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的明确性探析（上）

　  （1）因婚姻或者收养而永久性地成为其他集体的成员

　  因婚姻或者收养成为其他集体成员，就应当丧失原集体成员资格。由于其他集体同样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一个特定自然人的集体成员资格具有惟一性，因而一个自然人只要取得其他集体成员的资格，同时也就丧失了原集体成员的资格。而一个自然人能否加入其他集体而取得其成员资格，一般取决于农村社会所遵从的习惯法。尽管我国婚姻法依据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的原则，规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成员，但恰恰传统观念上存在着歧视赘婿的问题，正是针对这一问题，1980年婚姻法规定了男子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成员。但婚姻法只是规定男子可以成为女方家庭成员，并没有规定可以成为女方家庭所在集体的成员，因此，如果不属于独女无儿户招婿或者多女无儿户只招一个女婿的情况下，男方要想成为女方家庭所在集体的成员就会受到该集体的阻止。与此联系的问题是不仅男方进入受到集体的阻止，而且本来属于本集体成员的女方也应在结婚后退出本集体而加入男方所在集体，她如果不退出也会受到本集体的强烈拒绝。对这一问题，一直是受习惯法调整的，而且这一民事习惯在全国各地基本一致。

　  本来对这一问题依靠民事习惯法基本就调整好了，多年来没有什么突出的问题，只是在近年来随着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推行和农村土地被大量征收后的征地款分配，使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土地承包制的初期，由于各地普遍按照人口变化对土地承包每年或者每隔几年就要调整，因此这一问题也并不突出。只是到后来过分强调土地经营权的稳定，提出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的政策，这样就使农村一部分人失去了获得承包地的机会，特别是女方出嫁后担心到了夫家所在集体分不到土地，因此就不迁出户口，企图继续占有在其娘家所在集体的承包地。姑娘出嫁不退地，娶进的媳妇就分不到地。媳妇分不到地就可以不退娘家集体的土地，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使得社区居民与社区集体成员的身份不能同步变化。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后所获得的征地补偿款的分配，诱使已经出嫁的女子将户口留在娘家所在集体而不迁人夫家所在集体，有的出嫁女不仅自己不迁出户口，而且将其丈夫的户口也要迁入娘家所在集体。在这两种情况下，就必然涉及对出嫁女或者结婚而不出的女子的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问题。本来对集体成员资格并不难认定，但由于没有法律关于集体成员资格的明确规定，以及在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上采取户籍标准的做法，从而使问题复杂化了。因为单以户籍在集体就认定其具有集体成员资格，这造成本该将户口迁出集体的成员不将户口迁出的情况大量出现，这不仅违背了集体成员资格认定上的习惯法原则，而且也造成了户籍管理的混乱。因为户籍管理采居住地管理，女子出嫁后随夫家居住生活就应当将户口迁入夫家所在地，如果其拒不迁出户口就造成居住地与户籍地的不一致，导致户籍管理混乱。如果仅仅因为其未迁出户口就承认其集体成员资格，使其享有所有者成员权益，就违背了其他集体成员的集体意志和利益，与集体所有权的公有制本质是违背的。在近些年处理的集体征地款分配纠纷中，集体分配的原则是女子出嫁后就应当成为夫家所在集体的成员，其不迁出户口者也不能享有分配权益。而法院判决一般依据户口在原集体就认定原告具有集体成员资格，判决被告集体应当给原告分配征地款。这是目前对于征地款分配纠纷处理中集体与司法的尖锐对立。法院的判决往往得不到集体的服判和执行，群众的对立情绪很大，对于同一原告和同一被告的集体也要法院一次又一次的判决和强制执行。这个问题所反映的，就是我国对于集体所有这样一个重大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没有关于集体成员资格的规定。因此，重构集体所有权主体制度首先要界定，作为集体所有权主体的集体成员的资格。对于因婚姻关系所引起的集体成员资格的变动应当由法律做出强制性的规定。

