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论民主的社会条件

　　（二）维护美国民主制度的民情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民情主要包括美国的乡镇自治制度、结社制度、美国的新闻自由和美国的宗教制度。
　　首先，乡镇自治制度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美国的移民承袭了英国的地方自治传统。在移民美国之前，自由制度的茁壮萌芽即地方自治，已经扎根于英国人的习惯之中，而人民主权原则的学说也随着地方自治被带进都铎王朝的核心。欧洲大多数国家政治生活是自上而下，并且不完整地扩展于社会各个阶层。美国的自治制度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政治生活，并为公民真正积极有效地参与提供了机会。乡镇自治提供了民主参与的练习场，为公民参与更大范围的民主提供了历练。通过经常性的参与，可以形成自由精神。托克维尔指出：“乡镇却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乡镇组织之于自由，犹如小学之于授课。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们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虽然可以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没有自由的精神。片刻的激情，暂时的利益或偶然的机会可以创造出独立的外表，但潜伏于社会内部的专制也会迟早重新冒出于表面。” [17]乡镇制度还培养了公民和谐相处的意识，培育了服从规则的习惯，使他们可以合理理解自己的利益，并通过合理的组织形式实现自己的利益，这些对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具有积极的作用。“新英格兰的居民依恋他们的乡镇，因为乡镇是强大的和独立的；他们关心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参加乡镇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运。他们把自己的抱负和未来都投到乡镇上了，并使乡镇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与自己联系起来。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试着去管理社会，使自己习惯于自由赖以实现的组织形式，而没有这种组织形式，自由只有依靠革命来实现。他们体会到了这种组织形式的好处，产生了遵守秩序的志趣，理解权力和谐的优点，并对他们义务的性质和权利的范围终于形成了明确和切合实际的概念。” [18]
　　其次，结社制度为个人自由提供了屏障。在美国，结社制度把分散的个人组织起来，使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可以有效融合，克服了个人利益表达的无力化，也克服了个人利益的分散化，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使利益有效集结。结社可以促进集会权的行使，避免了个人利益分散化所带来的公共决策目标的模糊性。结社也提供了组织化的参与渠道，通过竞争性的参与使利益冲突得以有效化解，实现了社会的宽容。最为关键的是结社也形成了公民自由的屏障，为个人保护权利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机制。结社在某种意义上代替了贵族制度原有的职能。“在贵族时代保障个人独立的最大原因，是君主不独揽治理公民的任务，他把这项任务交给贵族成员，所以中央政权总是分权的，从不全面地和以同一方式管理每个人。” [19]在美国社会，结社制度代替了贵族的这种作用。普通公民联合起来，也可能建立非常富裕、非常有影响、非常强大的社团，它们成为维护公民自由的屏障。“把各种自治团体或者从贵族收回的管理权不完全交给主权者，而部分地分给由普通公民临时组成的次级团体，这样，个人自由将会更有保障，而他们的平等也不会削弱。”“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若干贵族制度的重大政治好处，而又不会有贵族制度的不公正性和危险。政治的、工业和商业的社团，甚至是科学和文艺的社团，都像是一个不能随意限制或暗中加以迫害的既有知识又有力量的公民，它们在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反对政府的无理要求的时候，也保护了公民的全体自由。” [20]
