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Q正传》中阿Q的形象

在鲁讯的小说中，莫过于《阿Q正传》最有名。但一提起《阿Q正传》，就不能不提起文中的主人公阿Q。

阿Q这个典型的产生，至今已经七十多年了。七十多年来，阿Q已成为我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对我国人民精神生活的影响是巨大而且深远的。同时，多年来，阿Q也逐渐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知道，所熟悉，各国人民通过阿Q来了解人民过去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奴役的。无论就反映时代生活的深广程度上说，就对实际生活的影响上说，阿Q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典型，同世界文学史上许多有名的典型可以并列而无愧。后出的阿Q，又因为处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十月革命影响下蓬勃的时代，而且处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已经开始的时代，社会主义思潮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影响，使这个文学典型带上崭新的性质，为以前一些有名的典型所没有。说阿Q基本还属于批判的现实主义的范畴，我们认为是可以的；但是这已经不是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而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进入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范围的批判现实主义。阿Q可以说就是这种带有崭新性质的批判现实主义在中国最杰出的成就之一。

阿Q是怎样一个人呢？

作者在小说的开头就告诉我们，阿Q是未庄社会（这是当时中国社会某些本质方面的缩影）里无田无地，孤苦伶仃，生活充满了屈辱和痛苦的一个小人物。他姓甚名谁，从哪里来的，出生于什么人家，不独别人从未留心，就是阿Q自己也不清楚；独有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 道：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过去有人认为阿Q可能是出生于破落地主或小官僚之家的，那证据就是它上面所说的这句话。其实阿Q的话是靠不住的，不过是为了猎取精神胜利而临时胡诌罢了；而且一说完也就忘掉，没当作一回事。所以拿来作为考证的根据，实在是白费精神。

阿Q也没有家，一个人借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作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可见他是一个一无所有，专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下层农民，换了话说，也就是的无产者。

阿Q和一般农民有着很大的不同。一般农民有着自己的家，自己耕种的土地（无论是祖传的或从地主租来的），以及其他的一些生产资料；阿Q则什么也没有。地主阶级对它的剥削并不是通过地租这种通常的形式，而是象资本家对工人一样，直接榨取他的劳动力；因此阿Q比一般农民更惨苦地呻吟于地主脚下；地主一天不给他短工做，他就得饿一天。这就决定了他在上更不自由、更无权利。在未庄，豪绅地主以至地保、闲人，都把它视为无足轻重的贱物，高兴时拿他开玩笑，不高兴时就随便侮辱他，敲打他；任何人都不会因为无端打骂阿Q而受到责难。豪绅地主甚至还可以以某种借口把他驱逐出未庄，不让他回来。阿Q就这样在严重的封建剥削和封建政治压迫之下，过着一种居无定处，颠连困苦的奴隶生活。

阿Q是怎样对待自己的不幸的呢？象阿Q这样的阶层，本来是最易于产生反抗和革命的思想的。事实上，阿Q对于豪绅地主的迫害，总是不甘心的，他是有怨愤、有不平的；他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摆脱一切屈辱和痛苦，扬眉吐气，做一个自由的体面的农民。毫无疑问，阿Q过去也曾为此进行过一些实际斗争，只因为豪绅地主的势头太大，自己的力量太小，他的斗争从未得到预期的结果，反而常常因此吃更多的亏，遭受更多屈辱和痛苦。"反抗，失败，再反抗，再失败，再反抗"，这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出世以前农民自发斗争的一般。这固然也锻炼了广大农民的斗争意志，加深了他们的阶级仇恨，但也不可避免地使一部分象阿Q这样的还缺乏革命觉悟的农民，对斗争失去信心和勇气。当时中国又正处在帝国主义步步进逼、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代，封建统治阶级当中应运而生的各种民族失败主义和盲目的民族自大狂相结合的腐朽意识，对阿Q这个阶层也有很大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加深了他们的消极的一面，使他们在重重的屈辱面前，逐渐失掉正视现实的勇气，甚至于企图用荒唐的方法来掩盖自己的屈辱，麻醉自己的灵魂，沉迷于自欺欺人的精神安慰之中，而不再力求对压迫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阿Q的精神胜利就是这样形成的。作为一个最受压迫、生活最痛苦的农村无产者说来，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可悲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不是不可理解的。

