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红学观研究

　　一、近代时期《红楼梦》在文坛上的地位 
　　清代后期文人称《红楼梦》研究为“红学”，具有戏谑的意味，当时将它视为一门真正学问的人很少，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红学”一词的出现虽然比较晚，而《红楼梦》研究与《红楼梦》的本身出现几乎是同时的。最早对本书进行研究的是脂砚斋等。脂砚斋的评语是《红楼梦》研究的最早成果。这是清代红学的第一时期。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和高鹗刊行一部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以后，此书的影响即扩展到全国各地。从此便出现各种各样的红学论著，如书上加的评点、序跋、专题评论、题红诗词、戏曲、笔记小说等等，丰富了红学的内容。这些是清代红学第二时期的主要内容。 
　　的近代时期，按照比较普遍的说法，包括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近八十年时间。中国近代小说的理论批评，大致上以“戊戌变法”为界，可以分成前后两期。前期总体上不出于传统的范畴，到了后期，随着梁启超等人所主张的“小说界革命”的强烈影响，出现新的概念，新的探索。 
　　近代知识分子对《红楼梦》的看法，虽然具体上来讲，每一个红 
　　学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批评方式和内容，但按照他们观点的新旧问题来分，也可分成两种不同的方式。一个是明末清初以来小说批评界一时盛行并保存下来的传统批评方式，如评点批评，一个是由西方小说的冲击而引起的在小说界革命的影响之下所产生的新的评论方式。 
　　在近代红学史上，属于前者的红学家，为数不少，他们的红学成就可说的东西很多，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也比较广泛。譬如王希廉、张新之、姚燮、陈其泰等都是评点派的主要人物。这些人虽然在当时文坛上没有很高的地位，本身并不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在红学史上都可以称得上红学家，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在他们的生平中相当多的时间投入在《红楼梦》的评点工作里，最起码花了几年，甚至也有一辈子都从事评点《红楼梦》的。他们是清代后期大量涌现出的“红迷”当中脱颖而出的人物。他们所作的评点工作，在当时或稍后的清代末年引起相当广泛的影响，曾出版过很多次的评点版本，但是，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批评方式已经不是新时代所要求的。因此在新的时代，到了20世纪以后这些评点批评逐渐衰落，再无人问津。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代替他们的新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地位比较高，在文坛上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小说观点对社会的影响力非常大。但他们对《红楼梦》的研究，还不如前一个时期的红学家那么迷恋深入，对《红楼梦》文本未曾评点过，没有更详细地统计书中人物和事件的年月。不过他们把《红楼梦》摆在世界文学的队伍上加以评价，和西方国家的名作小说加以比较，认为这部中国小说的代表作可以与西方的第一流小说比肩，从西方文艺理论的方法与角度衡量，《红楼梦》不失于一部第一流小说。因此他们都骄傲地宣布《红楼梦》是一部“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的作品，是一部“绝大著作”，一部“宇宙的大著述”。前一个时期的红学家也有不少给予《红楼梦》极高评价，如王希廉所说的“神圣同功”，姚燮所说的“空前绝后之书”，但这些评价的影响还不如后来新进知识分子的一句话。因为这是他们站在世界文学的广度上加以评价，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加以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这些近代知识分子分别是黄遵宪、梁启超、侠人、王国维等著名的文学大家。 