　　再次，出版自由形成了公共精神。出版自由和获取信息的自由是建立正确判断的基础。合理的舆论引导是人们克服从众心理，维护自己的独立和自尊的关键。出版也是人们沟通信息和发起共同行动的媒介。“在贵族时代，每个人都与一定的同胞有紧密的联系，而他们一受到攻击，这些人就会来帮助他。在平等时代，每个个人是孤立无援的。他们既没有可以求援的世代相传的朋友，又没有确实给他们以同情的阶级。他们容易被人置之不理，受到无缘无故的轻视。因此，在我们的时代，公民只有一个手段可以保护自己不受迫害，就是向全国呼吁，如果国人充耳不闻，则向全人类呼吁，他们用来呼吁的唯一手段就是报刊。因此出版自由在民主国家比在其他国家无限珍贵，只有他可以救治平等可能产生的大部分弊端。” [21]
　　最后，宗教提供民主制度的理论支持，升华了民主的道德内涵。清教的教义不仅是一种宗教学说，而且在许多方面掺有极其绝对的民主共和理论。 [22]法律赋予人们自主决定的权力，宗教则限制人们想入非非，恣意妄为。政教分离使社会的权威分散化，维持社会的权力平衡，也避免了宗教和政治纠葛带来的社会问题。
　　托克维尔认为这些因素是相互促进的，结社将人们组织起来，人们的共同意愿形成公共舆论的基础，公共舆论又为出版自由提供了滋养。“宗教认为公民自由是人的权利的高尚行使，而政治世界则是创世主为人智开辟的活动园地。……自由认为宗教是自己的战友和胜利伙伴，是自己婴儿时期的摇篮和后来各项权利的神赐依据。自由视宗教为民情的保卫者，而民情则是法律的保障和使自由持久的保证。” [23]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才促成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健康生长，持续发展。
　　四、若干讨论
　　托克维尔所关注的美国与中国国情有很大不同，当今的时代也与19世纪的美国社会有很大差异。但托克维尔有关民主的讨论还是给我们很大启示，那就是对民主制度脆弱性和民主社会条件的关注。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封建制度解体，社会平等实现，如果不抱残守缺，民主政治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基本制度安排，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对于政治统治而言，长久统治和有效统治可能是制度安排过程中的基本追求。民主政治通过一定轮换机制可以实现长久统治，而有效统治可能依赖于民主的社会条件。从本质上讲民主社会是自主治理的社会，而不是单纯由政府控导的社会，因此培育公民自主治理的能力，培养共同的精神，建立协同机制来解决共同问题并共同分担责任，对民主社会的良序发展就至关重要。达致这些目标，不但取决于合理的制度安排，也取决于公民精神的培育。
　　民主既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制度安排。价值观的民主没有制度安排的支持很容易流于空泛。在某些时候没有制度支持的价值观的民主很可能成为独裁或者压抑其他人权利和自由的借口。毕竟诉诸于大众比诉诸某个人或者某个利益集团有更大的合法性。当人们慨叹：“自由啊，多少罪恶借汝之名以行﹗”人们何尝不慨叹：“民主啊，多少罪恶借汝之名以行﹗”作为制度的民主需要有一系列制度作为支持，没有这些制度支持，民主带来的选择和参与可能会成为符号政治的表象。在不具有可替代性的几个选项之间人们是无法作出合理选择的。没有制约机制，在人们作出多元选择后，操纵者可能只认定其中一种选择。因此民主制度依赖于自由的优先性，依赖于在信息公开基础之上对于诸价值的认真考量。民主制度还依赖一定程度上的制约机制，没有安全阀，民主会倒向大众运动。其中最重要的安全阀是人权，也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民主是实现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一种制度安排，而不是凌驾于个人自由和权利之上的另外一个东西。民主需要一种程序性的东西对于民意的进口和出口进行安排，这就是法治，也即不管我们如何支持大众民主，一种程序性的民主是民主的必然选项，我们只能在程序化的基础上注人大众参与的内涵。
　　民主的实现更需要一些基本的社会条件。民主制度相对的应当是一个秩序良好社会的制度安排。如果一个国家连基本的秩序也没有保证，内部政治分裂，外部强敌入侵，那么民主可能是一件易碎的奢侈品。在秩序的基点上，基本的社会共识是民主社会的基础，没有基本的社会共识，公共议题很难达成，因此也就不存在协商或者共识基础上的公共决策。社会共识的形成依赖于社会的公共领域，其中现代传媒和社会运动是重要的内容。现代传媒使多元利益可以有效表达，并合理过滤，在此基础上形成共识。社会运动则使大的公共议题进入公共领域，使没有表达权和表达机制的社会议题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并引起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关注，并通过一定的压力机制推动制度变迁。民主制度的选择必须在一个利益集中的基点上才可以进行。无形的社会有形化、无序的利益表达有序化才可实现利益的有效集结，因此现代结社制度的利益集结和代表功能是非常重要的。民主制度需要负责任的理性的公民，不但要求个人自扫门前雪，也可能意味着要管他人瓦上霜。对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有基本的关怀和尊重。