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担保与合同效力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及其背景
2005年10月27日修订的《公司法》在公司担保问题上确立了一套新的规则，废除了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的规定，以第16条为核心对公司担保决策的授权、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关联担保的特别决议机制以及上市公司对外重大担保事项的审议机制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范。[1]理论界和实务界围绕违反新《公司法》第16条所订公司担保合同的效力形成了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持担保合同有效论，以律师实务界人士的观点为代表，认为新《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目的是从公司内部关系上提出对担保决议的程序要求，新《公司法》并没有规定债权人的法定审查义务，也没有设置保障债权人履行审查义务的行为规则，不能以担保人内部决策意志来决定债权人与担保人之间的合同效力。公司违反新《公司法》第16条提供的担保，除非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越权担保的事实，应认定担保合同有效。[2]
第二种观点持合同效力区别论，以司法实务界和部分学者的观点为代表，认为应区别新《公司法》第16条规定的两种情形，第1款是关于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以外的其他人提供担保的规定，立法原意是保证交易安全，约束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性质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不属于效力规定，担保合同有效。第2款关于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的担保为关联担保，则为效力规定。[3]
第三种观点持担保合同无效论，以赵旭东、叶林和刘俊海教授的观点为代表，认为新《公司法》第16条对于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在担保事项上的代表权作出了明确的限制。这种法定限制应当推定交易相对人是知晓的，因此不应区分第16条规定的两种情形，对于凡未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应推定交易相对人知晓代表权有瑕疵，担保行为无效。由于担保属单务行为，公司提供担保可能显著增加公司经营风险、危及公司资本充实，故新《公司法》基于资本维持原则向担保接受方分配程序上的更高注意义务也是符合公司法原则和一般法律原理的。[4]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经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担保合同，担保合同无效，且视为债权人亦具有过错，要求担保人承担的赔偿额不得超过全部损失的1/2各自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5]
第四种观点在司法实务界亦有一定代表性，认为不应对新《公司法》第16条区分两种情形，对于凡未履行公司内部决议程序或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担保，均应认定为未获得公司权力机关对担保的授权，担保合同未生效，由公司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交易相对人不能证明其尽到充分注意义务的，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6]
笔者认为，关于公司担保合同效力的争论，表面源于立法语言的表述不清，本质上是对于公司担保能力以及公司担保制度价值取向的理解分歧，且这一分歧早在对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规定的不同解读中就已初现端倪，因此，要正确理解新《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有必要先回顾公司法修改前关于公司担保能力的有关讨论。
二、回顾：《公司法》修订前关于公司担保能力的争论
旧《公司法》第60条规定：“董事、经理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董事、经理不得将公司资产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储。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对于该条第3款的规定，究竟是限制公司担保能力还是限制董事、经理的越权行为，学理上存在“担保能力限制说”和“完全担保能力说”两种不同的观点。
“担保能力限制说”认为，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的立法本意是维护资本确定原则和保护股东及债权人利益。资本确定原则要求股东对公司的投资不能以任何形式撤回，包括接受公司担保的形式。公司为股东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有违资本确定原则，可能损害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因为担保在多数情况下不需要获得对价。公司在公司资产上设定担保属于设定财产负担行为，与公司将财产无偿赠与一样，对保护债权人不利，因此法律上允许债权人对这种行为提起撤销之诉。根据这一立法本意，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应当解释为限制公司担保能力，公司不得为股东和个人债务提供担保。[7]
