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契机

　　第二，把居住地选择权完全交给公民自己，政府只做满足公民生活、劳动需要的服务工作。当幸福主义成为国家整体发展目标和公民人生追求的目标时，加上政府公共政策向公平与正义方向调整，京、沪、广、深等特大城市“人口爆炸”和“城市病”等现象将得以缓解，人口的流向自然会得到抑制。目前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缓解和释放。我们再也不能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去预测未来，计划经济的本质是生产力极低时期，社会剩余产品极少的情况下，集中各类优势资源办大事情的模式。之所以京、沪、广、深等特大城市出现“人口爆炸”现象，就是因为中国社会各类优势、优质资源基本上大部分集中在这些特大城市。如果把大城市的各类优势、优质资源分散开来，按点、带、群的模式设计城市布局，既能凸显城市特色，又能促进社会的专业化发展，更不会出现人口“爆炸式集聚”。
　第三，把各级政府财政改革为“公共财政”模式，把企业为社会提供“私人产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确定为社会发展模式，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和谐。
　　第四，把“信访办”改成“讲理厅”，国有垄断企业利润一半补充社保，一半用于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信访部门，是人民争取合法权益的协调部门，其效果本身并不好，若把信访部门改成老百姓讲理的地方，党和政府为老百姓建立一个发表个人意见、争取合法权益的平台，借用“模拟法庭”形式，把人民内部矛盾化解在基层，不知要减少多少民怨与民愤。因而化解矛盾比激化、压制矛盾的效果更好。
　　第五，国家、城市、政策等在机制上对农业、农民、农村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允许城乡人口自然流动，鼓励城市资源、投资、金融服务等到乡村创业；农村土地在不改变用途的条件下，向大农业企业集中，改小农生产模式为现代大农业生产模式；将几千年农民与土地的依附关系改变成农民与农业企业的雇佣关系，让土地真正成为农民手中的资产。对现代大农业生产模式，实行特殊优惠措施：一是免除一切税收和政府收费；二是全部农业生产与经营剩余，用于农业工人收入提高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三是发行“三农”发展彩票，筹集改善“三农问题”资金；四是对农村捐赠实行免征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等。
　　第六，设立县辖市，规划新的城市发展区域，限制老城市地域规模再扩大。目前许多县级市，也只有县城城区有市的雏形，其他区域还是农村。如果撤销县级市，设立县辖市，从行政体制上就理顺了市建制的级别。工业化必然伴随城市化，中国城市化过程，只重视大城市，中小城市建设力度相对较小，基本上没有把县城当城市。其实，中国的一个县，一百或几十万人口，几百到几千平方公里的地域，县城是当地居民人生中第一个城市。几千年形成的生活习惯、食品、建筑样式等，就是中国特色。人口的高密度居住方式，带来非常高的建设成本，社会风险也高，宜居程度却不高，而小城市具有宜居城市生活的基础条件。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必须大力发展县辖市。同时，要制约目前大城市无限制的城市扩张，把大城市与周边地区和相邻城市的发展进行整体思考，改变目前单一的城市发展模式。在大区域视野下，建设城市群、城市带、城市组团。另外，尤其要制约水资源溃乏地区的城市无限制扩张。
　　第七，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必须大幅度提高。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不能指望国际贸易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必须立足主要食物自给基础上，以国际贸易为补充。而中国农业生产为什么仍然是小农模式，其根本原因是农产品价格过低，不具备发展基础。把稻谷与蔬菜、肉食品生产进行比较：一是从种植面积看，稻谷需要的种植面积大，且要成片，还需要有水源保障；而蔬菜之类，需要的土地面积小，不需要专门的水源。二是从自然条件看，稻谷需要大量水资源和适宜的气候、光照，现代人工不能创造这样的气候环境；而蔬菜之类，却没有这样苛刻的要求，而且能人工创造小气候（大棚）；肉品、植物油等其他菜品、菜料，也没有自然条件的苛刻要求。三是从生长周期与风险来看，稻谷的生长周期最长，遇到的气候、病虫害风险也比较大；而蔬菜与肉类、植物油等其他菜品的生长周期相对要短、风险相对要小。四是从工人成本看，种植稻谷需要的人工成本与蔬菜不相上下，但种植稻谷没有畜力或机械动力却不行，而蔬菜没有这个要求。五是从技术与肥料看，蔬菜相对要求高一点，但没有稻谷种植工序那么繁复。
　　建议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上涨到目前的价格三倍以上，即稻谷每百斤240-280元，玉米、小麦等粮食同时上涨，才能拉平其与其他农产品的价格水平。
　　第八，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要素不是物质，而是创新意识，提高国家创造力才能可持续发展。人类社会近代经济发展史上的三个大国，都是创造力较强的国家，国力的强大，是创造出来的，他们是英国、美国和日本。英国，发明了蒸汽机，并把它用于工业生产、航海与陆运，奠定了英国在工业机器大生产时代的主导地位。美国，发明了发电机，引领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电灯的发明和电力系统技术的应用，极大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美国率先进入电气时代；接着，又创造了“核能利用”技术，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清洁而稳定的电源；再接着，又创造了航天和空间技术，为气象、通讯、导航等多个领域带来革命性突破；后来，又发明了计算机、“信息高速公路”等数字科学与技术，使互联网迅速得到普及，使人类社会步入文化传播新的历史阶段。日本，虽然没有标志性的创造科学与技术，但教育的发展为日本科学技术进步提供了不竭动力。1947年，日本制定了《教育基本法》，实施九年义务教育；1975年，日本颁布《私立学校法》，如今私立学校在日本已占据半壁江山。
　　因此，中国可持续发展，最终必须依靠创造力的提高。提高国家创造力，一是要科学识别创新人才，二是要有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机构，三是要有鼓励创新人才的选拔机制，四是有容纳创新人才的环境，五是给创新人才创新的基本条件等。否则，创新就是一句空话，社会可持续发展也会落空。
　　
　　【参考文献】
　　[1] 阮晓光：深圳人口密度全球第五[N].广州日报（综合财经版），2010-01-15.
　　[2] 夏业良：中国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J].商周刊，2010（6）.
　　[3] 王羚：专访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N].第一财经日报，2009-11-16.
　　[4] 李晓莉、黄丹婷：分配制度变革与分配理论创新[N].羊城晚报，2010-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