　  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无非有两种选择：一是依据集体所有权的社区性和男婚女嫁的习惯法则，除例外情况外，强制地消灭出嫁女的原集体成员资格。遵循男婚女嫁的习惯法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即女方成为男方家庭成员从而取得男方家庭所在集体的成员资格，丧失其娘家所在集体的成员资格。例外的情况是独女无儿户的女子结婚后可以不丧失本集体成员资格，同时其丈夫可以取得女方所在集体成员资格；多女户只能有一女结婚后，可以保留本集体成员资格，其夫可以取得女方所在集体的成员资格。这是目前全国大多数农民集体普遍的做法。法律对此做出认可，符合农民集体大多数人对集体所有成员资格的理解。目前的问题是虽然采取这样的习惯法则，但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有时会受到具有利益冲突的个别成员的抵制，或者被单纯以户籍作为认定集体成员资格的司法实践所否定。如果由法律采用统一处理原则，那么在各个集体之间，女子成员的嫁出与嫁入与成员资格的取得与消灭同步，从而达到利益的平衡。

　  另一种选择则是将集体成员的婚姻家庭生活与其作为集体所有权主体的集体成员资格分开，即集体成员的资格不因婚姻关系而被强制改变。农村社区的女性居民结婚后不取得夫家所在集体成员资格的，不丧失本集体的成员资格，但其丈夫能否取得本集体成员资格，从当地社会习惯。农村社区女性居民结婚后依照习惯取得夫家所在集体的成员资格的，夫家所在集体不得拒绝，这是依照习惯法必须接受的，具有强制性；但如果女子结婚后不愿意离开娘家所在集体的，则不得强制丧失其集体成员资格。这是考虑到，随着农村社会的进步，女子有其独立的社会主体身份，其婚姻家庭生活与其集体成员的社会经济生活是可以分开的。特别是在目前的农村土地的经营体制结构下，女子即使出嫁，也不影响其在原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行使其所有者成员权益。例如她保留在娘家所在集体土地上的承包经营权，可以由娘家的父母或者兄弟代耕，也可以按照农事、农时的需要回娘家劳动。随着农村交通的便捷，在一个县域内或者临近的县域的各个集体社区，出嫁的女子回娘家所在社区耕作其承包的土地也是完全可行的。

