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在权力与体制之间

   体制与权力的关系，向来都是一个大家都很敏感，同时也是人所逃脱不了的社会网罗。人们常常以为，这样一种关系总是最大限度地传达了某一具体实践的复杂而残酷的内部经验，因而人们常常习惯于从一般政治学的角度，把"体制与权力"当作一个具体的政治实体存在及其实践过程来加以理解。但实际情况却是，"权力与体制"的关系在其日常社会政治运作之外，又常常直接进入到我们生存活动的其他社会领域，包括像"学术"这一通常被奉作"纯洁"、"高尚"和"自由"的精神领地，也同样不断地延伸着特定的"权力与体制"关系，甚至毫不逊色于一般社会政治实践过程中"体制与权力"的表现。由此，在事实上，"体制与权力"的关系构成了我们的现实生存世界里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制约力量，既规定了现实中人的具体的社会存在过程，又构成了包括学术活动在内的人的一切文化经验。从这一点上讲，以前人们常说"学术与政治不可分"，的确有它的充足道理--当然，这种"不可分"，更大程度上指的是由特定学术体制所派生的学术权力的政治性转换或实践表现。反过来，那种寄希望于"回归"学术的"纯洁性"或简单性，并且试图以此来为学术和政治划定各自区域和权力界限的努力，倒是显得有点浪漫可爱却又不喑世故了。
       也许，学术领域所存在的这种"体制与权力"的关系特性和力量，并不独才有。就在后的理论家那里，权力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体制问题便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对象，包括像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以及诸如"后殖民"、"后现代"、"女权主义"等等看似极其学术化的争论与思想主张，其实在它们的背后，我们几乎都能够看出某种权力特性的表现--尽管这种权力特性总是以某种必要而艰涩的话语形式来体现的。不过，有一点我们却可以认为，学术权力的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强制性，以及实现并维护这种权力的"学术体制"本身的政治性架构，却是当代中国学术领域里非常鲜明具体的一个"特色"--我的意思是说，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学术权力的"政治身份"与包括学术体制在内的整个社会体制的高度集中的意识形态化，在当代中国不仅是普遍的事实，而且它还是导致学术权力政治化运作的客观因素。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客观因素的存在，不仅形成了当代中国学术活动中"体制与权力"的错综复杂关系，也产生出人们在学术活动中对于这种关系的屈服或钻营。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当代中国的各种学术活动中，作为获取学术权力的基本前提和权力运作的根本保障，学术的"体制"本身显然是一种以极其坚定而又简单的意识形态为自身建构本质的，但同时，它也有着极其复杂的具体运作条件和运作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常常看到，当代中国学术"体制"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以最复杂的形式对于一种最简单的意识形态"信仰"的忠诚。正因为这样，每当我们看到某种特定的学术权力具有某些巨大的思想控制力和精神威慑性的时候，也就不应该觉得奇怪：权力以及权力的可能性，完全是同产生这种权力的前提基础相一致的，而权力的产生或丧失、强化或改变，则同"体制"与具体意识形态斗争的联系程度直接同一。于是，在当代中国学术领域和学术活动中，便经常出现这样一个并不出奇的关系等式：对于学术权力的渴望，直接导致了一种对于特定意识形态的无条件服从；而对于"学术权力"的信任，则直接规定了人们（或者说是学者们）对于"体制"/意识形态的畏惧与认同。反过来也一样，对于"体制"的服从，对于意识形态的内心畏惧，又为人们迅速获得一定的学术权力提供了最有利、也是最基本的条件。换个方式说，在学术的"体制"与"学术"的权力之间，并不存在、也丝毫没有必要信守任何一种自始至终守恒如一的"学术价值"准则；"体制"之于"权力"，其所表达的本来就是一种单向的意识形态的绝对规定性。这样，出现在当代中国学术领域中的一个普遍情况就是：每当人们热衷于在理论层面上表现自己对于一定意识形态的说明能力的时候，其后面便肯定还藏了某种权力图谋。从这一点上来理解当代中国学术领域的种种事实，特别是人文-社会活动的基本面貌，我们就会相信，各种各样所谓"555主义"的自我标榜，其实是同"权力"问题相关联的，它们实质上不过是在同"权力"进行着一场明目张胆的交换而已。
