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合理性理论与东亚现代化

  关键词 哈贝马斯 性 合理性理论 东亚现代化
    摘  要 哈贝马斯捍卫现代性，现代化是一个未竟的事业。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和现代性的困境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决的办法在于重建生活世界，现代性问题出自工具合理性，交往合理性可以重建现代性。哈贝马斯承认多元性，肯定了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交往合理性理论承认东亚现代化的路径。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家和社会学家，在当今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当然，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他的影响却不容忽视。他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被誉为“德国思想威力最强大的哲学家”和“西方学界的领袖人物”。1956年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担任阿多诺的助手。1961年任海德堡大学哲学副教授。1964年接替霍克海默出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与社会学教授。1983—1994年，担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和哲学教授，同时还担任慕尼黑马克斯·普朗克心研究所研究员和德国语言学与文学研究院的正式研究员。虽然他于1994年退休，但至今仍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2001年4月曾访问过，分别在京沪两地高校和学术机构做系列讲演，引起强烈反响。
    哈贝马斯知识渊博，学术兴趣广泛，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其理论涵盖了哲学、学、国际关系学、学、伦理学、法学、文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是一位综合型学者。其理论的核心可以说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形而上学思想为指导，通过批判理论的语用学，以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来捍卫启蒙的现代性立场。
    哈贝马斯著述颇丰，公开发表论著46部以上，尤其是80年代以来，以平均每年一本书的速度跻身于当代西方最多产、最活跃、最有影响的理论家行列，被列为“当代欧美11位著名的社会思想家之一”，“几乎没有哪一个人文与社会的领域没有感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说，他都是一位建树甚丰的大师。[1]封底 其中，《公众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年）、《合法化危机》（1973年）、《沟通与社会进化》（1976年）、《交往行为理论》（1981年）、《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年）、《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工程》（1990年）[①]等等著作集中了哈贝马斯对现代社会的研究，捍卫现代性，提出交往行为理论（或沟通行为理论），重建合理性理论和唯物主义。在界定了“现代性”这个概念后，哈贝马斯重点分析了如下几个问题：现代性何以未过时（或说未枯竭）？何以说未完成？为何未完成？为何必须完成？如何去完成？哈贝马斯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精心构想，创造了一套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成了“现代性”研究的学界泰斗。因此，关于现代社会和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哈贝马斯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域。
 
现代性是什么
 
    学术界对“现代性”的争论与批判一直没有停息过，而哈贝马斯的“未了的研究项目”——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形而上学思想为指导，整理和韦伯的思想，重建批判理论，“借用”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以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来捍卫启蒙的现代性立场。从而对后现代性持严厉的批判和否定态度。合理性理论是通向社会批判理论的途径，“理清具体化批判、合理化批判是如何被重构的，这种重构方法为福利社会妥协的崩溃、为新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潜在批判提供了理论解释，并且它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不屈尊后现代主义或反现代主义，不屈尊‘强硬’的新保守主义或‘狂热’的青年保守主义。” [2]p56
    哈贝马斯认为，“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哲学家是黑格尔。黑格尔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时代概念，认为所谓‘现代’，便是与古代和中世纪相对的‘新时代’，这个时代发生的最重大事件是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正是这些事件决定了‘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与‘现代’或‘新时代’这一称号同时出现的，是革命、解放、进步、发展、危机、时代精神等直到今天仍然有效的概念。” [3]p64－65－“所谓‘现代性’，是指启蒙时期以来，在思想、社会、科学、文化、道德、等各方面出现的‘自主化’倾向，即不再立足于过去、模仿过去时代的榜样，而是在对过去的批判和反思中，自己创造自己的规则，制定自己的价值标准。”[3]p65哈贝马斯从发生学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界定：“最初，或者说在18世纪未，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社会知识和时代，其中预设的模式或者标准都已经分崩离析，鉴于此，置身于其中的人只好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模式或标准。哈贝马斯继承了启蒙精神所培育起来的理性传统，他认为现代性是一项在思想、社会和文化三方面展开的综合工程，包容了人类迄今创造的全部正面价值和理想，绘制了一幅关于人类社会逐步发展和完善的理性蓝图。启蒙思想家的现代性设计基于对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人类世界前景的憧憬，致力于这样一种前景的实现”。[3]p66因此，现代化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不仅如韦伯所说，是西方的“宿命”，也是全球的“宿命”，是理性的决定性实现。无论各种非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思潮对“现代性”如何攻击，它都将不可逆转地进行下来。
