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登之死的国际经济效应

    在国际经济酝酿转折之际，美军海豹突击队的两颗子弹不仅击毙了美国追杀十年的大敌本·拉登，也击中了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在击毙拉登利好美国的基本信念支持下，加之其他因素推波助澜，短期内美元汇率上升而商品价格明显下跌。在拉登死后不到两周时间里，国际市场白银现货价格暴跌27%，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3.6%，LME3个月期铜、铝、锡等分别下跌8.5%、6.7%和11%，大豆、棉花、咖啡、PTA、橡胶等期货价格跌幅均达到了5%左右。5月11日当天，原油、汽油、取暖油交易均因达到日内最大跌幅限制而触发了纽约商业交易所（NUMEX）的熔断机制，以至于出现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首次交易暂停。那么，拉登的死对国际经济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
　　就中短期而言，影响之一是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整可能引发大规模资本流动逆转，从而冲击新兴市场经济。由于新兴市场在次贷危机中表现相对较好，由此也积累了更多的资产价格泡沫，承受了更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已经为这场逆转积累了巨大潜在能量。影响之二是始于2002年的本轮初级产品牛市将会终结，毕竟天下无不散的筵席，长达9年的初级产品牛市在世界经济史上已堪称少见，不可能永续下去。长期来看，国际经济的更大的潜在转折是全球经济失衡格局巨变，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中国等东亚经济体的过度储蓄都大幅度缓解，甚至消除。这一转折倘若发生，其外在表现将是美国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和东亚经济体经常项目收支顺差锐减，趋向贸易平衡。拉登之死并不足以显著影响世界实体经济部门产出水平，但能够为金融市场和虚拟经济部门提供大幅震荡的噱头。但倘若仅有拉登之死，而没有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特别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折，拉登之死引发的金融市场振荡也只能是一时的，而不会引起整个新兴市场经济的逆转和初级产品牛市的终结。
　　之所以判断拉登之死不足以显著影响世界实体经济部门产出水平，首先是因为拉登影响力较大的地区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较小，在实体经济部门产出中所占份额更低。拉登及其“基地”组织的实际影响力集中于中东、北非国家，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4月号《世界经济展望》的数据，这一地区在2010年全球实际GDP中所占份额不过5%，即使这一地区全部陷入全面混乱，直接影响的也不过是全世界5%的产出，更何况拉登及其“基地”组织的力量还不足以影响该地区的总体经济状况。因此，拉登之死的经济影响将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场和虚拟经济部门，而不是实体经济部门。
　　拉登之死若要真的对世界实体经济部门基本面及其转折产生决定性影响，唯一可行的途径是美国统治集团能以此为由宣布十年反恐战争胜利结束，真正大幅度减少在海外过多过滥的军事干预，避免美国国力过度耗竭。须知巨大的军事开支是导致美国国民储蓄率过低、进而造成巨大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逆差的关键因素之一，俄罗斯《生意人报》甚至给美国算出了抓捕拉登耗资2.5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账单。只有真正大幅度减少在海外过多过滥的军事干预，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才能更快更好地摆脱失衡，美国经济和美元汇率才能获得可持续的长久支撑。问题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所引发的道德风险，加上多年来滥用军力的实践，已经在美国内外滋生起来一个强大的“军事—人权”利益集团，他们力图把美国继续固定在目前这条滥用军力的轨道上，却全然不顾此举是否会导致美国国力过度耗竭而最终不可持续。即使美国领导层中的明智之辈有心收缩过度扩张的战线，保养国力，其国内外利益集团也已经使其欲罢不能了。
　　更糟糕的是，美国在海外滥施淫威扶植起来的往往只是暂时的同路人，却是长期的对手，这样对美国减少军事和财政开支、平衡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更为长久。须知拉登本人和“基地”组织就是美国亲手扶植起来的；在今年年初以来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中，西方采取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极端势力开辟上升通道，却牺牲了一批亲近西方国家多年的世俗政权及其领袖。
　　同时，拉登死亡并不意味着西方特别是美国天下大定。在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深刻矛盾没有根本改观的情况下，阿拉伯国家和其他伊斯兰教国家无业青年人口过多并且还在继续快速增长，意味着反美反西方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将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补给。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和平稳定时期，年轻人更有活力；一旦步入动荡，绝望的年轻人破坏性冲动更为强烈。正因为如此，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社会动荡往往与人口结构的年轻化相关，20世纪60年代青年造反浪潮席卷西方社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青年人口占西方人口比例较高；同样，近年来穆斯林社会动荡不安，相当程度上也可以归因于高出生率、医疗进步导致低死亡率、宗教背景极度排斥人口控制三大因素相结合，造成穆斯林社会人口增长迅速，人口结构年轻，而众多适龄青壮年人口又处于无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