       基于这种"权力与体制"之间的特定关系，我们又看到，在当代中国学术界，所谓"学者的声望"常常与其所能获得的"权力"之间充满了某种戏剧性。
       其一，对于某些掌握有"最充分"的"学术权力"的人来说，虽然他们可以在一生的许多时候呼风唤雨、"主宰"乾坤，然而，在更广大的"人气"方面，却又常常鲜为人称道，甚至常常为人诟病或不齿。显然，在这些"权力"的握有者那里，他们的权力形成与运作也并非完全没有依赖于其自身一定的学术能量，包括理论建树、学术成就等等；但是，更重要的是，由于在他们所握有的"权力"与产生、维护其"权力"的"体制"之间，总是保持着某种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政治性结构因素，因而，"权力"与"体制"的特殊联系方式、联系过程便实际上已经取消了人们对于这种"学术权力"的基本的学术尊重。人们与其说是相信了这种"权力"的力量和威严，不如说是因无力反抗"体制"的意识形态存在，而忍受着"权力"的强大压迫。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便那些"权力"的握有者，也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对自己的"权力命运"毫无自信，心惊胆战，惶惶终日--"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本身在政治规则面前的极端脆弱和不稳定性，决定了其所产生或赋予的"权力"必定患有一种"先天综合症"，即：一方面，凌驾于学术价值准则之上的"权力"，在与一定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时候，拥有巨大的社会强制性或控制性，能够在特定的政治空间里形成自上而下的威慑力量，无限度地迫使特定权力体系之外的人和学术活动不得不屈服于"权力"的指挥，从而在一定时间里将学术价值转换成一种意识形态的既得利益。而另一方面，也由于这种"权力"的产生与运作都无一例外地受制于一定时代的意识形态要求、政治游戏和政治策略，是一种具体而特殊的意识形态衍生产品，所以在根本上，它总是与一切政治力量、政治实践的无常变动保持了绝对的一致性；就其实质而言，这种对"权力"的个人掌握因其非知识性（或反知识性）的立场所决定，总是有限的和反学术伦理的。这就决定了它的受惠者在行使既有"权力"的过程中，不能不始终依赖于"权力"的"政治背景"。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对于这样一些人总是更多地强调他们的政治基础、政治实力而不是他们的学术地位的原因之所在。  
       其二，也有另外一部分同样可能享有很大学术权力的人--这部分人往往属于纯粹的"学院派"，人们在尊崇其学识、为人的同时，常常非常自觉地尊奉其行迹和言语，并且视之为"学术楷模"、"思想领袖"。不过，实际上，这样的学者虽然首先是以学问行世，以知识价值为立场，但究其根本，其"权力"的获得及其有效性却往往不直接依赖于"学术"本身的内容，同"学术"的知识含量之间也并没有直接对等的关系，而往往更具体地联系着那种既与学术相关、又肯定是超出了一般知识性过程之外的因素，即这样一些学者之思想、人格同现行"学术体制"之间的紧张关系、对抗性及对抗程度。换句话说，在这样一些学者身上，在这些学者所享有的"权力"内部，关键的一点，乃在于它往往坚定地站在一定的学术伦理出发点上，通过抗拒"体制"的意识形态强暴而拒绝并突破非知识性价值的意识形态限制，即其对于制约、控制学术行为的种种性存在的不妥协精神。很明显，在这样的学术权力系统中，"权力与体制"关系的意识形态特性依然表现得十分明了--学者对于"学术权力"的掌握，在一般学术意义之上，更主要地来源于作为知识依据的学术理性之外的东西，来源于知识性活动与现实意识形态之间的严重"排异"。因而，在这样一些学者那里，其"学术声望"与其说是一种知识性积累的成果，倒不如说是一种人格精神的现实象征，一种"反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产品"--"权力"的产生和运作由此反倒具有了更强烈的特殊的人性魅力，也更体现了它的社会学特性。例如像顾准，例如像李泽厚，等等，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学术界，的确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些数量很少、但是影响巨大的人物。
       在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确乎很有必要认真地分清楚"权力"与"权威"之间的根本差别：对于各种各样的"权力"存在，我们时常要十分的警觉其背后的"体制"力量，否则就有可能因为"权力"的作用而失去了对于知识性活动的内在要求和基本把握；对于"权威"，我们则不妨将它放在学术实践的自律性过程上来加以认真的考虑，尽管它在中国现实中仍然带着鲜明的"体制"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