　  上述第一种选择比较符合农民社区集体的传统和现实，但与农民社区集体的发展趋势不完全吻合。传统的农民社区集体，是以居住地域内成员的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封闭社区，在社区内居住生活与从事农业生产一致，其成员身份是惟一的和确定的。而现在的农村社区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的改革，特定社区的生活功能与生产功能则有可能分离。例如，由于一胎化或者双女户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对农民夫妻可能只有一个男孩或者只有两个女儿，如果孩子成年后谈婚论嫁，一律实行传统的男婚女嫁的模式就有可能行不通，因此，作为新一代的农民结婚后，无论女方成为男方家庭成员，或者男方成为女方家庭成员，甚至他们互为对方家庭成员，都有加人居住地集体成为集体成员，或者保留原居住地的集体成员资格的权利。如果某个人成为对方家庭成员，居住于对方所在地但又保留原所在集体所有者的成员资格，这就会发生居住地居民身份与集体所有者的集体成员身份不一致的情况。例如，甲村的A女嫁给乙村的B男，A女与B男居住于乙村，虽然将其户口由甲村迁至乙村，但A女并没有向乙村申请取得承包地，也没有退回其在甲村承包的土地。因此，A女虽然可以成为乙村的村民但并没有当然地取得乙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集体成员资格，她也没有当然地丧失甲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集体成员资格。如果A女在将户口转入到乙村的同时申请取得乙村的承包土地，乙村向其发包了土地则A女取得乙村集体所有权主体之集体成员的资格，同时丧失原在甲村的集体所有权主体资格。因此，一个人能否因婚姻关系取得对方所在集体的所有者集体的成员资格，取决于其是否申请并且已经加入了对方所在集体。其取得对方所在集体成员资格的条件是：一是本人已经将户口转入对方所在集体，二是向对方所在集体提出成为集体所有权主体的集体成员的申请（例如向对方所在集体申请取得承包地或者申请取得集体资产股份），三是对方所在集体已经满足了其成为集体所有权主体之集体的成员的申请请求，例如向其发包了承包地或者授予其集体资产股份或者福利分配股份。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在这里户籍只是取得集体成员资格的一个前提，并非取得集体成员资格的惟一要素，并非只要转入了户口，就当然的取得了集体成员资格，也并非只要户籍转出即丧失集体成员资格。户籍在一般情况下与集体成员资格、与村民资格是一致的，但在因婚姻取得对方所在集体成员资格和丧失本人原集体成员资格问题上可以分离，集体成员资格的得丧，应当依据当事人申请加入集体和集体接纳其加入并赋予其资格的事实确定。当有人申请加入集体，集体同意其加入并给予其集体成员资格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当有人因婚姻关系申请加入集体取得成员资格时集体能否拒绝？集体成员因与本集体外的人结婚是否就丧失本集体成员资格？对此，我国婚姻法只规定了结婚后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成员，但并没有规定结婚后女方可以成为男方所在集体的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所在集体的成员，因此，虽然在一般情况下，结婚后的男女双方在取得对方家庭成员资格的同时，也就取得了对方所在的集体的成员资格，但这只是习惯，从法律规定上并没有依据。如果男女结婚后，一方成为了对方的家庭成员后，对方所在集体如果拒绝其成为本集体的成员，其原所在集体又取消其集体成员资格的，该当事人就难以提出法律依据，而集体成员资格对于农民来讲是关乎其生存保障的重大利益，同时其加入或者退出对其他集体成员以及农村的社会生活秩序都有重大影响，因此法律应当做出规定。

　  笔者认为法律不得单方面规定：集体是否可以拒绝或者必须接收本集体成员的配偶成为本集体成员，而是应当从集体成员结婚后其集体成员资格是否变动作出规定，即从对方所在集体是否加入与从原集体是否退出综合考虑，而且应当将该集体成员对原所在集体的是否退出作为规定的重点。将集体成员结婚后是否退出本集体的权利交由集体成员本人，在集体成员本人没有明确申请退出原集体，或者已经申请退出本集体申请加入对方集体，但没有取得对方集体成员资格以前，原集体不得以集体成员已经结婚出嫁即取消其集体成员资格即使已经将户口转入对方所在集体，但不打算取得或者没有取得对方集体成员资格的，就不得以其结婚出嫁为由取消其本集体成员资格。在规定原集体不得主动取消本集体成员资格，对其资格基本保障的前提下，应当规定集体成员在其结婚成为对方家庭成员后，有申请加人对方集体取得集体成员资格的权利，同时赋予对方所在集体依据当地习惯法决定是否接纳该成员为本集体成员的权利。如果符合当地习惯法，集体就应当接纳提出申请的本集体成员的配偶成为本集体成员；如果不符合当地的习惯法，集体对其加人申请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完全取决于集体的意志。对于因婚姻关系引起的集体成员的资格变动，全国大多数地方实行的是男婚女嫁，女方成为男方家庭成员后即取得男方家庭所在集体的成员资格；独女户所招的上门女婿也可以成为女方的家庭成员和女方所在集体的成员；多女户可以有一个女子的配偶成为女方家庭及其所在集体的成员。如果从一个农户的单位考虑，女子出嫁保留了集体成员资格的，该户娶进的媳妇申请加入集体的也可以拒绝，以达到利益平衡。这样，既有利于保护有女无儿户的独女户、双女户的利益，也防止只进不出，多分多占，使多子女户与其他户的利益得以平衡。除此之外，因婚姻而变动集体成员资格的则取决于集体对于加入者的是否接纳。这样，即使因婚姻而申请加入集体的申请被集体所拒绝，但其原所在集体的成员资格并不丧失。在这些年的司法实践中，有关农民集体成员权益案件最多的，就是出嫁女参加集体征地补偿款分配和出嫁女的承包地收回纠纷。出嫁女为了参与娘家所在集体的征地款分配，在其结婚后并不将户口迁出，以其仍是集体成员要求参加征地补偿款的分配，但其娘家所在集体认为既然出嫁了就应当将户口转入婆家所在集体，其拒不转移户口，也应当丧失了本集体的成员资格，因而，拒绝其参与征地款的分配。出嫁女出嫁后，在婆家所在集体尚未分得承包地，其娘家所在集体就将其承包地收回。这类纠纷处理起来没有法律依据，难度很大。如果从立法上能够将结婚与集体成员资格的变动分开处理，将有利于这类纠纷的解决，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特别是妇女的合法权益。

