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调整中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国防建设 经济建设 中国
    论文摘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国家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基于国家核心利益的考虑,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进行了多次调整。这种适时调整对于我们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防现代化建设道路具有重大的启示。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国家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密切联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各个时期国内外的现实状况,在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问题上实现了多次转换。这种适时调整对于我们不断探索新时期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联系、寻求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防现代化建设道路具有重大的启示。 
　　一、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调整必须与国际局势和国家安全环境相适应,着眼于实现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同时国家安全形势也十分严峻,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构成了一对突出、复杂、棘手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毛泽东提出要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国防建设,即两者要协调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威胁中国安全。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印边境的冲突、台海局势的紧张和越南战争的爆发,国家安全可谓“四面八方、腹背受敌”,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党中央对战争威胁的判断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号召,“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1] 在当时的紧张氛围中,这一思想迅速为全党所接受。扩大军队规模,大力发展以“两弹一星”为重点的国防科技工业,以备战为基点大搞“三线”建设等政策的实施都充分表明:这一时期,国家的生存与安全被视为国家利益中最突出的问题,因此必须优先发展国防事业以换取国家安全,国防建设被摆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首要利益是发展经济,国防建设开始让步于经济建设。邓小平提出要充分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国防建设。为此,中央开始压缩国防建设的规模,大幅度削减军队员额,并着手调整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军队也紧跟形势,积极呼应,加大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力度,并向地方开放了部分机场、码头、仓库、铁路军事专用线等军用设施。这些举措大大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压力,对国家的经济建设是一个有力的支援。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国防建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国际局势进一步缓和,新军事变革风起云涌,霸权主义大行其道,“台独”势力甚嚣尘上,中国的安全和统一面临着新的挑战。为此,中央提出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步伐,实现“两个根本性”以确保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两头兼顾、协调发展的方针就应运而生了。 
　　进入21世纪,国际局势更加错综复杂,中国进入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经济的迅速提升为国防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国家利益的内涵不断拓展,谋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长远战略选择。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新起点中的协调发展、富国与强军的高水平的良性互动已成为中国国防和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因此,“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2] 这是“两头兼顾、协调发展”思想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体现,也是适应国际局势和国家利益的国防与经济关系的适时调整。 
　　二、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国家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单一的国防或国民经济发展都难以保证国家整体发展的持久性和稳定性 
　　毛泽东把新中国成立后迫切需要做的两件事归结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3] 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他指出“一定要加强国防”,而加强国防建设“首先要加强经济”,“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4] 这充分表明,在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问题上,我们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自觉协调发展的道路。 
　　不协调发展的道路始自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战争迫在眉睫,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在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要偏重于国防建设。从此,国家开始向临战、备战的方向转轨。在此期间,国家把建设的重点放在国防上,力图建设“大而全”、“小而全”的独立的国防体系,国民经济发展滞缓。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在经济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情况下,国防建设始终保持了较大的投入,年国防费占到了年GDP的5%～7% (2.5%～3%是适度的),出现了国防建设摊子过大的局面,超出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防与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并最终制约了国防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发展,邓小平明确提出国防建设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军队要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他指出:“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5] 据此,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5] 这样,国防建设为经济建设让路在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军队现代化建设。比如军费的比重逐步降低,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忍耐”中求发展,给国家安全埋下了隐患。 
　　进入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对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的新变化新趋势进行了科学分析,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与国防现代化建设两头兼顾、协调发展”作为正确处理两个建设关系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国家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也开始形成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回顾这一历史过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单一的国防或国民经济发展都难以保证国家整体发展的持久性和稳定性。我们必须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统筹兼顾、融合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