“完全担保能力说”认为，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的立法本意应为约束董事、经理个人不得滥用担保方式来处置公司资产，旨在限制董事、经理的个人行为，而不是禁止公司提供关联交易意义上的担保，公司可以为其股东提供担保。理由为：第一，限制公司法人为保证人，应由法律明文规定，依照私法行为“法无明文禁止即为自由”之原理，立法者如有限制公司保证的意图，必须以禁止性规范明确表达其禁止意图，在法律无明文禁止性规定时，该意图应解释为不存在。第二，比较旧《公司法》第12条第2款的转投资限制和第60条第3款，可以发现两者有明显差异，前者列入“总则”章针对公司的行为，后者列入“组织机构”一节针对董事、经理的行为。第三，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禁止个体董事的保证行为，并不禁止董事会集体行使职权和执行公司事务，故不能推导出当单个董事无权表决担保事宜时，董事会也无权表决担保事宜。第四，为股东及关联关系人提供担保，固然构成关联交易，但关联交易并不必然损害任何一方交易者的利益。只要关联交易按照通常的商业判断准则来进行，没有理由禁止关联交易。而且控股股东从上市公司“提款”的方式五花八门，无偿占用、拖欠往来款、劣质资产高价出售、虚假出资、转移支付等等，仅将公司为股东担保列为禁止对象，不具有合理性。[8]
由于对我国立法是否对公司担保进行限制存在争议，加上《证券法》等法律亦未明确对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施加有效管制，在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背景下，上市公司大股东滥用控股优势，借助银行违规操作，以公司担保方式向上市公司转嫁风险，骇人听闻的“提款机”式担保和“担保黑洞”层出不穷，形式十分严峻。鉴于公司担保的泛滥危及金融安全，证监会于2000年6月6日发布《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0］61号），即针对上市公司的“限制担保令”。“61号文件”规定：“……二、上市公司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或者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证监会以通知这种规范性文件的形式限制上市公司为特定对象提供担保，无疑是希望通过对上市公司担保能力的限制，防范公司管理层以及控制股东利用公司担保进行不当的利益输送，使非控股股东获得实质意义上的保护，并保障公司资产的独立性与完整性。这一文件出台也反映出迫切的实践需求，即应当对上市公司的担保进行限制以控制伴生的巨大风险，但对于规制的强度和模式，采取的是我国一贯以政府主导为主的临时硬性一刀切的管控模式，缺乏立法上的明确支持。因此能否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对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的解释，使证监会“61号文件”获得法律依据的支持，直接影响到该文件的执行效力。
正是上述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受理了“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在该案中，保证人中福实业公司为上市公司，债务人中福公司是中福实业公司的控股股东。债务人中福公司、担保人九州公司和中福实业公司的董事长为同一人，其在《还款协议书》上代表债务人中福公司以及两家保证人九州公司和中福实业公司签字盖章。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时仅向债权人闽都支行提供董事会关于提供担保的决议文件，而中福实业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除经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在知情的情况下批准，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最高法院二审认为：《公司法》第60条第3款对公司董事、经理以本公司财产为股东提供担保进行了禁止性规定，中福实业公司的公司章程也规定公司董事非经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批准不得以本公司资产为公司股东提供担保，因此，中福实业公司以董事会决议的形式代表中福实业公司为大股东中福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行为，因同时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实业公司章程的授权限制而无效，所签订的保证合同也无效。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4条已作了明确规定。《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的禁止性规定既针对公司董事，也针对公司董事会。这符合我国公司法规范公司关联交易、限制大股东操纵公司并防止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立法宗旨。当法律有禁止性规定时，任何人均不得以不知法律有规定或宣称对法律有不同理解而免于适用该法律。再则中福实业公司系上市公司，其公司章程公开，债权人闽都支行也收到过中福公司提供的中福实业公司章程，故闽都支行对章程中关于限制董事为股东担保的规定应当知道。因此对于保证合同无效，闽都支行也有过错。改判中福实业公司的还款义务不超过中福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9]
