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辩证关系

    论文关键词：人文价值 经济价值 辩证关系
    论文摘要：哲学的价值范畴是人文价值，是人的应然存在在自己的对象性活动中的全面生成；而经济学的价值范畴则仅仅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经济价值，二者之间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既不能彼此分割，也不能互相替代。认真探讨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有助于消除因价值概念的混淆而带来的思想混乱，矫正经济活动中的价值论误区。 
　　一、经济价值的含义及其局限性 
　　经济价值直接与人的物质生活相联系，因此，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79对于这样用以创造经济价值的生产劳动，马克思曾经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它是一刻都不能停止的人的生存之根，“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1]77可见，任何淡化或拒绝经济价值的貌似“清高”，都是于人类生活无补的异想天开的理论悬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价值的基本形式是商品价值，商品价值是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商品中的凝结，或者换一种说法，商品的价值是对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吸纳”。这样一来，劳动也就被视为经济价值的源泉。于是，经济价值便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次，该商品能够用来交换到何种商品；最后，该商品及其等价物能够用来满足人的何种需要。 
　　由于经济价值直接与人的物质生活相联系，是人的生活和生存不可须臾离开的基础，所以它无疑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但是，经济价值有其自身的适用范围和限度，如果把经济价值无限泛化，用以覆盖一切价值领域，或用来代替哲学的人文价值，那就必然引起思想混乱和理论误区。这是因为： 
　　第一， 劳动并不是创造价值或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创造经济价值或社会财富的不单有劳动这一要素，同时还有土地、设备、原材料等非劳动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劳动和各种非劳动生产要素共同构成社会财富（经济价值)的源泉。这就是说，创造经济价值的主体不仅包括劳动的自为主体，而且包括自然界的对象主体，商品并不仅仅是对于劳动要素的“吸纳”，它同时还“吸纳”了劳动以外的其他要素。因此，马克思曾经严肃地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中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错误论点，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2]298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来源除了劳动产品以外，还包括自然物品和服务产品。商品是在市场上通过交换而获得的物品，其中有自然物品、劳动产品和服务产品，尽管商品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劳动产品，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人无论怎样都不能凭空生产出劳动产品来。如果从源头上说来，大多劳动产品都是取之于自然物品。例如，人们吃的粮食是农民通过耕种土地而获得的劳动产品，粮食是庄稼结出的果实，庄稼是农民把种子种在土地里而生长的植物——这里就出现了诸如土地、肥料、种子、阳光、空气、水和其他自然条件等等。 
　　第二，人的劳动或对象性活动，并不只是限于向着经济产品的投射，而同时投向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审美生活的各个领域，其结果必将在超越经济价值的意义上表现为人类生活的全面生成。近年来，英国学者皮尔斯等人在理论上系统地讨论了环境资源经济总量的构成问题。他认为，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其中，间接使用价值类似于生态的服务功能；选择价值是人们为保护某种自然资源以备未来之用所预支的费用，类似于保险费；存在价值则意味着环境资产的价值评估，如原始森林由于具有很高的潜在性存在价值（其中包括环境价值和审美价值），所以，人们就愿意投资保护它。国内许多学者的论著已采纳或吸取了这个观点。资源经济学将自然资源分为产出物和非产出物两大类，与之相应的便有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 前者指自然资源可直接用以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经济价值，如饲草，或其转化物——肉、乳、毛、皮等，这部分价值还包括其他的使用效能，但它们并不直接用以生产过程或消费过程，不直接或不可能直接在市场上交换，属于非使用价值，其价值只能间接地表现出来，甚至可以在人的心理生活、感情生活、文化生活和审美愉悦中得到体现，是人在经济领域之外的价值目标的实现。这时候，人的活动的投射所生成的价值，并不是可以用来交换的有形商品。 
　　第三，直接的经济需要远不是人的全部需要。诚然，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社会物质财富普遍匮乏的历史条件下，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经济价值将是基本的或被人普遍关注的主要价值形式。但是，人的需要不限于经济需要，在物质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基础上，人的需要旨向将随之向其他的社会生活领域拓展，诸如社会交往的需要、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和审美愉悦的需要等等，而这些非物质、非实体的价值形式，是不能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交换原则用货币去购买的。马克思曾经意味深长地指出，如果劳动本身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那就是有害的、造孽的。把劳动与创造财富相提并论不是马克思的本意。一味追求财富而破坏自然环境的劳动创造出来的经济价值，与它造成的环境损失相互抵消以后，对人类的总福利将会是一个负数；它所产生的“有害的、造孽的”效果不但使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环境发展不可持续，甚至必将危及人类的生存。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追求只是限于围绕经济价值的轴心运行时，不仅会导致经济活动本身的不可持续，而且必将导致人本身的异化。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仅消耗了自然物质，同时还降低了自然的质量，自然的生态系统因此就需要有一个休养生息和修复补偿的过程。于是，人类要持续发展，必须依托于稳定、健全与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这就要求人类必须对自然生态系统不断地提供必要的补偿，包括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充实和发展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也就因此被提上了议程，即这种补偿不能仅限于两大部类之间的补偿，还必须考虑对自然的补偿。具体说来，就是在产品价格中必须追加环境损耗的成本。因此，当代人在确立自己的发展目标时，应尽量避免给后代人造成环境损失的后果，如果这些行为不可避免，就必须采取合适的“储蓄”、“贴现”方式进行补偿。 
