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商业资本的股份制

    清代的股份又称股俸，或称股本。股份有正本、副本之分和银股、身股之别。正本即财东的合约投资，每股几千银两到一万银两不等，但没有股息；副本又称护本，是财东除正本外又存放商号或票号的资本，也有财东、经理由红利中提留存人商号或票号的资本，只得利息，不分红，但不能随意抽取。银股即财东投入商号或票号的资本；身股又称顶生意，即不缴纳资本而以人力顶一定数量的股额，按股额参加分红。清人徐珂说：“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①

    银股所为者，在商号或票号享有永久利益，可以父死子继，夫死妻继，并对商号或票号的盈亏负无限责任。银股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抽出、补进或增添新的股东。

身股只参加分红，不负责商号、票号的亏赔责任。身股数额各商号、票号都有具体规定，一般来说经理可顶一分(每股为一分，或称一俸)，但也有例外顶一分二三厘的，伙友顶身股最初不过二厘，然后每逢账期(即分红期，光绪以前五年为一账期，此后一般是四年，也有三年)，可增加一二厘，增至一股为止，称“全份”。凡伙友顶身股者，一般须在号有三个账期的，工作勤奋，未有过失时，才由经理向股东推荐，经各股东认可，然后将姓名、所顶身股数额载入“万金账”，才算正式顶上身股。顶身股后倘有越规行为，除重大案情开除出号和赔偿损失外，如属小节情有可原者，则酌量处分，减少其身股数额。顶身股者，每年可按其所顶股份领取一定数量的“支使银”，又称“应支银”。应支额每股多者四五百银两，少则一二百银两，分四季支用，到账期分红时，无论应支多少，概由各人应得红利内扣除，上至经理，下至伙友，一视同仁。倘若营业很坏，无红利可分，则顶身股者除每年“应支银”由号内出账外，毫无所得。没有顶身股的伙友，则按年支给薪俸，大抵最初年薪一二十银两，以后按成绩优劣逐年递加，有十余年历史者可达八十至一百银两。学徒也有薪俸，最初年薪只有七八银两，以后按成绩逐年增加，到十多银两时为止。下面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协成干票号身股、薪俸、人数统计：

(资料来源：《山西票号史料》油印本)

    各商号、票号对顶身股者，在其死后一般仍给一定优惠，即在一定时间内仍可参加分红，称“故身股”。大抵经理故后可享八年之应支，未任经理者享受七年，顶身股八九厘不足一分者享受六年，顶身股六七厘者享受五年，顶身股四五厘者享受四年，顶身股三四厘者享受三年，顶身股一二厘者享受二年。对本号立有特大功绩者可再增一二个账期的分红。

    银股、身股之比例，大致是银三身二。但也有例外，如光绪十五年(1889)大德通票号身股占全部股份的48．5％。

各商号、票号股份的建立，始由账东出面，聘请经理，再由财东、经理共同邀请中人三五人，书写合同，写明资本若干，以若干为一股，几年结大账一次，盈亏按银股均分。下面是同治年间志成信绸缎庄股本合约：

        立合同员仑同管事伙友孔宪仁、马应彪等，情因志成信生意开设，历年已久，号体屡露，参差不齐。今东伙公同议定明白，业已复行振作，从此原日旧东有减退增加，另有新添东家，有入本账，逐一可考，字号仍系志成信，设立太谷城内西街，以发卖苏广彩绸杂货为生涯，共计正东名下本银三万四千两，按每二千两作为银股一俸，统共计银股十七俸。众伙身股，另列于后。自立之后，务要同心协力，以追管晏圣明之遗风，矢公矢己，而重永远无弊之事业。日后蒙天赐福，按人银俸股均分，倘有不公不法，积极肥已者，逐出号外。照此一样，立写二十一张，众东各执一张，铺中公存一张，以为永远存证。恐口难凭，立合同为证。   

        兹将人银俸股开列于后(略)

        同治十二年正月初一日                    谷邑志成信公记

                                         (资料来源：《山西票号史料》油印本)

    财东将资本全部交付所聘经理后，便不再过问号事，静候经理年终报告。平素营业方针、一切措施，既不预定方针于事前，也不施其监督于事后。每到例定账期，由经理谒请，约日聚会，办理决算。有的商号或票号还规定，财东平时不得使用商号或票号名义在社会上活动，也不能在号内食宿借钱和指使号内人办事。但扩充业务，赏罚同人，处制红利，均由财东裁定。经理为建议首席，听其咨询。