我们可以看到，阿Q突出地表现他的精神胜利法的时候，往往也就是遭受了无端的屈辱，感到无可奈和的时候。阿Q被未庄的闲汉打败了，被他们揪住黄辫子往墙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这当然是他不甘心忍受的，但又无法反抗，怅惘地站了一刻，只好这样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这样一想，就好像保存了面子，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其他如被赵太爷打嘴巴，被赌徒抢去洋钱，阿Q都是利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方法来掩盖自己的屈辱，消除内心的痛苦，使自己忘掉残酷的现实。这就形成了他生活上的极端的矛盾现象：在现实中是失败者，而精神上却以为是胜利者。他一生的许多喜剧和悲剧，都是从这里演出来的。

有时候，由于遭受的屈辱太多太重，自己明知无法解脱，阿Q就又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思想，好像以为，既然屈辱无法避免，也就证明这是自己应该承受的了，所以一时也就没有什么不平之气。例如他被老把总逮捕之后，"第二次进了栅栏，倒也并不十分懊恼。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卷的"。被送进刑场的时候，他也在百忙中这样想，"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他还"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这表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已经同下层群众中某些宿命的思想结合了起来。正是这种落后的意识，使阿Q沉迷于"得意"、"愉快"、"飘飘然"之中，很少发出真正的反抗声音。

总之，阿Q的精神胜利法主要是一种愚妄的、落后的、不足为训的东西。一个被压迫者沾染了这种东西，必然要失去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失去深沉的反抗勇气，同精神上的病人相差无几。阿Q事实上正是一个精神上的病人，他终身悲苦，也终身糊涂。他对豪绅地主的仇恨，往往只是一瞬间，就消失于心造的所谓"精神胜利"之中了。阿Q争面子，争精神上的优胜，实际并没有争到，残酷的现实既不许他进行实际的反抗，也不许他取得任何精神上的优胜。阿Q的"得意"、"愉快"、"飘飘然" ，其实，都是带着镣铐的跳舞。而他自己却分明认真的跳，还时时发出愚妄的欢呼，似乎极力要人们相信他的"胜利"，分享他的"快乐"，这就百倍地可哀。

，阿Q的麻木、健忘、自欺欺人，都是历来过多屈辱折磨的结果，其中渗透着他的痛苦和眼泪，反映了他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所以这虽然不足为训，却是可以理解的，也是非常值得同情的。作者对于阿Q的悲剧命运，明显流露出深切的同情，这就是所谓"哀其不幸"。自然，作者并不赞同他的精神胜利法，恰恰相反，作者始终批判这种落后的东西。因为，不敢正视现实，不敢对压迫者进行针锋相对的实际斗争，只沉迷于瞒和骗，被压迫的人民是永远不能得救的。作者同情阿Q的命运，同情他的怨愤和不平而又反对他的精神胜利法，正是为了说明正视现实，进行实际斗争的必要性。这是作者进步思想的表现。

不过，作者也没有把阿Q的性格写成始终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虽然作者无意把阿Q写成革命者，但在文中多少也显示了他在辛亥革命风潮中反抗精神的某些演变，性格的某些，（自然，这只是昙花一现的、不持久的。）这是符合于真实的。上面说过，阿Q过去所以缺乏实际的反抗勇气，是由于自己力量不足以取胜，又多吃了反抗的亏，所以只好忍气吞声。但他的阶级怨愤和反抗要求并没有死灭，他没有心悦诚服、柔顺有余地俯伏于豪绅地主之前，甘心做一个万劫不复的奴才，象武训似的。（过去有人拿阿Q和武训相比似，把他们说成仿佛并没有什么两样，这是不恰当的。）在辛亥革命爆发时，阿Q看见平时欺在他头上作威作福、气焰万丈的豪绅地主惊慌万状，惶惶然若丧家之狗，就非常快意。他直觉的感到，革命既然使豪绅地主害怕，对自己就是有利的，如果要扬眉吐气，就得跟着革命党走。这种处于阶级对立关系的朦胧认识使他对革命发生了强烈的向往。"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向革命党了。"阿Q并没有说空话，他真的怀着又新奇又兴奋的心情到处寻找革命党。可惜，在未庄，除了阿Q应生计问题跑到城里偶而见过杀革命党外，根本见不到革命党的影子，更别说投奔革命党了。直待革命党进了城，举人老爷带着家私仓惶逃难到未庄，这才把革命的消息带给了农民，于是全村的人心都摇动了。可见，当时的革命党人并没有很好的借助农民的力量来进行革命，这也是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以后还会逐步探讨。

《阿Q正传》这部杰出的作品已经诞生了多年，阿Q这个不朽的人物已在人民的生活中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关于他形象而发表的观点也是举不胜举。我这里仅是一家之言，还需深究后才能得到更深入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