    哈贝马斯认为，启蒙运动开启的“现代性工程”由于资本主义过去200多年的发展进程出现了严重偏颇而处于停顿状态。但尽管如此，其价值和理想直到今天尚未全面实现，而它们毕竟体现了进步的逻辑，为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因此，现代性仍然是一项“未竟的工程”。[3]p66 而那些流行的反理性主义思潮（指形而上学批判派和后现代主义）仅对理性的一部分，即工具理性提出异议，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现代性问题出现在原有分析的范式，“一个范式只有在遭到另一个不同范式的明确否定时才会失去其力量，即是说，在因认识而被剥夺价值时才会失去其力量，但只有当一个具有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孤立主体的自我意识范式、自我关涉范式被另一个范式，既被理解范式（交往社会化和相互承认的个体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范式）取代时，解构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随后才会出现一种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占有思想的具体批判——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它对理性的诊断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4]p362 即败坏了现代性文化的名誉的“不是理性太多”（指的是理论理性），而是“理性太少”（指的是实践理性）。“这样一来，以主体为中心的现代理性就导致了个体自我意识的孤立，导致了将世界分裂为可理解领域和不可理解领域，导致了以‘合理性’为幌子的权力压迫体系扩张的可能性”。 [5]p88
     现代性为何一再遭遇挫折而未能顺利完成呢？哈贝马斯认为是“自主化的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生活世界（life world）的发展受到现代社会里系统（system）的优势地位的损害。我们错误地将来自工具理性的标准应用于生活世界的问题中，以及应用于那些完好地存在于它们自己的社会领域的制度中。” [6]p137哈贝马斯称这一过程为“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生活世界的日益殖民化，导致了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意义的解体，判断事物的标准的模糊，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破坏。司法、经济、政治、等行政管理领域形成了各自特有的规则，已经与最初的宗旨发生异化。它们寄生于生活世界，仅仅遵循技术原则。原来建筑在人与人相互协调和理解之上的生存价值在全面的外部干预和控制之下彻底丧失，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被严重侵蚀。这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弊病。” [3]p113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和现代性的困境就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决的办法在于重建生活世界。因而，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合理性理论。
 哈贝马斯的合理性理论
 
    “性”远为完成，我们的任务是重建现代性的本质内核——合理性理论。因为“最初受到欢迎的主体性原则以及主体性原则所确立的自我意识的结构，只是理性的一个侧面，而不能被认为是整个理性自身。” [7]p182 所以哈贝马斯仍以韦伯著作为基础，重新建构西方理性主义并探讨其问题所在，关键问题在于理性规范基础重建及范式更新，要建立全面的合理性观，重新探讨合理性理论的一般或普遍意义。“哈贝马斯提出的疗治方案是，必须在理论上批判形形色色的非理性思潮对现代性所作的否定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断言，在实践中通过重建交往理性和话语伦理，整合残缺和破碎的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在、和体制中真正贯彻民主和公正的原则。” [3]p72重建合理性的途径就是在生活世界和公共生活（包括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达成“共识”的平等和自由，“如果我们把理性的概念继续推进一步，我们就能走出这一困境。这样的理性概念能够容纳生活世界，并在主体间性（而不是一元主体）的基础上具有社会同一性”。[5]p88－89
    哈贝马斯结合了社会学的“系统理论”与“行为理论”，提出了交往合理性性理论。在行为理论中，首先要注意区别四类行为：目的性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性行为、交往行为。只有在交往行为中，语言才同时承担认知、协调和表达功能，语言作为相互理解的中介具有独立的意义。理性的统一性包含在通过言语行为的相互理解达到的共识之中。“无论从元理论的角度，或方法论的角度，其核心概念都是沟通。我们感兴趣的是协调行为和通过意义理解进入客观领域这样两个方面。沟通的目的是要达成一种共识，而共识的基础是主体间对于有效性要求的认可。这些有效性要求反过来又是由交往参与者互相提出来的，并可以加以彻底的批判和检验行为者与世界之间的关联表现为以有效性要求为取向。由于主体在他们的表达中总是与世界中的事物发生联系，因此，他们预先设定了一种形式共同性，使之成为了沟通的要素”。[8]p135－136所谓交往行为是指至少有两个行为者通过语言理解协调相互间关系的互动行为。行为者共同寻求他们对情境和行为计划的理解，以便以意见一致的方式协调彼此行为，以实现共同的目的。“通过以交往为导向的行动总体特征的分析方法来保证理性观念。，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把交往合理性的概念运用到社会关系和相互影响的体制中。” [2]p47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涉及的至少是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主体之间为达到相互理解而进行的交往。交往理性或沟通理性是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理论基础内容。