光彩集团担保案虽然发生于新《公司法》颁布后，但该案也被认为是最高法院解读旧《公司法》第60条的经典案例。在该案中，光彩集团在提供担保时提交了董事会关于担保的决议，债务人四通集团系光彩集团的股东，出资比例为0．2％。光彩集团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董事由各股东单位委派。光彩集团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决议须经持有2／3以上股权的董事表决通过方能生效。董事会每次会议决议和纪要，由到会董事签名确认。最高法院二审认为：修订前的《公司法》第60条第3款规定是对公司董事、高管人员未经公司批准，擅自为公司股东及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禁止性规定。但该规定并非一概禁止公司为股东担保，对有限责任公司而言，符合公司章程，经过公司股东会、董事会批准，以公司名义进行关联担保，修订前的公司法并未明确加以禁止。从价值取向的角度考量，在衡平公司债权人与公司股东利益的冲突时，应优先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光彩集团公司章程未规定公司不得为股东进行担保。该章程规定，董事会是该公司的法人机关，董事会成员由各股东单位委派人员组成，董事会的表决程序采用资本多数决的形式。董事会决议程序不违背占资本绝大多数比例的股东的意志，光彩集团的保证行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关于光彩集团提出的根据该公司章程，董事会中至少8名董事参加方能召开，而上述两次董事会决议只分别有5名和2名董事签字，故董事会会议的召开无效，董事会决议亦无效的问题，光彩集团应对该公司两次董事会的召开是否符合章程规定的董事出席人数负有举证责任，但该公司未提供两次董事会的纪要或原始记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且即使董事会决议有瑕疵，也属公司内部的行为，不能对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效力产生影响，故改判光彩集团对四通集团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10]
比较“光彩集团担保案”和“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不难看出，两者的背景存在一定差异，光彩集团公司担保案裁判时，《公司法》已经修订完毕，其解释思路必然受到新《公司法》立法思路的影响；而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的背景是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是否限制公司担保能力存有疑问的时期，但两者都以最高法院案例的形式对法律进行了解释，在认定公司具有完全担保能力的裁判思路上是基本一致的。尽管光彩集团公司担保案对于公司内部关于关联担保的决策权配置，立场较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宽松，认为在章程未作限制规定的情形下，只要董事会决议能够代表股东意志，不违反资本多数决原则，董事会对公司关联担保所作的决策就是有效的，并不一定仅限于股东会决策，而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则认为，股东会与董事会职权分工不同，在章程无授权董事会有权决策担保时，没有股东会决议，仅有董事会决议，不足以确立担保行为的有效性，但笔者认为，两案在该问题上立场差异非常细微，并没有实质性差别，因为光彩集团公司担保案并没有否定公司对于关联担保需要股东会同意，而是从事实认定的角度认为该案不存在越权担保的行为，而中福实业公司案也没有否定当董事会决议能够实际代表股东会决议意志时，一定需要所谓形式上的“股东会决议”。因此，两案不存在裁判冲突的问题。[11]
三、困惑：新《公司法》关于公司担保的解释立场
从新《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来看，新《公司法》从立法论上扫清了公司担保能力的障碍，明确公司可以为股东或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因而关于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的争论至此尘埃落定，此后，证监会也以《关于废止部分证券期货规章的决定（第10批）》［（2010）36号公告］废止了原61号文件，公司担保能力之争告一段落。但是，也应看到，新《公司法》虽然承认了公司的担保能力，但是却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对公司担保进行了规范，将立法重心放在担保决策权的程序控制上，表现为法律对公司担保决策程序的限制和法律授权公司以章程对担保决策程序进行限制。问题是，公司违反法律限制和章程限制对外提供的担保行为是否应当认定无效？风险是应当由公司还是应当由交易相对方承担？对此，新《公司法》没有予以回答，由此也产生了比旧《公司法》更为复杂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新《公司法》修订过程中形成的趋同观点是我国新公司法应加强公司自治而放松管制，注意和强调公司法规范的任意性，减少强制性规范的范围。[12]但如何确定新《公司法》第16条公司转投资及提供担保的程序规定以及第122条重大资产买卖与重要担保的议事规则的规范性质，其属于强制性规定还是任意性规定，如属于强制性规定，则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仅是颇富争议的实务问题，在理论界也远未形成统一意见。笔者的基本观点是，新《公司法》第16条和第122条虽然均为强制性规定，对交易相对人的注意义务构成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并对担保合同效力直接产生影响，但是，新《公司法》的担保规范不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范畴，在司法实践中应避免援引《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认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未经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绝对无效的错误做法。