因此一个普遍尊重权利和自由的氛围既需要制度安排，也需要公共媒体的塑造。那些没有权利和自由的人最可能不尊重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民主是一种制度实践，大范围的民主需要在小范围内进行实践。因为，只有在一定的公共环境中，个人才可能理解他人的利益和立场，才可能知道妥协和让渡，而不是通过暴力维护利益。因此，民主制度是与一定形式的社会自治联系起来的。从这些视角出发，可能的结论就是，民主不仅是一种价值观或者一种政治制度，民主更可能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全球化的背景下，制度的移植是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但社会建设同样重要，民主是一种生长着的、内生的制度。以水土不服为由，抗拒民主可能是一种有害的态度；忽视民主制度的社会建设可能是一种更加有害的态度。
　　民主政治是中国几代人梦想，也是中国几代政治家的共同追求。 [24]中国民主政治的道路出现了曲折，关键的问题可能是与民主制度相关的社会建设没有和民主制度相关的政治建设同步，对现代民主制度的社会条件理解可能还存在一些偏差。民主政治是中国发展的方向。民主的制度安排可能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但民主的社会建设可能要走很长的路。社会建设需要扎实进行，一盘散沙的社会很容易进行动员和操纵。“群众人”孤独无靠，正可受人利用，倾向于采取极端性的行动，在政治过程中以积极反应和干涉方式代替漠不关心。因此对于中国的民主制度而言，我们不但要练外功，关注民主的制度建设；而更需要苦练内功，那就是民主社会条件的培养。其中托克维尔所言的地方自治、结社制度和出版自由（今天的观念是表达自由）就是我们苦练内功可以参照的东西，也即扩大基层民主自治的范围，健全基层民主参与的机制；培育社会组织，并为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提供良好的环境；加大政府信息公开的力度，为公民有效表达创制机会；通过基层民主的历练，为更大范围的民主实践创制条件；以社会组织增进社会资本，培育公民精神，通过自由表达形成公共精神；将离散化的社会参与转化为公民有序参与；通过参与和分享实现公民权利和公民责任的平衡，从而为民主制度创造良好的条件。
 
 
 
注释:
[1]帕尔默研究指出，在18世纪晚期，只有三个文本的作者以赞同的态度使用民主一词，这三个文本出自潘恩、罗伯斯庇尔和变成庇护七世的那个人。—转引自 [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页。
[2] [美]萨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3]参见“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宪政”，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在后一文中指出：“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主要是独立和民主，……宪政是什么，就是民主政治。”
[4]参见 [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民主的意义及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回应托克维尔的挑战》，李梅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5]参见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6页。
[6]同注5引书，第7页。
[7]同注5引书，第12页。
[8]同注5引书，第644页。
[9]同注5引书，第13页。
[10]同注5引书，第869-870页。
[11]同注5引书，第8页。
[12]同注5引书，第320页。
[13]同注5引书，第9页。
[14]同注5引书，第358页。
[15]同注5引书，第354页。
[16]同注5引书，第367页。
[17]同注5引书，第67页。
[18]同注5引书，第76页。
[19]同注5引书，第874页。
[20]同注5引书，第874、875页。
[21]同注5引书，875-876页。
[22]同注5引书，第38-39页。
[23]同注5引书，第49页。
[24]1945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黄炎培等民主党派代表访问延安，回答如何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时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参见王春雨：“黄炎培延安行”，载《人民论坛》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