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制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的影响

［摘　 要］运用演化博弈模型，对不同强度的政府管制政策下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进行理论分析，并以我国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为案例进行实例分析，结果表明：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形成、变迁和演化具有重要影响，政府管制政策的变化情况决定着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方向和进程。［关键词］基础设施投融资；政府管制；制度变迁；演化博弈模型；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

一、引言
基础设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拉动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进一步增强。 由于基础设施具有投资大、回收期长和收益率低等特点，加之固定资产具有巨额沉淀特性，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非常困难，这也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 随着投融资制度改革的深入，触及社会最深层次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制度改革也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
演化博弈理论是演化生物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产物，该理论认为生物可以通过试错的方法达到最终的博弈均衡。 历史、制度和经济等因素以及均衡过程的某些细节均会对博弈的多重均衡选择产生影响。 Ｓｍｉｔｈ和 Ｐｒｉｃｅ１９７３年在开创性论文中提出了演化稳定策略（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ｔａｂｌ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ＥＳＳ）的概念，标志演化博弈理论的产生。 演化博弈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体制内的群体抵抗体制外群体侵入的一种复制动态过程，对不同群体演化博弈进行分析，找出影响制度演化方向的关键因素，再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调整相应的应对策略，最终实现制度动态合理发展。 因此，演化博弈适用于存在利益冲突的决策分析过程。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一直存在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种投融资群体，这两种群体之间的合作关系直接受到政府管制政策的影响。 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是制度内外各相关群体动态博弈的互动过程，演化博弈模型可以有效地分析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揭示制度变迁影响因素并寻求最终达到稳定状态的路径。 本文正是运用演化博弈模型来研究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动态演化的过程，试图分析影响投融资制度变迁、稳定的因素，找出制度变迁的决定力量。
二、相关研究综述
世界银行 １９９４年将基础设施分为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其中，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能源等经济性基础设施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可以提高社会生产能力进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而科教文卫等社会性基础设施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巩固经济发展的基础［１］。
学者们围绕基础设施投融资政策环境和政策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是政府的主要职能；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凯恩斯从理论层面论证了公共工程政策的必要性；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基础设施受到了发展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基础设施投资等活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源泉，基础设施的外部性逐步成为研究的重点［２］。 学者们发现政治环境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具有重要影响。 如 Ｅｖａｎｓ认为基础设施本身及其引致投资是最容易度量的“政绩”之一，有话语权的官员基于仕途发展的考虑，很容易进行政治性诱致的基础设施建设［３］；Ｒａｕｃｈ发现文官制度的改革、政府任期时间的延长会激励政府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具有内生扩张倾向［４］；Ｒａｎｄｏｌｐｈ指出较完善的政治制度会增加私人供给基础设施的可能性［５］；Ｈｅｎｉｓｚ认为政治环境和政府组织的差异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他通过对一百多个国家长达两个世纪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政治环境是解释国家间基础设施投资差异的重要因素［６］；Ｇｗａｒｔｎｅｙ的研究表明完善的经济制度对基础设施边际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７］；张军等人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地方政府竞相提供优良的基础设施具有激励作用［８］；Ｂａｎｅｒｊｅｅ和 Ｓｕｄｅｓｈｎａ提出地方分权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有利于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且地方分权增强了地方政府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促进各种投融资方式的出现［９］。
学者们采用了各种方法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进行研究。 有学者采用相关性研究分析基础设施对经济的作用，如 Ａｓｃｈａｕｅｒ通过检验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产出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减少可以解释美国生产率的下降［１０］；Ｓｈｉｏｊｉ、Ｅｓｆａｈａｎｉ和 Ｒａｍｉｒｅｚ、范九利与白暴力、郭庆旺与贾俊雪等学者均采用类似方法证实了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１１ １４］。 也有学者采用因果关系方法（主要是联立方程法、向量自回归、协整分析等方法）研究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关系，如Ｄｅｍｅｔｒｉａｄｅｓ和 Ｍａｍｕｎｅａｓ、Ｃａｌｄｅｒóｎ和 Ｓｅｒｖéｎ等学者［１５ １６］。 还有学者采用贡献度方法研究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如 Ｒｏｍｐ和 Ｄｅ Ｈａａｎ、刘生龙和胡鞍钢等学者［１７ １８］。纵观国内外研究成果，学者们多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基础设施投融资进行实证分析，而较少从理论上研究，这也使基础设施投融资的理论研究深度不足，尤其缺乏对基础设施投融资政治环境影响的理论分析，这也制约了基础设施投融资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从演化博弈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变化过程的影响，并以公用事业民营化为案例进行实例分析，探索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的决定因素。
三、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
（一） 基本假设
本文构建的演化博弈模型建立在以下基本假设基础上：（１）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中存在两个群体，分别为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２）两个群体都为理性的“经济人”，它们根据自身的成本收益来决定其行为；（３）两个群体分别有合作和不合作两种策略；（４）假设群体主要受政府管制影响，忽略其他因素影响；（５）为便于分析，政府的管制程度采用税率表示，税率越高则管制程度越高，反之越低①。
【①在《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３６条”）中政府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鼓励民间资本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基础设施相关企业经营。 但“非公３６条”主要是通过准入标准降低和优惠扶持政策来体现出放松管制，这使得博弈过程中的政府管制程度难以得到有效衡量。 税率作为最直接的管制政策，可以用来体现管制程度，即用来表征政府管制从紧到松的政策变化过程，因此本文以税率作为管制程度变化的衡量指标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 动态重复博弈
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共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Ａ）国有资本直接投资经营，（Ｂ）国有资本投资市场化运营，（Ｃ）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市场经营，（Ｄ）社会资本投资市场化经营。 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是政府直接投资政府运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力量逐步进入基础设施领域。 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发展如图 １所示。

由于制度供给结构不合理、市场化进程限制、政府角色错位等原因，中国基础设施领域成为垄断竞争市场。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过程中，博弈的双方地位存在不对等的情况，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等、政策待遇不对等等方面，在博弈过程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等情况，国有资本群体和社会资本群体处于一种不对称博弈状态，两个群体中的个体随机配对进行博弈，双方主要通过对博弈事件概率判断和策略选择来进行博弈。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国有资本群体和社会资本群体有合作和不合作两种策略，国有资本选择合作的概率为 ｘ，不合作的概率为１ － ｘ，社会资本选择合作的概率为 ｙ，不合作的概率为１－ ｙ。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的支付为 ｕ，其方程为 ｕ（Ｃ，Ｒ） ＝ｘ′ｉｘ＝ μｉ（Ｃｉ，Ｒｉ） － μ０（Ｃ，Ｒ），其中 μ０，μｉ分别为投融资制度变迁前后的收益，Ｃ为投融资制度变迁成本，Ｒ为变迁个体产生的增值利润。当 μ＞ ０，此时投融资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旧制度收益，即个体选择策略增长率为正，反之为负；当 μ ＝ ０时，投融资制度成本就等于投融资制度变迁收益，则制度变迁过程必然处在均衡状态，即渐进演化中的均衡状态。博弈双方的支付如表 １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