　　民国十年(1921)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在文坛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顾颉刚就说此后的红学为“新红学”，那以前的红学叫做“旧红学”。因此学术上习惯称清代红学到民国初年的红学为旧红学。但我们要搞清楚的是，所谓新红学的来源还是在近代红学基础上。近代后期，尤其在“戊戌变法”以后的红学所呼吁的，直到新红学时期仍有非常广泛的影响。“五四”以后，和其他的学术方面一样，为了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为了新的学术体系的确立，表面上一概否定“五四”以前的学术成果，一概否定旧的文学成果。但现在看来，文学是不断的，学术研究也没有当时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中断了很长时间后又重新发展起来的。我认为19世纪末年开始逐渐发展的近代文学和近代学术，一直延续到。近代红学的发展道路也是一样的。 　二、清代后期传统方式的《红楼梦》评点 
　　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社会逐渐开始有些变化，社会各分野慢慢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以及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关注。当时已经有人，如龚自珍，洞悉巨变将临，国亡无日，因此高呼求新求变，希望唤醒世人。求新求变是近代文学最大的口号，近代就这样开始。但在文学领域里，变化仍然很慢，很少。到这个时候，传统方式的评点批评虽然已开始走向衰落，没有产生过文学史上难得的名著。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一般读者非常喜欢看的读物，当时还有很大的市场，还有很厚的读者层。因此这些评点批评，仍然在红学史上出现得不少。 
　　(一)王希廉 
　　在近代初期，红学史上最驰名的著作应该是王希廉(生平未详，号护花主人)的评点本。他的评论收录于道光十二年(1832)所刊行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中。书名上题“新评”，可能对《三让堂本》等的“批点”而言，意味着全面地重新加以评点。此书中的《红楼梦批序》、《总评》、《分评》等都由王希廉写的，但此书也收录当时其他红学家的评章，如涂瀛(读花人)的《人物赞》与《红楼梦问答》，梅阁的评语，黄琮的《大观园图说》等，可以说此评点本是当时一些文人的红学结晶。 
　　王希廉的红学观基本上坚持传统和保守的立场。他认为《红楼梦》虽然属于“小说”一类，但在劝善惩恶，宣扬仁义道德上，并不逊色于“大言炎炎”的经史诸子书。他的这一种态度，在小说正文的评点中也有透露，如第二十三回说：“宝玉一见小说传奇，便视同珍宝，黛玉一见《西厢》，便情意缠绵，淫词艳曲，移人如此，可畏，可畏!”他的保守性也可以从当时的钗黛之争中他为薛宝钗辩护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吴克岐的《忏玉楼丛书提要》中虽说他“大致持论和平，于林薛之间，力事调停，遂使尊林者流群起诟之”，但由此反而可以看出他主张偏向于薛宝钗。他曾指责黛玉“一味痴情，心地褊窄，德固不美，只有文墨之才”，而认为宝钗却是贾母与元春之外，唯一的“有德有才”之人。 
　　在某些基本态度上，他的确是从教化观点出发把这本小说看成劝善惩恶的作品的，但从全书的分量上考虑，大部分的评语还是针对故事情节和写作技巧而发的。因此在没有全面地整体地分析和探讨王希廉评语之前，一概抹杀它的价值，似乎有点不合理。在王希廉的《护花主人批序》中可以看出他的小说观的一面。小说是描写生活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所以说“小”，但是从这一个小部分也足以反映全体的道理来说，它又并不“小”，正如“以管窥天，管内之天，即管外之天”一样。这实际上已经接触到文艺创作以个别来概括一般以典型来反映生活的基本特征。他又从解释“葫芦”一词的含意探讨全书的主题思想，说这部小说是事实上隐去真事和真姓名以假托小说人物，表现出“人生如梦，幻境皆空”的作品。这也可以说王希廉评《红楼梦》时坚持的基本思想。 
　　(二)张新之 
　　张新之(生平未详，号太平闲人)的评点本《妙复轩评石头记》，完成于道光三十年(1850)，但一直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到了光绪七年(1881)才由孙桐生加以整理在湖南刊行，题曰《绣像石头记红楼梦)。他的红学观散见于《红楼梦读法》和回末总评以及行间夹批中。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以小说的形式来敷衍性理的作品，也是一部宣扬《周易》的道理和儒家教义的书。张新之在他的《读法》中说： 