    合理性主要不是传达或表达的合理性，而是行为的合理性。社会合理化或现代化问题通过人的行为的合理性来解决，主要是交往行为的合理性。“交往合理性概念包含三个层面：第一，认识主体与事件的或事实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一个行为社会世界中，处于互动中的实践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第三，一个成熟而痛苦的主体（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与其自身的内在本质、自身的主体性、他者的主体性的关系。从参与者的角度来分析交往过程，这三个层面便呈现出来了。” [2]p57哈贝马斯又把世界分为三种类型：客观世界（各种事态的总和）、社会世界（社会交往关系总体或各种规则的总和）和主观世界（情感、意志和自我表达即唯有说话者自己能直接感受的体验的总和）。同时引入了“生活世界”的概念，为了说明理解过程中主体之间的关系并说明交往行为的特点。即由主体的交往活动所构成或一个有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之网构成的世界，人类一切实践领域。因此，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沟通过程的内在合理结构：“（a）行为者与世界之间的三种关联以及相应的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等概念；（b）命题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以及真诚性和本真性等有效性要求；（c）具有合理动机的共识概念，所谓合理动机，是指主体间对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的承认作为前提；（d）共同语境中作为合作行为的沟通概念。” [8]p136－137从相互关系入手即主体间性角度研究交往问题，通过考察不同的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共识的过程确立了交往合理性理论。并且，主体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交流、解释、对话，相互理解、求同、合作。因而，主体间性理论是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核心基础内容。这样，“哈贝马斯脱离了独白式意识的前提，根据立足于关系主体（交往）的立场对物化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即他提出对作为物化来分析、纠缠的社会现象，一方面用交往行为理论，另一方面用由控制媒介形成系统的观点进行双重解读的方案。” [9]p126从理论的和现实生活发展的需要，为了强调交往合理性的重要性，哈贝马斯认为帕森斯的行为理论过于狭窄，将行为理论和系统理论重新结合起来，进一步说明生活世界与社会系统的关系，强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统一，即哈贝马斯提出的生活世界合理化的理论——社会合理性的辩证法。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理论是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的关键内容。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解决了韦伯的“现代性困境”，从工具合理性转向交往合理性，从社会合理化转向生活世界合理化，重建了社会批判理论。哈贝马斯认为系统合理化只是现代性的一个方面，而“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才是现代的伟大成就。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和现代性的困境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决的办法在于重建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的合理性理论是以交往理性与主体间性角度出发，建立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统一关系。现代性不可避免地具有破坏性地一面，但也具有进步和贡献地一面。但我们必须全面公正地对待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因为它所具有的维护理性秩序、社会公正和道德完善的潜能远未得到充分发掘；人们思想的一致既可以通过强迫达成也可以通过协商达成，而后者与压迫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通过交流和沟通，人们之间相互理解，就能思想上达成共识；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是由于合理性理论遭到了扭曲，仅仅停留在工具合理性意识上，人们似乎认为现代性仅仅限于工具合理性行为领域。这种误用完全遮蔽了理性在其他领域——如思维、道德、法律、审美、文化交流与实践中的功能。也就是说对理性一概持拒绝态度，而应划分不同类别的理性。因为不同类型理性表达着不同的功能和意义。哈贝马斯为了摆脱韦伯工具—目的合理性的狭隘视域, 从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克服主体意识哲学的束缚，从“开放的”、“批判的”主体间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交往行为和交往合理性论：理性规范基础重建及范式更新，建立了全面的合理性观，为重新理解启蒙、启蒙主义和现代性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强调和提出生活世界的合理性理论，强调从道德实践角度而不是从个人职业伦理角度考察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为重新理解生活合理化和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东亚现代化理论资源的可行性
 
    20世纪是一个变化非常大的世纪，“东亚崛起”[②]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因此，“现代化研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的研究，不能再看作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而应看作是发展家自身的理论需要与理论建设。” [10]p29发展的现实开始冲击原来立足于西方中心观的解释非西方世界的社会发展理论。这种认知的怀疑是20世纪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如何来完成对西方中心观的解体与重构。学者的认识并没有一个可供的实证研究。而战后东亚现代化成功的发展为学者们打开了一块认知的空间。东亚现代化、东亚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等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和学者们普遍关注的内容。我们应该历史主义地充分解读这个变化的世界，而不是形而上地延误我们的生活。合理性理论要发展以符合现实需要，未竟的现代化事业需要东西方的共有智慧。
