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税收政策有效性的制度约束

　　(三)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其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1　集体行动的逻辑
　　传统的利益集团理论认为，经济人会通过结成利益集团来谋求个人不能通过纯粹的个人行动所取得的利益。奥尔森对以上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他指出集团或组织的基本功能是向其全体成员提供不可分割的、普遍的利益，该利益是一种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品或集体物品。由于存在“搭便车”的行为，个人的投入与产出并非同步增长，有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因此，集团的规模与其成员的个人行为和集团行动的效果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小集团由于规模小、成员少、联系起来成本少，因此小集团相对大集团来说更容易形成行动的一致性。此外，奥尔森对集体利益作了区分：一种是相容性的，另一种是排他性的。前者指的是利益主体在追求利益时是相互包容的，利益主体之间是种零和博弈；后者指的是利益主体在追求利益时是相互排斥的，利益主体之间是种零和博弈。尽管相容性集团实现其共同利益比排他性利益集团容易，但是，相容性利益集团却不一定能够实现其共同利益。其主要原因是，集团成员存在“搭便车”的行为倾向，因此集团必须要解决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为此，奥尔森提出了一种动力机制——有选择性的激励。所谓有选择性是指它要求对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区别对待。对那些为集团利益的增加做出贡献的个人予以奖励，对那些集体利益规章制度的违背者予以惩罚。而要做到赏罚分明同样是小集团较大集团容易。
　　
　　2　集体行动的逻辑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各国在实践中往往实行差别的税收制度。这种差别对待体现在税收制度的各个方面，从税收实体法的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率、税收减免与优惠到税收程序法的税收惩罚等等。税制中有关实行税收差别对待的原则是税收的公平原则，即同等状况同等对待、不同状况不同对待的税收横向公平原则与税收的纵向公平原则。对两种原则本身并没有太多的置疑，但两种原则的运用有其前提条件，即国家能够对不同的纳税人进行有效的识别。这里有两个难题，一是识别主体本身。国家是由代理人在实际运作的，而代理人群体也是一个集团，根据Dye的解释，代理人构成的精英集团并非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大众的典型代表，精英是从经济社会阶层的上层中不按比例地抽取的。因此由国家来对纳税人进行识别是困难的。另一个难题是识别对象。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使自己成为税收差别对待的获利者。有关税收差别对待的相关博弈分析
　　以税收差别对待在两类集团中的博弈为例。分析同样采用个人主义的原则，以集团中的个人为分析主体，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假设策略A为两类集团采取积极态度争取税收优势，则为获取税收差别对待优势多支付的总成本均为a，多获取的税收总收益均为b，ba，小集团的成员数为c，大集团的成员数为d，c　　博弈结果显示，(策略A，策略A)是一个占优均衡，即双方都会选择争取的税收优势。但由于小集团成员无论在净收益的绝对量上还是在成本收益比值的相对量上都高于大集团，因此，虽然双方都选择策略A，最终的税收制度会是双方利益妥协的结果，但无疑小集团是利益的主要受益者。现实中有话语权的小集团通常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优势地位，税收差别对待通常只会产生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这与税收制度差别对待的税收原则是相悖的。
　　(四)公共选择理论及其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1　公共选择理论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其思想基础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布坎南的自由主义观点表现在：对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越来越多地限制个人行为的倾向抱极不信任的态度，主张尽快对政府以及它的机构施加宪法限制。布坎南特别强调，其所说的自由并不仅仅是指没有约束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利益。准确地说，只有加上不侵害其他人的利益这个限制条件，自由的概念才有意义。布坎南还引用穆勒的话来进一步对自由做了解释：“凡主要关涉到个人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个人，凡主要关系到社会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社会”。其个人主义的观点表现在：个人才是最终的利益主体，国家和集体却不是。作为个人合作性组织，必须反映他们的利益和关心的问题。有了以上两个思想基础，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摒弃了以往分析中政治人和经济人人格的分裂。以往分析认为经济人是通过自私自利的行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而政治人是通过公益行为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布坎南认为，从事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就是同一个人，所有的政治行为主体——投票人、纳税人、候选人、立法者、官僚人员、利益集团、党派、管理机构和政府——都像在市场中那样寻求他们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个人在政治生活中联合在一起一如他们在市场中的结合一样，是为了实现他们各自的利益，在政治中通过协议来增进他们自己的福利，就像在市场中通过交易增加他们的利益一样。
　　2　公共选择理论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税收差别对待的效果，除了因集团理论与集体行动的逻辑而大打折扣外，公共选择理论使其作用进一步缩水。以下分别从行政部门、监督部门和可争取税收优势的普通纳税人几个角度进行博弈分析。
　　情形1：税收相关行政部门与税收相关监督部门之间的博弈。策略A为行为公正，策略B为行为****。a为监督部门行为公正的净收益，b为行政部门行为公正的净收益；c为行政部门行为****可增加的收益；d为行政部门行为****而监督部门行为公正时其须增加的成本，dc；c‘为两部门共谋****时行政部门需买通监督部门的支出，其大小也大致是监督部门此时可多获得的收益。博弈结果如表3。

　博弈结果显示，策略B对于监督部门而言是一个占优策略，于是整个博弈转化为一个可以剔除的纳什均衡，(策略B，策略B)是唯一的纳什均衡解。在对监督部门的监督处于无力状态的情况下，差别税收 政策的差别为行政部门与监督部门共进免费的大餐创造了机会。
　　情形2：差别税收对待下应得到税收优势的普通纳税人与行政、监督部门之间的博弈。行政、监督部门的策略A为行为公正，此时可获净收益为b；策略B为行为****，此时可获得的净收益为b+d；应得到税收优势的普通纳税人的策略A为主张税收优势，策略B为放弃税收优势，主张税收优势的成本为c，主张成功可得税收收益为a。博弈结果如表4。
　　经过一番较量，(策略B，策略B)是唯一的均衡，即应得到税收优势的普通纳税人会选择放弃税收优势，而行政、监督部门同样会选择行为****。而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布坎南在《征税权》的开篇引用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的一段话“一条永恒的经验是，任何掌权者都倾向于滥用权力；他会一直如此行事，直至受到限制”一语中的。既然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就像给老虎套上辔头那样困难重重，那么税收制度的制定应尽量避免差别对待，以减少政府手中的权力。
　　(五)意识形态理论及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1　意识形态理论
　　根据诺思的解释，意识形态是由互相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包括道德和伦理法则。人们总是受一定的道德和伦理约束行事，而一旦人们发现其经验与它不符，就会试图改变其意识形态。这就是意识形态的本质。在诺思看来，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具备以下特点：第一，因为意识形态是由相互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它必须解释现存的产权结构和交换条件。第二，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它要既能够得到旧的团体的继续拥护，又要能得到新的团体的拥护。第三，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成功的意识形态一经形成，可以发挥以下作用：第一，保持社会内部的团结和稳定，动员社会或团体成员采取集体行动以实现规模效益。第二，可以为阶级或团体的存在提供一种合法性来源，确保团体或阶级内部的团结和谐及行动的一致。第三，转变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为社会成员的行为提供一个共同的准绳；内在化于人格的一部分，使人的行为具有一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