　　《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故借宝玉说：“明明德之外无书”，又曰：“不过《大学》，《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周易》，《学》，《庸》是正传，《红楼》窃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故云“倩谁记去作奇传”。(《红楼梦卷》第153—154页) 
　　他的观点非常明显，他把这一部《红楼梦》和儒家经典相比拟，认为此书的主要思想根据是盛行一时的王阳明的儒学思想。《大学》里的“明明德”的观念，除了这个《读法》之外，在本文评点中也屡次提到。由于把重点放在修心上，心可以理解为个人意识，在某些评论中，张新之把小说里一些有中心意义的图像，例如宝玉神秘的石头以及其他王器，看做“心”的象征。他说“明明指出‘性’字，隐然演出‘心’字”，”石头是人，是心，是性，是天，是明德”。另外张新之还认为通部《红楼梦》，无非是《周易》的道理，他又运用阴阳五行说来分析《红楼梦》中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张新之的红学观，现在看来，当然有些勉强，缺乏说服力，但在当时这也是一种批评方式，在一定范围之内有一定的影响。大部分学者对张新之评点的评价是否定的，认为他的评点是“牵强附会，令人啼笑皆非的评论”(郭豫适)，或是对作者本意的“一种极大的歪曲”(韩进廉)。但美国汉学家浦安迪却说应该认真对待张新之评点，要了解当时这类以儒学为基础的解释小说的方法，虽说不合于作者的原意，但对后来的读者有相当的影响，这一点我们不应忽略。 
　　张新之评本是光绪七年(1881)由孙桐生出版的，此后不过三年的光绪十年(1884)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增评补像全图金王缘》出现了，据考察此本以《张新之评本》为主，把王希廉和姚燮的评点及评论文章重新加以安排整理的。这本三家评本在当时非常流行，清束民初不断地出版流传。 
　　(三)姚燮 
　　在《红楼梦》三家评本里收录的评点作家当中，最后一位是姚燮(1805—1864，号大某山民)。他是一位学问渊博、才华横溢、著述丰富的文人。在六十年的生涯中，他留下来各种著述八百余卷 (评点除外)。姚燮的文学研究的成就，主要在戏曲研究和《红楼梦》的评点上。他的《红楼梦》评点，可能成于咸丰年间，有《蛟川大某山民加评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后与王希廉评本合编，从《增评补图石头记》看出，后与王希廉、张新之三人合评的《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在光绪年间一再翻印，十分流行。他的评点中对小说的人物描写、结构、语言特色等加以评论，而大部分比较简单，但他特别重视每个故事的发生时间，比较详细的考证整理出来。因此后人评价说：“山民殆谱录家也”。 
　　他另外撰写《读红楼梦纲领》(民国以后铅印本改题为《红楼梦类索》)，书中内容包括《人索》、《事索》、《余索》三种。这是对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器物、艺文以及人物的生日、府中人物的月费、财数等等各方面的统计文章，是在其他红学文章中比较少见的一种资料性的成就。他的评点本中收录的总评八十条，其中四条是姚燮所写，而其他七十六条实际上是姜祺的文章。这个评论来自姜祺的《红楼梦诗》一百四十四首的附批，都是咏书中人物的。姚燮对《红楼梦》是极为推崇的，以至称它为“空前绝后之书”，他不像护花主人王希廉那样平允，也不像太平闲人张新之那样归之于玄理，而是略带着一种偏激之情。 
　　(四)陈其泰 
　　除以上三家评本的作者之外，再值得提的是陈其泰的评点批评。陈其泰(1800—1864，号桐花凤阁主人)的评点本《桐花凤阁评红楼梦》在长期仅抄本流传，直到20世纪80年代公开出版。陈其泰评点《红楼梦》时，最有影响的是涂瀛的《红楼梦论赞》，因此他的红学观，也基本上与涂瀛相同。他继承涂瀛所主张的《红楼梦》为宝玉自况的观点和写情说的看法，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一部《红楼梦》，“尽此一情字”，再对宝玉的情的本质细心考察，他的结论大致有二，其一，“情”的本质是重在知心，不在淫欲，其二，情的表现形式是“爱博”与“情专”相统一。陈其泰的身世与曹雪芹略有相似之处，因此他的评点内容，也是作为一个失意文人，带着满腔的怨愤来体味这部小说，因此颇能窥见原著的真精神真价值所在，他与前面的三位评点家有所不同，能摆脱封建卫道者的正统立场，这是陈其泰评点的一大特色。 　三、近代知识分子的《红楼梦》读法 
　　近代知识分子对《红楼梦》的看法是各色各样的，但基本上还是站在肯定的立场。极少数的文人中也有人认为小说还不如西方的第一流小说。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否将中西小说加以比较，都极赞《红楼梦》的伟大，认为《红楼梦》为中国文学的极上品，保持着非常骄傲的态度。在此我仅以近代较著名的几位知识分子为例，探索近代中国文人的红学观。 