    哈贝马斯是以韦伯的理性主义理论起点上，从批判理性的角度，强调的是西方理性主义的普适性（理性主义可以穿透文化界域和生活世界，从而发展出交往合理性或生活合理性），这样，生活或交往行为的理性主义肯定会导向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多元性，因为交往合理性所赖于建构的基础正是主体间性（元主体是缺乏沟通和理解），主体间性的存在又不得不与历史文化基础纠缠在一块，“主体不再被理解为一个孤独的创作者（originator），而是必须理解为传统、社会群体和社会化过程的一个产物（product）”， [5]p87－88哈贝马斯强调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应该是一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的合理化进程的产物。现代性思想应该是人类共同历史活动创造和发展而来的，具有普遍性原则。可是，哈贝马斯曾坚定地反对“亚洲价值观”：“亚洲社会不能抛开个体主义的法律制度而实现经济现代化”。[7]p143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完全从西方文化出发论证现代性，实际上仍摆脱不了欧洲中心论的阴影。” [11]p319但是后来“哈贝马斯在不久前与泰勒就‘承认政治’所展开的争论中，也不得不开始承认，他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并不彻底，并且提出，只有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文化多元主义，才是解决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关系，特别是文化关系的一条出路。” [12]p14
    哈贝马斯维护“现代性”的做法，总体上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哈贝马斯为“现代性工程”设计了一套严谨系统的方案是十分可嘉的，富有启发意义和参照意义。从主体间性角度出发，哈贝马斯以交往合理性为理论基础，“一种行动或陈述原则上可以在公开辩论的基础上被证明为对每个人来说都具有同等参与的资格，那么它就是合理性的” [13]p184强调现代性与现代化仍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事业，西方和世界的现代化仍然在发展，后现代化和后现代性是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发展，需要我们进行克服其片面性、局限性，进一步反思，重振现代化和现代性；强调生活世界的合理性，从道德实践角度而不是从个人职业伦理角度考察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为重新理解生活合理化和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强调交往合理性的开放性、反思性和批判性；强调现代性的辩证法，即“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互动。
    “生活世界和系统二元论已成为他（指哈贝马斯）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现代化可以理解为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合理化，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可以根据生活世界和系统的相互关系来分析。” [11]p236所以事实上，哈贝马斯承认多元性，肯定了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交往合理性带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又促进了系统整合与生活世界整合的互动，互动形成不同的模式，形成多样性的现代化模式。因此，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摆脱了韦伯理论的困境，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从多元角度出发，提出文化交往主义，为我们打开现代化理论的视域，也为多元现代性理论的建立提供思想合理论基础。世界的发展不是单线的、唯一模式的，世界的发展是多线的、多模式的。历史上曾有各种不同形态的农业社会，今天也应该有不同形态的现代社会。战后东亚崛起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亮点从事实证明了合理性理论的多元基础：东亚现代化模式是西方现代化以后的又一发展形式，东亚的现代性否认了西方的现代性的单一性和普世原则，东亚现代化模式也具有普世原则，因此，从交往理性出发，东亚现代化应该具有自己的独特性，通过与西方现代化模式进行“文明对话”以达到“共识”，这样东亚现代化模式才能为“世界的普世原则”提供资源。所以，哈贝马斯的合理性理论可以作为东亚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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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于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付德根译，后形而上学思想，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李安东、段怀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4]于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等译，现代性的话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5]莱斯利·A.·豪，陈志刚译，哈贝马斯，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6]尼格尔·多德，陶传进译，社会理论与现代性，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2。
[7]尤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译，后民族结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8]尤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9]中冈成文，王屏译，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石家庄：河北出版社，2001。
[10]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1]汪行福，走出时代的困境，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12]曹卫东，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13]帕特里克·贝尔特，瞿铁鹏译，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注释:

[①] 《合法性危机》原文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沟通与社会进化》原文为《重建唯物主义》；《交往行为理论》又译为《沟通行为理论》。2004年世纪出版集团曹卫东重译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此译本甚为理想。
[②] “东亚崛起”应该是战后东亚整体的动态代名词，这个过程仍在发展，东亚现代化模式是进行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