理由是：首先，新《公司法》关于担保的条款均没有规定违反该些条款中的强制性规定会导致公司与交易相对人签订的担保合同无效；其次，新《公司法》关于担保的条款的规范目的在于防范公司管理层以及控制股东利用公司担保进行不当的利益输送，损害公司资产的独立和完整，因而从决策权分工和表决程序上解决股东与公司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成本问题，协调大小股东之间就公司资产问题产生的权益冲突。立法目的并不是禁止担保交易行为或者关联担保交易行为本身；其三，新《公司法》关于担保的条款在内容上表现为对公司在提供担保前进行内部决策时的权力配置和审议程序，是典型的调整公司治理结构权力行使的规范，属于对担保人单方的公司内部关系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从文义解释上得不出该些规范旨在直接约束公司与交易相对人签订的担保合同效力的结论；其四，倘若认定担保合同有效，损害的也只是提供担保的公司的利益，是私主体之间的民事利益的调整关系，并不牵涉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新《公司法》将第16条的立法理由表述如下。第一，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应当由公司机关作出决议。为了引导公司对对外投资和为他人提供担保这类重大行为作出科学的决策，保证公司行为的恰当性，增加第16条的规定。第二，公司为他人担保体现为第16条第1款，一般原则是公司章程可以根据实际经营的需要，规定对外投资和为他人担保的决策权由股东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大会（股份有限公司）或者董事会行使。为了保证交易安全，公司章程可以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每一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作出限制性规定，公司章程有这类规定的，公司机关作出决议时，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除非修改公司章程。第三，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属于关联交易，可能被用来进行利益输送，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因此第16条第2款规定关联担保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表决，不能通过公司章程规定由董事会作出决定。同时为了维护股东大会决议的公正性，避免控股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的原则，第3款规定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应当回避表决。公司违反这一规定，强行表决的，股东可以根据《公司法》第22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无效之诉。[13]
新《公司法》第122条的立法理由为：上市公司股东人数众多，股本规模大，重大资产变动产生较大风险，故限定上市公司在1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资产总额30％的，应当由股东大会而非董事会作出决议，并明确适用特别决议，保证该类决策代表大多数股东的意见和利益。[14]
笔者认为，我国公司的特点是股权结构高度集中，家族型和国营型公司占绝对比例，公司控制权掌握在控股股东手中，“一股独大”高度集中的金字塔式的股权结构特征明显，公司董事会大多受到控股股东的控制，很难在与控制股东有关的关联交易中形成独立判断，因此我国公司治理的首要问题为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其次才是因经营者与所有者分离而产生“代理成本”问题。这一现象与欧美发达国家公司治理注重规范董事、经理行为，防范代理人自利交易的取向有较大区别。在此背景下，关联担保虽然对被担保公司有利，可能加强整个企业集团的效率，但关联担保极易异化成为大股东掏空公司的工具，降低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负财富效应，极大地损害了投资者利益。[15]经济学家Johnson等人对大股东滥用控制权提出了“隧道挖掘”效应一词，专指大股东为了自身利益转移上市公司资源的行为，形式包括通过不公平的关联交易、财务担保、支付不合理的高额薪酬等方式转移公司资源，或者通过发行股份稀释下小股东权益等等。[16]我国公司法确立以规范关联担保为重心的治理模式，应当说是市场的理性选择。因此，在笔者看来，公司违反法律强制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的担保构成广义的越权担保。从目前我国公司担保实践情况看，纯粹依靠公司治理结构的自我完善并不能起到规范关联担保的调整作用，也显非新《公司法》在总则中予以强调规定的立法本意所在。新《公司法》的缺陷在于其虽然对公司担保事项的决策，强制规定必须由特定公司意思形成机关作出，但没有进一步针对公司的对外意思表示机关，即公司代表权问题作出明确的限制性规定，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公司意思表示机关形成的外部意思表示与公司内部意思形成机关作出的决策不相一致的情形。因此，关键在于妥当确定交易相对人的审查义务。交易相对人是否可以信赖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的公司公章，就认为在公司内部已经通过股东会决议或已经履行了章程规定的必要程序？还是交易相对人负有一定审查的义务，应当要求公司担保时提供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或者交易相对人负有更重的审查义务，其应当进一步审查被担保的股东有没有回避表决，甚而审查担保金额有没有超过上市公司资产总额的30%？对于交易相对人的义务，新《公司法》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构成一项新的法律漏洞。这一法律漏洞较旧《公司法》在关联担保之外，还涉及到一般担保问题，使得司法实务对第16条以及第122条产生更大的理解分歧。笔者认为，从实现新《公司法》担保规范的立法目的这一角度看，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向交易相对人分配合理和适当的注意义务，实现维护交易安全和公司利益及投资者权益之间的平衡，司法实务中必须统一关于公司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裁判思路。