　　(一)黄遵宪 
　　黄遵宪(1848—1905)是近代的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他摆脱了传统的小说观念，提出新的小说观，引起后来学界的注目。他在驻日本大使馆当参赞的时候，已经注意到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社会变化，主张中国也要通过维新进行社会改良，同时强调文学也需要改良变革。他在日本经常和日本文人交流，讨论许多问题。他在1887年完成的《日本国志》中，日本的维新经验，以之作为中国改革的蓝图。 
　　他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当参赞职位的1878年9月6日和一些日本文人进行笔谈记录见于他的《戊寅笔话》中。他们谈的是中日两国小说代表作。两位日本文人和两位中国知识分子包括黄遵宪进行的笔谈内容如下(文中的鸿斋是石川英，桂阁是源辉声，均为日本人，桼园是王桼园，公度则黄遵宪)。 
　　鸿斋：民间小说传敝邦者甚少，《水浒传》、《三国志》、《金瓶梅》、《西游记》、《肉蒲团》数种而已。 
　　公度：《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恨贵邦人不通中语，不能尽得其妙也。 (这时候，桼园来了) 
　　泰园：《红楼梦》写尽闺阁儿女性情，而才人之能事尽矣。读之可以悟道，可以参禅；至世情之变幻，人事之盛衰，皆形容至于其极。欲谈者，于(此)可领略于其中。 
　　公度：论其文章，直与《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并妙。 
　　桂阁：敝邦呼《源氏物语》者，其作意能相似。他说荣国府，宁国府闺阁，我写九重禁庭之情，其作者亦系才女子紫式部者，于此一事而使曹氏惊悸。 
　　鸿斋：此文古语，虽国人解之者亦少。 
　　公度：《源氏物语》，亦恨不通日本语，未能读之。今坊间流行小说，女儿手执一本者，仆谓亦必有妙处。 
　　他在日本文人面前特别提到{红楼梦}的优秀性，把它与《左传》、《国语》、《史记》以及《汉书》等经典与史书相提并论。在笔谈中日本文人比较客观地介绍当时在日本流传的中国小说，如明代四大奇书和《肉蒲团》。当时日本确实盛行《金瓶梅》、《肉蒲团》等所谓淫词小说，这与当时的中国及韩国的情形不同，但现在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红楼梦》也在当时的日本流传了，但相对来说还不是那么普遍。这个情形和当时的朝鲜也很相似。《红楼梦》的传播还不如明代四大奇书，尤其《三国志》(《三国演义》)等作品。但黄遵宪对这些作品却没有提到，突然提出《红楼梦》，而且介绍的态度似乎有些不太冷静，他非常兴奋地说，此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好像他为了给外国文人介绍中国的代表作品，失去了一点客观的立场。所谓“开天辟地”、“当与日月争光”一类词汇，用于介绍一部文学作品，实在是有些夸张。这样的说法，早在清代，推崇《红楼梦》的一些红学家经常使用。还有把此书比肩于《左传》或《史记》的想法，在小说批评史上我们从李卓吾和金圣叹的言论中已经看过并不新鲜。但黄遵宪在文坛上的地位毕竟是高级的，尤其在近代“小说界革命”的旗帜之下，他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很大，很广泛。 
　　在黄遵宪刚说完的时候，合席的王桼园进一步强调说：《红楼梦》是“可以悟道，可以参禅”的作品。这是传统红学家经常提出的比较模糊的玄妙说法，也在外国文人眼前，表露了有点夸张的味道。我们更注重于对此回答的日本文人桂阁的见解。他先提出在日本文学作品中能够比得上《红楼梦》的作品是《源氏物语》，并进而说明《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的相似处和不同处。看来他已经相当程度上把握住这两部中日文学代表作品的核心内容。他虽然听到黄遵宪所说的什么“开天辟地”，什么“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等语而一点也不慌张，反而以实事求是的方法，强调如果曹雪芹也听到这一部《源氏物语》的作者竟然是一位女性作家，他可能觉得很惊讶。在旁的另一位日本文人鸿斋已经感觉到，这两个人。的对话有一点不大对劲儿，因此立刻插话说：其实这一部作品是古文写的，日本人也不大会看得懂，有意要解开紧张的气氛。最后黄遵宪也把高高翘起的口气稍微降落下来，干脆承认自己不懂日文，可惜不能了解《源氏物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