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政策制定模型分析

　　政党模型认为政党在美国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贸易政策的历史可以通过政党政治进行解释。19世纪后半期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和共和党联系在一起。共和党代表了北方进口竞争的制造业利益。在意识形态上，共和党认为政府需要积极行动以促进国家工业化和提高工人工资，提倡高关税政策。民主党代表了南方农业出口利益集团利益，意识形态上支持有限政府，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要求政府实行低关税政策。1890年《麦金莱关税法》（McKinley Tariff）是在共和党总统哈里森政府时期，并且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两院的情况下制定的，平均关税水平维持在48.9%。1892年民主党总统克利夫兰上台，1894年民主党控制了国会，通过了《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Wilson-Gorman Act），使得平均关税下降到40%以下。但政党政治在美国历史不同时期所起作用并不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方面是美国政党势力的削弱，另一方面是贸易问题不是政党争论的焦点，这削弱了政党政治在贸易问题上的解释力。“对外贸易不是党派之争的一个主要焦点。民主党和共和党争取的是特殊利益集团的支持，但两党都没有把贸易政策作为区分彼此分歧的主要方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两党在贸易政策上的分歧加大，又加强了政党政治对于贸易政策偏好的解释力。
　　国内社会模型把国家作为利益集团和政党控制贸易政策的被动反映，是国内政治，而不是外部力量，决定了政策决定，这遭到国家主义学者的质疑，认为无论是利益集团还是政党必须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活动。“多元主义认为选区压力导致了贸易政策，出现保护主义的法案和修正案，然而一系列研究证明贸易政治和20世纪30年前不一样，当代的贸易政策结果基本上不是由选区压力导致，而是在《史慕特—哈利关税法》后，制度设计保护国会为行政机构开辟了制定政策的渠道。尽管国会活动显示是对选区利益的反映，但贸易政策最终是被支持自由贸易政策的精英决策者决定。”
　　
　　国家（政府）模型
　　
　　国家（政府）模型存在两种不同路径。
　　（一）官僚政治模型
　　该模型认为行政部门之间的互动决定了对外贸易政策，各个行政机构具有自身利益，例如商业部追求国家商业利益、农业部追求农业利益，各个部门之间不同利益博弈决定了国家对外贸易政策，部门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该分析模型是随着各国文官制度的建立，官僚政治凸显，官僚本身在政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升而出现的。这一分析模型最早来源于马克思·韦伯对官僚体制的研究。“官僚政治理论认为外交部和其他官僚单元至多是追求它们自己版本的国家利益，至少也是关注自身狭隘的部门利益，因此，对外政策的制定成了一场内部表现的战场，在这里，决策是由讨价还价而不是依据逻辑产生的。”该模型认为一个机构背景能够将其职员社会化，使其符合该部门的一套特定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凌驾于更高的价值体系如“国家利益”之上。因此，外交部人员所关心的方面和国防部官员完全不同，这很明显夸大了官僚集团的作用。“对外政策制订中涉及许多关键变量，而官僚政治理论只不过具有单一因素的解释性，不能以偏概全。”正如霍尔批评道：“这种方法替代了原来的理性行为理论，结果变得模糊不清，在解释和预测政策方向时也变得基本上不可确定了……然而，没有任何办法来预测各个政策参与者的立场，也没有任何方法来评估连续不断的政治斗争中各个参与者的相对权力，决策过程仍然是一场相对不确定的战争。”官僚政治模型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强化整个国内政治分析方法，反对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视国家为黑匣子的分析。同时，他将国内政治分析模型带入了国际关系学的议程，推翻了决策者总是明智地或代表公众利益而行动的论断。
　　（二）新制度主义模型
　　该模型认为美国国家制度结构决定了美国贸易政策。制度结构包含不同的层次：政府制度的特定特点、构成整个国家的结构以及整合这些制度结构的观念。首先，制度结构可以指行政、立法规则，它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对他们之间的冲突起着调控的作用；其次，制度结构也可指国家内部权力的集中和分散，这主要是行政和国会之间的权力平衡；最后，制度结构还可指制约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规范。制度分析模型最为突出的学者是I.M.戴斯勒，他在《美国贸易政治》一书中强调保护国会的贸易政策制度设计是美国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根本：国会立法者把自己排除出具体特定产品贸易立法之外，国会议员认为贸易立法太过于复杂和太过于繁琐，因此把具体关税削减的权力让渡给总统，国会起着监督的作用。罗伯特·帕斯特（Robert Pastor）提出了府会政治的解释模型，他集中分析了美国的两大权力结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制度特征，考察了他们从1926-1976年的关系演变，认为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从国会逐渐向行政机关转移，从而在美国出现了自由贸易政策。制度模型的缺陷在于制度是行为体进行活动的平台，仅仅强调活动的平台而忽视活动的主体是不完整的。
　　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综合分析
　　体系、社会和国家构成了分析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三种路径，任何一种分析路径都存在缺陷，因此需要结合三者综合分析。这表现在不同时间段，三种路径的适用性不一样。当国家遭遇重大危机时，国家的力量得到加强，政府在贸易政策制定中作用上升。如20世纪30年大危机加强了罗斯福政府的权力，实现了贸易政策的制定权从国会向行政机关的转移，从而开启了美国贸易自由化之路。同样，“9·11”事件加强了美国行政部门的权力，抑制了美国国内社会的贸易保护主义力量，从而为多哈部长会议拉开新一轮多边谈判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其次，在不同时间段里，三者之间的重要性也有所不同。在这三者之间，国家处于中心地位，国际力量和社会力量都是通过它来发挥作用，国家对哪一个层次的力量感受最为迫切，政策决定就会向哪一方面倾斜。例如在西雅图会议期间，美国国内社会强烈地反对导致了这次会议的失败。当国际力量强烈反对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时，美国则不得不有所收敛。如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国会通过了购买美国货的议案，但遭到其他国家强烈反对，美国政府不得不作出澄清这不是歧视其他国家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