在公司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和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法律思维：一种是即使公司代表越权，合同也有效，内部违规内部处理，维护交易安全；另一种是区分不同的情况，看交易中交易相对人的过错程度，来判断合同是否有效约束公司。前者将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完全分开，属于形式主义的法律思维，在交易稳定和公司利益中完全偏向交易稳定，但容易使公司受到公司代表违规行为的侵害。后者属于实质主义思维，能够较好平衡交易稳定和公司利益之间的关系，缺点是交易相对人的过错判断标准不确定，缺乏可预见性，容易产生裁判尺度不统一的问题。
在早期的司法实践中，前一种法律思维占主导地位，认为对于公司内部职权划分的规定，无论是法定还是通过章程意定，都认为不能作为保证人对外要求免责的抗辩事由。比较典型的是“伊贝恩饮品公司案”。在该案中，伊贝恩饮品公司提出如下抗辩理由：伊贝恩饮品公司是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29条的规定，合作企业的资产抵押由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会议的董事或者委员一致通过，方可作出决议，而根据该细则第28条规定，董事会会议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会议应当有2/3以上董事或者委员出席方能举行，由于本案关于同意抵押的董事会决议违反了上述规定，所以抵押借款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述规定仅是对中外合作企业内部机构职权划分的规定，公司不得以董事会越权擅自抵押对抗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抵押借款合同有效。[17]但是，自新《公司法》修订有关担保的规定后，强调接受公司担保的交易相对人对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负有审查注意义务的见解逐渐占了上风。例如在“创智股份公司担保案”[18]中，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旧《公司法》虽然未要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必须经董事会或股东代表大会决议，但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第5条、证监会、国资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第2条第2款第1项、第3项作了约束上市公司担保行为的规定，在程序上是需要股东大会还是董事会的批准，属于公司自治的范畴，创智股份公司章程选择由董事会决定担保事项，则对外担保需经董事会决议。对创智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光大银行仅负有形式审查的义务，在没有证据证明光大银行存在恶意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光大银行对该份董事会决议已履行了合理审查的义务。据此，最高法院改判认定保证合同有效。
不过，最高法院的上述解释立场并没有获得全面认可，例如在“中建材集团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19]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银大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银大公司在内部权限划分上，对法定代表人对外担保、订立担保合同进行了明确限制，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签署《承诺书》，保证行为有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新《公司法》第16条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担保合同无效，该条款规定的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该条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如依据该条款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内部决议的书面载体，其公开行为不构成第三人应当知道的证据。第三人的善意是由法律所推定的，不能仅凭公司章程的记载和备案就认定第三人应当知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进而断定第三人恶意。在银大公司不能举证证明中建材公司存在恶意的情形下，应当认定中建材公司为善意第三人，中建材公司已经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