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美中贸易摩擦的比较研究

　　摘 要：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中国也进入了对外贸易摩擦的多发阶段。其中中美贸易摩擦最为突出，而目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与20世纪70~80年代的美日贸易摩擦及其相似。因此，对美日、美中贸易摩擦进行比较研究，吸取日本在处理日美贸易摩擦时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是很有意义的。从多个角度分析了美日、美中贸易摩擦的异同点，然后结合日本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措施，以期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协调发展有所帮助。
　　关键词：美日贸易；美中贸易；贸易摩擦。
　　随着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整个世界的贸易得到了协调有序的发展。但是随着各国经济往来的增多，作为不同的经济主体，从本国利益出发，双方在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矛盾和问题，国际贸易摩擦频繁发生，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有日美贸易摩擦和中美贸易摩擦。日本自1965年起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对美持续保持贸易顺差，顺差的规模以惊人的速度扩大，至1987年已达到598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历了10年的经济萧条，自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中美经济摩擦不断加剧，中美贸易失衡取代日美贸易失衡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焦点，人民币升值和资本市场开放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此外，中美与日美贸易摩擦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在这个基础上深刻认识和分析日美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摩擦，吸取日本处理日美贸易摩擦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应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采取正确的对外贸易策略，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美日、美中贸易摩擦的相同点。
　　1.1贸易摩擦产生的直接原因都是对美存在巨额的贸易顺差。
　　20世纪70~80年代的贸易中，日本对美国一直保持巨额的贸易顺差（见表1），在20世纪70年代日美的贸易顺差为几十亿美元，在20世纪80年代进而上升为几百亿美元，在1987年时达到了567.67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峰值。国际收支出现巨额的贸易赤字，日本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这造成了美国极大的恐慌，担心日本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屈服于美国，因此美国政府不惜采取政治施压的方式限制日本的出口，日美贸易摩擦产生。中国近年来对美贸易顺差逐年增加，并替代日本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所以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已经取代日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成为美国对外贸易主攻方向。从图1、图2可以看出，虽然由于中方与美方统计口径的不同，双方统计的结果存在较大差距，但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事实，且连年呈增长趋势，2001年以后更是出现巨幅增长。按照中方统计，2007年中美贸易逆差已达到1 633亿美元，是1993年的26倍；按照美方统计，2007年中美贸易逆差达到2 562.7亿美元，是1993年的11.25倍。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创下对单一国家贸易逆差水平之最，这招致美国国会和部分利益集团的不满，因此这些人开始对美国政府施压，要求美国政府对华采取更强硬的贸易政策。美国于2006年在WTO对中国发起木材、钢材和信息技术产品的反补贴的申诉仅仅是一个开始，目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已超出单纯的经济范畴。 
 
　　1.2制度性因素越来越成为导致和解决两国贸易摩擦的关键。
　　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以及日美、中美服务贸易的不断扩大，制度性因素越来越成为导致和解决两国贸易摩擦的关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美贸易摩擦开始由宏观经济摩擦转向了制度摩擦（制度摩擦：是由贸易双方制度不协调引起的。这种制度的不协调既有因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工业化社会规制和信息化社会放松管制的摩擦，也有因放松管制或制度改革速度快慢引起的摩擦），摩擦的解决方式也由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转向结构调整，直至规制缓和（经济学家通常把规制缓和界定为去除政府对价格、产品供给或服务的规制）。从1989年开始，日美双方签署了三大协议：1989年《日美结构问题协议》、1993年《日美综合经济协议》、1997年《日美规制缓和协议》。从三大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在解决日美经济摩擦方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两国的贸易协议已经超越了纺织品协议、汽车协议等这种针对单一商品，从涉及商品进出口数量的内容，开始进入针对住宅、电讯业、金融服务、流通等服务业领域，涉及到竞争政策、法律服务、透明度及其他政府惯例、促进规制缓和的组织建设等国内制度，甚至是日本的经济结构。 
 
　　由于中国处于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同时，处于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不仅会与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上的WTO发生制度上的摩擦，而且会与处于由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进行制度调整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出现制度上的摩擦。如美国贸易代表年度报告《中国贸易壁垒》指出：“限制性投资法律，管理程序缺乏透明度和任意使用规章和法律等严重限制了美国对中国的服务出口和对服务部门的投资，特别是在金融服务业、通信、听觉视觉产品、商品流通、职业服务和旅游及旅行部门”。并且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条件下，以美国通用电器公司（GE）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已经率先进行了战略调整和管理改革，将公司经营的重点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并精简人员，减少管理层次。而大多数中国的企业还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上仍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从而经常容易与跨国公司在经济技术合作中产生摩擦。
　　1.3中、日对美贸易依存度高，在处理贸易摩擦时较为被动。
　　美国是一个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二战后又成为科技领先的强国，这使美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减少了对外依赖因素。20世纪60~80年代美国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国，日本对美出口的贸易依存度很高。以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贸易为例，日本的汽车在当时占美国汽车进口贸易份额的四分之一，高峰时出口350万辆占美国市场的30％。研究表明，日本商品对美国的出口在美国进口中达到50％以上的比重，其市场占有率在15％~20％的时候，日美贸易摩擦就会激化和升级。高度的贸易依存度使美国掌握了日美贸易摩擦的主动权，使日本在贸易摩擦的争端解决中处于被动地位。中美经贸关系也是严重不对称的，这加大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和政治风险，使中国在一些问题上容易被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的风吹草动置于被动地位。在经济上，中国对美国的依存度较高，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较低。中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很大，如中国对美出口的服装、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受到美国的出口额度限制的时候，中国出口总额度就会锐减。同时在双边经济总量上，中美贸易的份额也是不对称的。中国对美出口额占中国全部出口的20％以上，而美国对中国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额的2％；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比重占中国进口总额的10％，而美国自中国进口仅占其进口总额的2.5％。正是由于这种不对称性使得美国在贸易摩擦中对中国有着较大的经济约束力，而中国对美国却没有相应的约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