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货币供给内生性“高货币化与经济波动

    摘要：于1952～2007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研究发现：在长期中资本形成增长率、物价水平、流通中现金投入量对经济的波动都起负向的作用，而货币化程度起正向的作用。我国的高货币化现象推动了我国隐性通货膨胀，同时有利于资本形成。
　　关键词：货币内生性；货币化；经济波动
　　一、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化水平迅速上升，远远超过国际水平。随着对高货币化现象讨论的深入。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谜题也一直受到关注，但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均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意见。大多国内学者认为货币化水平的提高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取得进展的主要标志，但中国货币化水平在1990年突破1后，学者们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高货币化现象，此后中国的货币化水平甚至超过了美国与欧洲国家，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深思。中国的高货币化现象是否真的是在资本市场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金融改革到底是“银行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将有助于推进我国的金融改革进程。
　　易纲等人(1996)针对我国高货币化进程提出了中国的货币化假说，认为在1979~1984年中国经济迅速货币化，农业部门实行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与私有企业的迅速增长产生了货币的额外需求，因此大部分超额供给被吸收了，通货膨胀比较缓和，但他的研究仅局限于M0，GDP的产品货币化，而没有深入到这个市场的货币化领域。针对M2/DP表示的中国整体市场货币化问题，张文(2008)在易纲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进行了研究，并进行了扩展，提出在产品货币化之后的企业资产货币化、土地、房地产资产货币化成为中国货币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量，从而进一步证实了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特点。但张文的论证在方法上只是进行了简单的相关研究，并没有能够从货币化现象中探讨货币的内生性问题，使得他们的研究在更深层次上受到怀疑。张杰(2006)从普遍的“货币化路径”角度，在最优货币化模型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的货币化问题，他认为，中国货币化过程存在着与其他国家迥异的金融制度基础，其核心是政府部门对银行体系的有效控制和居民部门对银行的高度依赖。但他的研究并没有更深入地探讨在这种特殊的金融体制下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问题。而在这样的体制之下，政府部门显然对货币供给具有更多的刚性权利，从而会降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动力。
　　价格水平是经济波动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在高货币化的宏观经济环境中，中国的物价水平始终保持了较为稳定的水平，只有少数时间出现了较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但这样的通货膨胀也没有阻挡货币化的进程。陆云航(2005)就中国的货币供给、价格水平和经济波动问题在一个新古典的框架中论证了中国货币政策的内生性。但在他的研究中，并没有找到货币化水平与通货膨胀之间的长期关系，而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证明流通中的现金变化是价格水平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不是真实产量变化的原因，最后证实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他的研究虽然注意到了价格水平在内生性问题上的重要性，却仅仅更多的考虑了M0的变化，而忽略了对中国经济目前起更大作用的M2问题，这样使得他的论证逻辑存在一定的问题。
　　在价格水平之外，冉光和，曹跃群(2006)从要素的积累角度对货币供给与经济波动进行了研究。他们将要素供给置于经济波动作用路径的框架中，加入货币现象，进而探讨了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他们最后得出结论，技术进步、资本存量和货币供给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货币供应与经济波动有着双向的关系，揭示了我国货币供应的非中性。
上述研究均能够揭示一定的中国高货币化、低通胀率与货币供给内生性问题的原因，但并没有揭示中国高货币化谜题。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纯粹货币扰动在短期和长期对真实产量均有重要的影响。他们认为货币流通速度是不稳定的，存在着从货币供应量→利率r→投资I→真实产量Y的作用机制。由于假定价格是刚性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引起利率和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而不是价格的上升，因此货币是中性的。而卢卡斯则将预期引入经济周期分析，认为产生经济周期的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完善，以及由此导致的生产者相对价格与总价格变化相混淆，是经济周期内生的产物。在他们的研究中利率均是一个国家资本市场调节的重要工具，是货币行为的指示器。而在我国，银行部门一直以来独立性较差，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利率始终掌握在政府的控制之中，不能明确地表现出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此外，政府对资本市场的操控，对大规模的投资产生重大影响，使得货币政策不能更为有效地发挥效力，而损失了高货币化的配置效率。这样做的结果也就推动了高货币化现象，从而达到不少学者与官员在中国银行业窘境中追求的金融效率，他们甚至采取果断的措施削减货币效应(张杰，2006)。因此从价格水平入手，进一步探究我国货币内生性与高货币化现象在经济波动中的影响是极为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