　  为了防止某些集体成员结婚后首先保留原所在集体成员资格，取得征地补偿款分配等重大利益后，又以成为配偶对方的家庭成员为由，申请加入对方所在集体，成为对方集体成员，可以规定对方集体在一定的年限内有权拒绝其加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该成员已经在原集体获得了与其补偿利益相当年限的未来社会保障利益，其不应该再从其他集体取得集体的社会保障利益。例如，甲村A女嫁给了乙村B男，结婚后，A女不申请加入乙集体，保留了甲村集体成员资格，在甲村分得了10万元的征地补偿款后，又提出申请加入乙村集体要求取得承包地，在这种情况下，A女就可能多获得来自集体公有制的社会保障利益，因此，乙村有权拒绝其加入，例如5年内不允许其加入本集体。

　  总之，集体成员结婚成为配偶对方的家庭成员后，在原集体的成员资格并不当然丧失，而是经本人申请，加入对方集体，并经对方接纳取得对方集体成员资格后才能丧失。

　  （2）因农民集体成员的身份的非农化丧失集体成员资格

　  所谓的农民集体成员身份的非农化，是指原来是农民的集体成员不再是农民，完全取得了非农社会成员身份。这里的非农化是指身份的非农化而不仅是职业的非农化。例如，迁入城市，永久性取得非农职业，享有稳定的城市社会保障。例如，原集体成员入伍参军，在军队提干或者上了军校，不再复员回村；集体成员的子女上完大学后成为公务员或者国家事业单位人员；农民集体成员进城工作将全家户口迁入城市，该户成员即不再是农民；作为集体成员的出嫁女嫁给了城市市民，即成为城市的社区居民，享有了市民的社会保障，取得市民资格。在这些情况下原集体成员就不再具有农民身份，就应当丧失原集体成员的资格。因为集体所有权作为公有制性质的财产权利，是对农民的社会保障性的权利，原农民集体成员随其身份的转化不再是农民的，就不再依赖集体所有权作为其基本的社会保障，而是取得了市民的社会保障。因此，当发生农民集体成员身份非农民化的事实时，其集体成员的资格即丧失。但是要注意农民集体成员身份非农化的事实，必须是确定的、永久地非农化的事实。如果只是一时性的从事非农职业或者离开农村生活，都不属于其身份的非农化。例如：农民集体成员进城打工或者经商期间未完全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集体成员服兵役期间；集体成员在受义务教育和大学教育期间；集体成员因犯罪服刑期间；集体成员下落不明而尚未死亡宣告期间。

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安排是一种历史的过程，其发展趋势将走向城乡一体，在这个过程中将有大量的农业人口转移出农村，走向城市，完全取得市民的资格，从而丧失农民集体成员的资格。但是现代社会的发展，也还是要有农村和农业，总有一部分社会成员还要在农村从事农业或者农村经济，农村的土地就仍然属于留在农村的农民集体成员的土地，由农民集体所有。保持农村土地的农民集体所有是国家的基本土地政策，是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以及城乡协调发展的保证。
 
 
 
 
注释:
[1]金运：《一个澳门记者眼中的南街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张先国、顾立林：“壮大集体经济新探索”，载《半月谈》2008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