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对先秦儒家传统的突破

      二、“礼法并用”的思想
      荀子既认礼义为道德之外在价值根源，则极力强调礼的重要性。“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荀子·王霸》)“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荀子·议兵》)“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
      基于他的性恶论，荀子并不认为仅仅凭借圣王的礼义教化就都能化性起伪，而是主张“礼法并用”。“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礼义化之”的同时，还要“法正(政)治之”，“刑罚禁之”。因此，荀子说；“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荀子·君道》)
      荀子倡“礼法并用”的另一个表现是，他释礼为法，“礼法”并提，“故学也者，礼法也。”(《荀子·修身》)“礼法”是荀子提出的一个新范畴，既含有礼法相加的内容，又含有二者同属的关系。“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礼是法的基本精神和总纲领，礼统摄法。他说；“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法是依据礼义制定的，仍然秉持儒家的传统。荀子关于礼产生的目的是“定分止争”的提法，在早期的法家的学说中都已有过。慎到说；“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吕氏春秋·慎势》)《管子·七臣七主》更明确地说；“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不同的是，法家说的是法，而荀子说的是礼。如前所说，荀子的礼中已含有大量的法，二者说的其实很接近，都含有国家制度、规范的内容。荀子多次把礼比作权衡、规矩、绳墨，强调规范的客观性、不可移易的标准性。“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荀子·王霸》)而此前的法家讲到法的特征时也以之做为比喻；“先王悬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商君书·修权》)不仅比喻相同，连文法也几无二致，从中可看出荀况的思想承自商鞅，也显示出了荀子以礼做法的信息。
      荀子重法，同样是重视外在价值根源的体现，他不仅通过法的客观外在约束来保证规定社会秩序的礼法实行，更是通过执法行为在人的心理树起敬畏的道德。
      三、吸收“术”、“势”思想
      荀子多年讲学于稷下学宫，接触到了各派学说，包括曾影响齐国政治变法的《管子》，尤其是他曾到过秦，对法家的思想有较多理解，因而他的思想中，在儒家思想的主流外，重视法家提出的术势对执行礼法的作用。
      荀子主张礼义教化使人的“恶性”起“伪”，但他并不认为仅靠礼义教化就能改变人的恶性，而要辅之势、法。他说；“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礼义教化是以“君势以临之”为前提条件的，辅之以“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才能发挥“起伪”的作用。这不仅吸收了慎到等的“势”的思想，而且吸收了法家重在造成人之不能为非的客观条件的思想，这已逐渐弥补了儒家一味讲德治的缺陷，确立了“导惩”结合的较客观全面的法律思想。当然，他也继承了法家重赏重罚的思想。他认为；“赏庆、刑罚、势诈之为道者，佣徒鬻卖之道也。”(《荀子·议兵》)君主使用赏罚就像做买卖一样，“悬贵爵重赏于其前，悬明刑大辱于其后，虽欲无化，能乎哉”? (《荀子·议兵》)这种思想为后来的韩非及秦统治者发展到极致，但荀子本人的重赏重罚目的仍在“化”人，这与韩非等后来者是不同的。
      荀子既主张人治，而又主张君主“自为”，“垂衣裳而天下定”，“参验”考核驾驭群臣的“术”。认为君主的职责是“选相”、“尚贤使能”，则考察官吏就是君主的实质性责任。只有通过考察、考验官吏，才能真正了解他们，从而更有效地驾驭他们，他说；“校之以礼，而观其能安敬也；与之举措迁移，而观其能应变也；与之安燕，而观其能无流慆也；接之以声色、权利、忿怒、患险，而观其能无离守也。”(《荀子·君道》)很明显是接受了法家“术”的思想，所不同的是法家更多的是主张秘密的权术，而荀子则是主张公开的考察。后世统治者都重视官吏考核并逐渐形成了制度，对于君主专制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思想至荀子完成了其结构过程，后人称这一综合理论为“内圣外王”之学。孟子在“内圣”上发展孔学做出了贡献，荀子则否定了孔孟的价值内在而在“外王”方面集各家之大成。荀子所创“礼法并用”的思想结构在经过了秦亡的历史之后，为汉代以降的统治者所通用。正如清末谭嗣同所说；“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