    经理既受股东依赖与委托，得以经理全号事务，领导全号崎岖前进。经理在号内有无上权力，凡用人、事业进行，各伙友均须听命于经理。但同人皆有建议权，不受任何拘束，小事亦可便宜行事，大事须决之经理。每年年终汇集营业报告表，上具清册，报告各位股东。倘有重大事项，须临时报告股东，完成手续。

    不论银股、身股，每届账期，一经获利，均按股分红，一般是银六身四。营业愈盛，盈利愈多，分红亦愈丰厚。如山西大德通票号每股分红，光绪十五年(1889)为850银两，光绪十八年(1892)为3040银两，光绪二十二年(1896)为3150银两，光绪二十六年(1900)为4024银两，光绪三十年(1904)为6850银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为17000银两②。这样的股份红利，是相当可观的。当然，如果遇到不测年景，营业赔了钱，就一分红利也没有了。

    上述股份制的出现，大约不会晚于清道光年间。据清代佛山人李光琼家书称：“现重新定股，我们也做十一份之三，每股一千。梁家原旧五股，此次丕文兄添做二股，共成七股。另人吕姓在事一股，共八股。连我们三股，凑成十一股”③。按李光琼，字石泉，此信书于道光十五年(1835)。又据刘德泰等伙开北京宣武门内义兴木厂合同称：

                         赵玉昆

          立合同字据人新 ，公议开设木厂。因刘德泰有阜顺山货铺底，伊铺有欠外客账，

                         自宅

伊自行清理，不于新宅等及改换字号内相干，坐落在宣武门内路西。赵、新、自宅，曹为政与刘德泰商议，明确改开义兴木厂。刘德泰将此铺底连所存木料等，作为铺底一股；赵、新、自每位各出钱四百吊作为一股，三位共入钱一千二百吊，作为三钱股，曹为政承领成做，作为一人股。铺底、钱股、人股，共作为五股。一年一算，天赐得利，按五股均分，曹为政每年应支钱五十吊，准支三年。三年外，改应支钱三十六吊，作为每年辛金。此系五面议定，各无反悔。恐后无凭，立合同各执一纸为据。

          再同众公议：东家、伙计等算账后，许使余利。余利外，不许长支。如有长支外，多支一吊，罚钱十吊。又照。

        道光卅年二月初二日(立合同人与中见人姓名省略)

           (引自杨国桢《明清以来商人“合本”经营的契约形式》，《社会史研究》1987年3期)

    而股份制则是在明代商业资本合本经营和伙计制的基础上起来的。请看下面明代徽商的同本合约：

           立合约人    窃见财从伴生，事在人为。是以两同商议，合本求利，凭中见，各出本银若干，同心揭胆，营谋生意。所得利钱，每年面算明白，量分家用，仍留资本，以为渊源不竭之计。至于私己用度，各人自备，不得支动店银，混乱账目。故特歃血定盟，务宜苦乐均受，不得匿私肥己，如犯此议者，神人共殛。今欲有凭，立此合约一样两纸，存后照用。

          (引自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8章工商业政策及其它)

   伙计制则是财东出资，伙计经营。这一制度在山西商人中最为流行。有则记载称：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而共商之，虽不誓而无藏。但父或子母息丐贷予人而道亡，贷者业舍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以作还其贷，则他人有居积者，争得斯人以为伙，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少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为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具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

                                                 (沈思孝《晋录》、王士性《广志绎》)

    从上面两条史料不难看出。前者已含银股成分，后者已见人股萌芽(财东出资，众伙而共商)。

那么，商业资本的股份制何以形成于清代呢?这是和当时国内市场、国际贸易的扩大分不开的。具体表现有三：一是长途贩运贸易的规模大大超过明代。据吴承明先生考察，清代粮、布的贸易量约为明代的二、三倍④。从北方的商路来说，有四大陆路商道：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可达库伦；以京津为枢纽，经山海关，可到东北各地；以山陕为枢纽，经甘肃，可达新疆乌鲁木齐；以归化(今呼和浩特)为枢纽，向西北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南行可达北疆重镇古城。这四大商路，把边疆的牲畜、皮毛、药材等贩到内地，同时把内地的丝绸、棉布、茶、铁器等贩到各边，并出现了北方特有的“驼帮”、“车帮”商人。内地的贸易路线也有很大变化，如水运工具已具近代规模。特别是长江上中游(宜宾至宜昌)、中游(宜昌至武汉)的航运，主要是清代开拓的，其商业贩运业务远远超过了明代。二是商业城镇、集市的规模大大超过了明代。不仅原已繁荣的苏州、扬州、南京、杭州、广州、北京等城市有了新的发展，就是在边疆地区也涌现出了许多新的商业城镇。如库伦、乌鲁木齐、归化、张家口、多伦诺尔、西宁、打箭炉、伊犁、哈密、叶尔羌等。同时，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专业化的墟集，诸如丝墟、布市、猪市、药市、珠市、花市、香市等。而且集市的数量也比明代大为增加，请看明清两代广东顺德等四县圩市对照：

