给她单调的生活涂上绚烂的色彩，远方的城市也没有向她吹送星星点点的现代气息，让她的生活富有动感和力度感。她始终生活在贫困、单调、散漫、滞缓、平静之中。可她无动于衷，从没有对这一切不满、怀疑、厌弃、背离，压根儿就没去想是否还有更好的生活方式，外面是否还有更大的更新的世界。在这方面，翠翠甚至还不如作家笔下的另一个山村少女三三（《三三》），三三还想到过进城念书，而且“一进城里就不回来了”。

然而，“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于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4]翠翠没有查问、没有审视、没有批判，怎么能说她获得了丰富的健全的人的规定性呢？因此，为很多人称道的翠翠和周围环境的和谐融洽、亲密无间、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不是表现了她的人性美，相反，是表现了她的人性贫困。很明显，三三的人性就比翠翠要富裕。

翠翠在爱情中的表现向来被视为人性美的表现。而在我看来那同样是人性贫困的表现，贫困就贫困在她始终等着而没有去主动追求爱情。她和傩送二人，一个勤快、热情、大方，一个聪明、纯朴、善良；一个健壮如小牛，一个温顺似羔羊；一个有情，一个有意，自始至终都没有虚假、没有做作、没有动摇、没有情感的分流与更移。双方的家长也没有动用千百年相沿的习俗赋予的权威粗暴地干涉，他们本来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培育出美丽的爱情之花，可惜二人却失之交臂，留下了悠长的遗憾。虽然渡船的附近就有虎视眈眈的碾坊，虽然有许多善意的误会和并非善意的议论以及其他种种外在的客观因素，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应该成为本该开放的爱情蓓蕾过早凋零的原因，至少不是主要原因。

人固然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也是自由自觉的存在物；人固然是剧中人，但也是剧作者；固然是受动的，但也是主动的，是主动与受动的统一。在当代市场的大潮前，更应该强调人生的长剧是自编自导自演的，强调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命运独立承担责任。把一切责任推给外在环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机械决定论。[5] 翠翠爱情悲剧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虎视眈眈的碾坊，不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封建宗法关系，不是已露头绪的势利化的价值取向，不是善意的误会和并非善意的传言——不是像许多专家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外在客观因素造成的不可抗的天灾，相反，它是由当事人的主体性太微弱引发的爱情责任事故。不管是翠翠还是老船工抑或是傩送，都没有在那样的社会环境里建立起为我性的社会关系，只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主体意识增强一些，翠翠的爱情悲剧就不会发生。假如翠翠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思想解放一点，假如她能排除干扰勇敢地追求爱情，她就一定能得到爱情，后人就用不着费神寻找她爱情悲剧的原因。可惜翠翠自始至终从没有什么能表征她主体性的行为。直到小说结尾，她还在等着，尽管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她甚至不知道天保是因不能得到她的爱而忧郁出走落水身亡，不知道傩送是因为不能得到她的爱而离乡远行，也不知道爷爷突然离世全是由于替自己的幸福思虑奔忙而心力交瘁。只有这一切都已发生，陪伴她的杨马兵向她说明后，她才如梦初醒“哭了一个夜晚”。这一切都说明，在很大程度上，翠翠是自在地而不是自觉地，是被动地而不是主动地，是途径迷茫地而不是策略明确地，是不小心滑到爱河中而还是奋不顾身地跳到爱河中。她没有能力抓住机遇，是她自己葬送了自己的爱情。

主体性是人性王冠上最夺目的明珠，是人性展馆里最辉煌的展位。明珠不亮，展位空荡荡，能说这样的人性是优美健全的吗？沈从文及其研究者引导人们向这样的人性深情凝眸，当然不是动机不纯别有用心，但能说是对人性完善的负责任的行为吗？

或许在有些人看来，以主体性为内容去考核一个十七岁的山村少女近于残酷，但既然她已收取了许许多多的赞美，她就应该能通过人性的每一项检测，特别是要能通过人性最重要的检测项目——主体性的形成。否则她就是滥竽充数假冒伪劣，是对不起观众，是欺骗文学消费者。何况无论是作者不是研究者，都应当提高警惕常备不懈，始终把握终极性的人文尺度，以应然衡量实然，以理想挑剔现实。