　　二、人文价值高于经济价值 
　　在人的全部生活需要中，物质生活需要一直居于基础地位，因此，经济价值就是最基础的重要价值形式。但基础并不等于一切，人的物质生活需要不能掩盖和代替人的其他生活需要，否则，人的存在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甚至是与人相异化的。 
　　国内有关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中，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在原始社会，价值的唯一源泉是劳动，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价值的生产要素相继扩大到了土地、资本、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等等，劳动价值一元论就相应地扩展到生产要素多元论。但是，这种观点对于拒绝将环境因素计入生产成本、普遍低估自然价值并突出地表现为在环境问题上的“市场失灵”现象，还不能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比如，马克思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 [3]20。从经济维度看来，在一个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里，没有商品，劳动甚至也不表现为价值，自然就更无所谓有没有价值了。但是，私有制关系的出现，使自然成为供人们占有的对象，而资本主义则把这种关系放大到了极致，使自然完全沦为工具性的经济价值，资本原则作为绝对的普适原则驱动着整个社会的运转。
    其实，从经济维度说来，“价值”通常表征着人的效益评价和主观偏好，而环境价值的分类则是人们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加深了对自然效用的认识，或者说不断发现了自然的新的价值（包括自然的内在价值、使用价值和系统价值等）。在经济领域，人们之所以“在观念上和语言上”赋予自然以价值，是因为自然具备了满足人们需要的属性，“然后人们也在语言上把它们叫做它们在实际经验中对人们来说已经是这样的东西，即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使人们得到‘满足’的物” [3]406。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对自然的需要层次不断提升，为了让自然更好地有序运行和全面满足人自身的需要，人们的活动样式也大大丰富了：不仅使自然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而且还使其满足人类发展、生命安全、美感愉悦等等的需要；不仅令其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且还使其满足人类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当然，人们为此就必须学会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自身的的需要，学会尊重和善待自然。 
　　近代以来的人们把自然过度地经济化的实质，在于片面地突出了自然对人“有用”意义上的工具价值，相应地弱化和取消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的大多数为了‘积累资本’而自己剥夺了自己。这样，我们就应当相信，这种克己的狂热本能必定会特别在殖民地最充分地表现出来，因为只有在那里才存在着能够把一种社会契约从梦想变为现实的人和条件。”[4]879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态危机的根源已经远远超出了社会政治的或社会制度的领域，由于单纯追求经济目的而导致环境破坏和文化失落的生态危机，无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还是在社会主义或其他社会制度的现实生活中，都普遍地存在并有继续蔓延的趋势。这即是说，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不是单纯的政治原因，而是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心理的综合原因所致。 
　　以赢利和生产为目的的经济，其后果必然是浪费的经济。工业文明时代的大生产造成了大消费，大消费又维持了大生产，从而导致经济价值对于人本身的异化。美国女哲人哈娜·阿朗特早在1958年就曾这样评价美国的经济：“我们的整个经济已变成一种浪费的经济。在这种浪费经济中，所有的东西都得飞快地吞掉或扔掉，几乎跟这些东西问世一样快，以便使这个过程本身不遭到一个灾难性的停止。”[5]304在这里，手段和目的神奇地发生了置换——生产不是为了消费，消费反而是为了生产。即使生产毁掉了整个生态环境，以至于使整个人类的生活难以为继，它也仍然难以停顿下来。这里就发生了一个被舒马赫所揭示的判断幸福的不同标准问题：“近代的经济学家总是以消费较多比消费较少的人‘生活要好’这样的信条为出发点，根据每人每年消费总量来衡量人们的‘生活水平’。但佛教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做法极不合理。因为他们认为消费只是实现人们幸福的一种手段，人们的目的应当是以最小限度的消费来获得最大限度的幸福。”[5]306那些在生产中仍在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人们，很有必要深思何为幸福的问题。 
　　把环境价值单纯经济化、工具化的倾向，始终立足于或局限于劳动价值论的阵地，尽管它也承认马克思的关于“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的论点，但是，由于过分地强调自然的经济价值或工具价值，从而不能不忽略甚至排斥自然的内在价值、系统价值和人文价值，所以它就只能在真理的门槛以外徘徊，而难以走进真理的殿堂。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价值并不是任何预成的实然存在，而是主体选择和创生的随机生成的应然过程。并且，“满足需要”的活动本身并不一定就有价值，因为主体的需要并非天然都是合理的，其中既有积极的需要，也有消极的需要；既有正面的需要，也有负面的需要；既有适度的需要，也有超度的、过分的、虚假的需要。当今世界范围内普遍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选择，往往在不同程度上赌上了人文价值失落和生态环境破坏的沉重代价；并且，在生产类型上，仍然局限于传统的两种生产理论——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而把人的环境需要以及经济以外的其他需要置于发展经济的视野之外，无视人和人的生境的彼此统一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然而，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经济维度所关注的价值并不总是真正“合目的”的，并不必然导致实现主体应然存在的全面生成。假若与人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应然生成相背离，那么，即使人在实践活动中多么的轰轰烈烈、叱咤风云，在主观上以为自己取得了空前绝后的伟大成就，也难免导致人和自然的双重异化，从而终究是以经济活动成功的外观创造着负价值，虚度或扭曲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