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应对战略

会角度看，居民福利的增长要受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
　　下面通过构建非平稳时间序列模型来分析有关因素对中国城镇居民福利的影响：
　　W=M+T+P+I+μ （5）
　　式中，W为福利，M为收入，T为个人所得税，P为物价水平，I为银行利率，μ为随机扰动项。只要分别求出M、T、P、I对福利的边际影响，就可以估计居民福利水平恢复到危机之前水平所需要的时间。式（5）中M、T、P、I各项数据（见表2）：
　　通过对模型（5）进行ADF检验，发现时间序列W、M、T、P、I都是I（1）的，具体过程略。由于系统含有5个变量，我们采用Johanson系统分析方法，利用Eviews5.0软件得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的协整关系为：
　　ECMt=Wt +0.000176Mt+0.001753Tt-1.859184Pt+3.750242It -
　　306.4247 （6）
　　对模型（6）进行整理，得到福利的长期模型为：
　　Wt= - 306.4247 - 0.000176Mt - 0.001753Tt + 1.859184Pt-
　　3.750242It （7）
　　以变量Wt的差分△Wt作为被解释变量，以△Mt、△Tt、△Pt、△It 和误差修正项ECMt－1为解释变量，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为：
　　△Wt=14.59739+1.768493ECMt－1+0.014590△Mt-
　　0.005415△Tt+3.109693△Pt -11.24660 It（8）
　　通过上述模型（7）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福利的长期模型中，福利与物价正相关，与税收、收入、银行3年期利率均负相关，其中收入的系数为-0.000176，即收入每增加1，福利减少-0.000176；税收的系数为-0.001753，即税收每增加1，福利减少0.001753。收入与税收的参数估计系数表明，它们对福利的影响程度较小。物价与银行利率的系数分别为1.859184和- 3.750242，说明它们对福利的影响相对较大。从整体结构上看，由于上述福利函数构成中没有包括耐用消费品，物价指数与福利函数成正比，收入、税收和银行利率与福利函数成反比，恰恰说明调整经济结构增加居民与政府收入，提高投资回报率对于推动温饱社会向耐用消费品社会过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短期模型（8）中可以看出，在短期内收入与税收对福利的影响不是很明显，而物价和银行利率的影响则非常大。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1.768493，我们认为这主要是世界金融危机对人们消费心理的影响，进而对福利函数产生影响。金融危机因素的存在使得实际福利水平要以较快的速度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
　　三、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战略选择
　　如何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是目前困扰人们的最大难题，对处于就业高峰的人口大国中国而言，尽快寻找一项正确的经济发展的系统战略显得尤为重要。
　　汉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美国失业问题还不严重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战后军队复员可能造成大量失业的严重形势，告诫政府要把实现充分就业作为自己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提出好的就业机会依赖于有效社会总需求，为此，在宏观政策上必须扩大政府公共支出。汉森的理论对我们有一定借鉴作用，但是中国市场制度发展较晚，在应对经济危机的问题上，我们是强于政府支出手段，而弱于私人的、自发的支出。我们必须尽快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建立一个技能保护以市场或价格制度为特征的私人企业制度，又能充分发挥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控制作用的新的经济制度（汉森，1957）。
　　汉森上述理论对我们深层次的启示意义是：为了实现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在城镇应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在农村则应以扶植、创建小型企业为主，农村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是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
　　（一）城镇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城镇经济结构调整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该重的不重，该轻的不轻，思路不清，实践混乱。现在工作的重点一是要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依据科学方法确定中国城镇主导产业，二是构建主导产业的发展机制。关于主导部门的确定原则，日本经济学家莜原三代平曾提出过三条基准：即生产率上升基准、收入弹性基准和关联效果基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应该再加上三条：宽阔的创新空间、环保、高技术扩散与拉动效应。王岳平（2001）依据上述若干原则对有关产业部门的需求收入弹性、生产率上升率、关联度、技术扩散等方面进行综合对比分析之后，得出中国主导产业部门的排序结果为：电子、交通运输设备及机械、电气机械、化纤、医药、化学工业、仪器仪表、塑料制品和金属制品。笔者认为，上述排序虽然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它漏掉了产业创新空间这一重要因素。日本是世界上用主导产业部门带动整体经济增长最成功的国家。二次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了促进新兴主导部门的发展，建立了复杂的产业政策体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伊藤元重、小宫隆太郎在《产业政策的经济分析》、《日本的产业政策》（1984）、H.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1989）等一系列著作中更是明确提出主导产业的培育要优先考虑技术创新性与扩散带动性。表3为各收入阶段上经济增长的因素：
中国城镇居民200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 785元，按2007年美元的人民币汇率7.3649折算后等于1 872美元，位于上页表3倒数第二的位置，全要素生产率已明显高于资本和劳动。库兹涅茨（1958）也曾指出：人均收入超过860美元是产值结构变动率较高的第三个时期。由此看来，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工业结构快速变动时期是确信无疑了，这种变动将影响整个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城镇实际主导产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错误的轨道，即自觉不自觉地大力发展建筑业。其缺点是：建筑业属于不动产，不能走向传统国际市场；大量人财物流向建筑业市场，严重挤压制造业技术革新和教育科研投资，全国上下都沉浸在疯狂的购房风潮当中，筋疲力尽不能自拔；建筑业不符合遴选主导产业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国情。按创新、扩散、拉动等标准来衡量，笔者认为，中国主导产业与经济结构调整机制的顺序应该是：（1）光电子高新技术产业。要加大对光电子、生物工程、新材料、计算机软件、科学仪器仪表和生态农业等高新技术的研发投入，推进其产业化。（2）重点革新关联度大、市场前景好、增长潜力大的重大装备制造业，以信息化、绿色环保为核心，加快机床、航空、汽车、造船、发电设备、石化成套设备、冶金成套设备、煤炭机械设备、输变电成套设备等制造业的创新性改造。（3）提高基础产品和关键设备的制造精度。要尽快提高高性能数控机床产品的信息化、制造精度和性能，加强环保智能监测，加快研发传感器技术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现场总线控制系统。提升中场产品的科技水平。（4）大力发展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努力为其他主导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
　　（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农村的经济结构调整要靠城镇工业的辐射和拉动，但是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根本动力来自农村经济本身，要寻找农村经济结构自身变动与升级的规律性。
　　日本的经验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首先要有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包括金融政策、税收政策；有计划、分阶段地淘汰低附加值企业，按照高起点、高技术、高效率原则建立、扶植和发展农村企业。
　　中国农村企业目前以农产品加工和重化工企业居多，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且在结构上与城镇工业没有明确分工。为此，第一阶段应该采取以下发展战略：（1）发展绿色环保能源企业。辽宁阜新通过发展风能产业走上了绿色环保的持续发展道路。（2）按照各地的自然条件和市场需求，培育绿色生态产品基地、发展农产品加工、土特产品深加工基地。（3）发展农村观光旅游农业，加快建设大型农村观光生态园区。（4）发展制药业与保健品行业。
　　上述第一阶段（五年）发展的主要目标有三个：（1）提高农村就业率，减缓城镇就业压力；（2）提高农民收入水平；（3）为下一轮企业升级换代进行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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