二

《边城》中的人性缺陷是明显的，但沈从文却将其供在人性的神庙，并且一直有人去烧香磕头，这有深刻的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停留在农业文明的阶段，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是最主要的经济形式。这就决定了人们的活动空间是狭小的封闭的而不是广阔的开放的，交往方式是血缘地缘型的而不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业缘型的，社会关系是贫乏的而不是丰富的，社会构成是日常生活层面庞大而不是非日常生活层面发达，生活节奏是迟缓的而不是快速的，规范人们行为的是习惯风俗而不是纪律规章，生产劳动是重复性实践活动和重复性思维活动而不是创造性实践活动和创造性思维活动。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的个体不可能获得充分的社会性或者说不可能充分社会化，因而也就不可能充分表露出人的各种属性。因为人从自然母体中生下来后还必须在社会母体中获得社会性，才能由自然存在物上升为社会存在物。人的社会性是人的存在、发展、实现的依据和必然的形式。社会化的最高成果是主体意识的高扬和独立个性的出现；社会性的不足，社会化不充分必然导致人的二次发育不全，突出表现就是人的主体性微弱。在内在世界即是自我满足、自我抑制，而不是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而在外在世界，就是与客观环境和谐一致亲密无间，物我不分浑然一体，无力也无意把自己从环境中独立出来构成对立冲突，并把自己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也认为农业社会中人的欲望比社会小，比较容易满足。应该说，他对农业社会中人性的认识把握是准确的。

绵延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形式，纵横几万里的农业文明，养出了普遍的贫困型的人性形态。《边城》所及，不过是沧海一粟，自有其历史的真实性。

然而历史的真实不等于的合理，《边城》中的人性形态所以能入选到作家的人性神庙，与沈从文的审美意识密切相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形式。竖立于其上的除了前述的贫困的人性外，还有结构、社会意识，当然也有审美意识。在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冲淡、平和、自然、空灵、徐缓、轻盈、温柔敦厚、和谐恬静、牧歌情调、物我两忘、天人合一一直是主导的审美意识，其间李白也曾叫过“飞流直下三千尺”，但这样的声音毕竟是少数。我们很容易从古代艺术中见到风花雪月草柳竹鸟，就是难以见到电闪雷鸣天崩地裂。深究穷追其中原因，不能不牵扯到农业文明的经济基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决定了相应的社会结构、人性形态，也为沈从文准备了显著的偏于阴柔的审美意识。沈从文不过是这种审美意识的又一个寓所，又一个携带者，又一个传播者。别看沈从文写作《边城》时已侧身于大学教授之列，可在骨子里仍然和小农具有相同的至少是相似的审美习惯。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使得女性从社会生产活动中全面退隐到家庭事务中，男性在社会事务中取得绝对稳固的霸权地位。他们不可能只满足于经济生活中的支配地位，他们还要建立巩固一整套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价值体系，以男权话语指点江山规范女性。沈从文全部作品中的全部女性可归为两类，即天真的少女和放荡的妓女，恰好反映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理解：是满足性欲获得生理快乐的工具；是满足眼福获得精神快乐的工具。《边城》中为很多人赞赏的对翠翠心理的精细描写，换一角度看，见到的却是作家十足的男性趣味，是作家对少女天真情态的把玩观赏，是男权意识色迷迷的嘴脸。可以说翠翠稚嫩的形象上落满了作家男权意识粗暴的唇印。翠翠不是人建筑的人的形象，不是女人塑造的女人形象，仅是男人堆砌的少女形象。笔者对此另文详述，这里不再多言。

作为男权观念的携带者，沈从文把翠翠这样的少女供在人性的神庙里，不是很好理解的吗？

然而，历史的恢宏进程早已让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透出了黄昏气息。在席卷全球的市场经济的潮水冲刷下，由自然经济孕育而又支撑自然经济的那种贫困型的人性早已现出颓败的迹象。越来越多的人被逐出日常生活层面而进入充满竞争和创造机遇的非日常生活层面，从而使得日常生活世界七零八落支离破碎而非日常生活世界急剧扩展发达。这便是工业文明中社会结构的情形，它意味着人的自在性缩小，而自为性自由性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这种文明不会把小桥流水世外桃源视为主导的审美佳境，不会对轻盈、妩媚、娇羞、冲淡、徐缓等审美形态格外垂青。建构在自然经济之上的一整套美学体系，在市场经济中都要瓦解裂变。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女性在历史上的玩物地位及其不合理性，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如日中天几千年后风光不再。而在当代，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日益深入，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独立个性等前所未有地显著地凸现出来，它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人文收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它们提供最强有力的人文支撑。

在这样的大趋势前，还有必要络绎不绝地奔向茶峒？还有必要向那里纯朴而贫困的人性深情凝眸鞠躬致敬？还有必要在专著、在大学讲台上传扬沈从文唱给茶峒的歌声？还有必要向主体性残缺、不会恋爱的翠翠献上廉价的赞语颂词？还有必要对牧歌情调纯朴民风难以割舍？还有必要以《边城》中的人性批判工业文明中的人性？其实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回答了上述问题：“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8]

《边城》不是优美健全人性的颂歌，只是沈从文虔诚的守灵、痴情的哭丧、动人的挽歌。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推进，为了真正优美健全人性的生成发展，拆毁沈从文的“人性神庙”吧！

注：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4页。

[4]卡西尔《人论》，第8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8页。

[7]《傅雷家书》第219页，1984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