    朝代    顺德县   东莞县    南海县    新会县

    明代      36       29         25       25

    清代      62       83        120       79

(资料来源：黄启臣《明清珠江三角洲商业和商业资本》)

三是国际贸易的规模大大超过明代。从北方来说，自从雍正五年(1727)开辟恰克图市场以来，到乾隆时，恰克图(市圈)已有商店100余家。乾隆五十七年(1792)中俄贸易额为4937千卢布，嘉庆五年(1800)上升到8384千卢布，增长69．9％。道光三十年(1850)开辟伊犁和塔城对俄贸易市场后，据统计仅光绪二十八年(1902)从喀什噶尔输到俄国的贸易额为292万卢布，光绪二十九年(1903)从乌鲁木齐输到俄国的贸易额为118万卢布，光绪三十年(1904)从伊犁输到俄国的贸易额为176万卢布，三地累计为586万卢布⑤。南方的广州，进出口的外国船只，18世纪下半叶每年有几十艘，19世纪增至一二百艘，进出口贸易颇具规模，时有“金山珠泊，天子南库”⑥之称。这样，就带来了扩大商业资本的要求，于是，商业资本的股份制应运而生。

    这种商业资本的股份制，对于当时商业(包括)的，有没有积极意义呢?笔者认为，回答是肯定的。具体来讲，其作用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集中了部分社会资金。欧洲的股份资本约产生于18世纪初，19世纪下半叶流行于资本主义各国。这一制度通过发行股票，把社会上许多个人的资本集中起来，形成巨额的股份资本。马克思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⑦。清代的商业资本股份制虽尚未能发展到股份资本的程度，但已比过去的贷本、合伙、伙计制有了很大的进步，并通过银股形式，集中了部分社会上的游资，而形成较大的资本。如天成亨票号原有资本额7万银两(包括护本2万银两)，光绪九年(1883)又吸收新股3万银两(包括护本1万银两)，资本额扩大到10万银两。⑧

    二、有利于改善商号的经营管理。清代商业资本股份制规定财东不干预商号的经营管理，由所聘经理全面负责，使商号经理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经营好事业。而顶身股办法的实行，则进一步调动了商号经理、伙友的积极性。可以这样说，凡顶了身股者，“莫不殚心竭力，视营业之盛衰，为切己之利害”。清代光绪年间俄国驻塔城领事尼。鲍戈亚夫连斯基在《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一书中说：中国“即便是一些单个的也大都合伙经营。这表现为一个商行的职员、店员，不像在我国那样，仅仅是雇佣人员，相反，他们都是企业的一分子，从企业利润中分到一定的红利，因此每一个店员同时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办好企业于他本人有利”。

    三、有利于促进伙友、学徒钻研业务、学习技术。清代商业资本股份制中的顶身股办法，对未顶上身股的伙友、学徒也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知道，伙友、学徒在商号主要是为了养家餬口，发家致富。为达此目的，就必须钻研业务，掌握技术，以取得财东和经理的信任，及早顶上身股。而顶身股办法正是适应了这种心理要求。那时，进号的学徒对练习写字、打算盘、熟悉商品等都很用功。在边疆地区商号的学徒还认真学习掌握蒙、满、维、俄语等。正如清人徐珂所说：“其在蒙古者通蒙语，在满洲者通满语，在俄边者通俄语，每日昏暮，伙友皆人手一编，习语言文字，村塾生徒无其勤也⑨。伙友、学徒的勤奋好学，不能说与这种股份制没有一定关系。

但是，这种商业资本的股份制，仍未能脱离封建的范畴。如投资入股者地域观念很强，基本上是本省本县籍人，未能像近代股份资本那样通过发行股票广泛集资，以致所集资本仍然有限，形不成巨额资本来兴办工商。同时，财东为巩固其资本，多巧立名目扣除顶身股伙友应得红利，使他们拿不到应分红利数额。这种顶身股办法，实质上是财东剥削、控制、拉拢广大伙友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财东获取更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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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清稗类钞》。

②  卫聚贤《山西票号史》。

③ 《明清佛山碑刻经济资料》第36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  吴承明《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64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85年版。

⑤  尼·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197—203页。

⑥ 《广东新语》。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8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⑧ 《山西票号史料》油印本。

⑨ 《清稗类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