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的视角审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五大动力源
1997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受到来自总需求方面的约束，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启动等待着总需求方面的突破。由于宏观经济的转型已经基本完成，这一等待是漫长的，2003年机会终于到来了。在本轮的经济周期性增长中，经济开始逐渐摆脱投资、消费双疲软的制约，展现出新的活力。
（一）这一轮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居民消费中住房和汽车需求热点的形成。在住房和汽车需求的推动下，对钢材、水泥、电力和运输等中间投入品的需求大增，从而引发新一轮的固定资产投资。由于宏观经济的运行状态已经从资源约束型经济转向需求约束型经济，因此这种由需求增长推动的宏观经济增长一方面是来之不易的，另一方面也是得到供给能力保证的。虽然这样的增长会在短期内导致中间投入品、能源和运输价格的上涨，但是除住房和需要一定周期进行调整的农产品外，最终产品的价格未必与中间产品价格保持同比例的上涨。这说明：我国经济正在从有效需求不足的周期低谷走向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开始旺盛的阶段，由于我们的供给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以往资源约束型经济中出现的瓶颈短缺导致全面短缺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可能不再重现。
（二）这一轮增长是中国加入WTO 两年后我国已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两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长尤其显著，引进外资也取得较好的成绩。因此，外部市场的开拓和外部资源的利用是这一轮宏观经济增长的基础，一方面强劲的外部市场需求对启动原先不足的总需求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外部资源的利用使我国生产可能性边界大大往外拓展，延缓了周期过热的到来。当然，由于全球石油等生产资料价格因前几年投资滞后出现不断攀升的现象，导致国内价格的上升，但是这并不能归咎于国内经济的过热，而是一种国际相对价格调整对国内价格的传导现象。
（三）经过进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经过近几年基础设施的建设，我国投资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同时，作为推动这一轮经济增长主动力的投资主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过去以政府和国有投资为主转变为以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投资为主，投资决策日益符合市场理性。
目前的投资是否存在重复？政府推动的投资对这一轮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大？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因为这关系到这一轮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们最担心的问题是，这一轮的投资高速增长是否由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投资冲动引起，这样的投资冲动是旧体制的惯性，一定会导致经济的过热和不可持续性。但是，从一直到2002年的投资数据来看，非国有的其他投资比重一直处于上升状态，2003年应该更是民间投资显示作用的年份。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间投资主体的确立是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将不同于过去经济周期波动轨迹的关键。
（四）这一轮经济增长的最大特色是生产的强劲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3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增加值4.1万亿元，增长17%，实现利润增长42.7%.（五）城市居民住房需求的空前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移民潮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随着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和户籍制度的松动，住房建设、土地拍卖、城市和环境的改善在市场机制下互动，既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住房和环境的更高档次的需求，又通过土地拍卖筹集到城市建设的资金，由此构成住房建设、城市交通和环境建设的投资高潮，对这一轮的GDP 高速增长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现在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由于我国现有城市人口密集，土地资源极为短缺，土地管理存在很多问题，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势必带来土地资源利用不当，房地产投机猖獗，需要一定程度的规范和整顿。
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深层矛盾
这一轮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是明显的，其合理性也是存在的。目前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是经济是否过热。但什么叫经济过热？其判断标准又是什么？诚然，随着投资的高速增长，中间产品的价格在短期内大幅度上扬，经济过热的基本标准之一的通货膨胀似乎有到来的架势。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由于许多最终产品的生产能力的过剩，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过剩，劳动成本根本没有上升的空间，中间产品的价格上升却没有办法传递到最终产品的价格上。因此，我们看到一方面中间产品的价格具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最终产品的价格却面临通货紧缩的局面。更有甚者，随着这一轮中间产品投资的高速增长，未来生产能力将大幅度提高，因此，我们并不能摆脱全面通货紧缩的可能。如果说，投资的高速增长和通货紧缩、生产能力的利用不足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几种情况同时并存也叫经济过热，那么至少这种经济过热是以往中外经济发展史所没有出现过的，或者说我们必须重新定义经济过热。我们认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所出现的这一矛盾现象表明，这一轮经济增长的背后潜伏着更深层次的矛盾。我们只有通过剖析这些更深层次的矛盾，才能找到问题根源，提出相对应的经济政策。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虽然GDP 增长很快，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却落后于GDP 的增长，构成GDP 的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矛盾。
资料来源：1992—1995年数据来自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0年数据分别来自1999—200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实际增长率系作者根据以1990年的价格为不变价格进行调整后而得。
图1显示了1993年以来实际GDP 与实际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的运动轨迹。从图中可以清楚看到，以1997年为转折点，在此之前，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虽然波动较大，但整体还是以较高速度在增长。但在1997年以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就开始低于GDP 的增长率，经济进入没有收益的增长轨道。
2.GDP 增长很快，但就业弹性偏低，就业的增长跟不上GDP 的增长，构成GDP 增长和就业增长的矛盾。
根据奥肯定理，我们知道，的增长会带动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和就业机会的扩张，其带动强度的大小可借助就业的GDP 弹性来反映。图2提供了1991—2003年全国就业GDP 弹性的变动示意图。从图2看，全国的就业GDP 弹性在1992—2001年间有平缓的上升趋势，但从此开始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并且从整体来看，就业的GDP 弹性数值偏小，平均仅有0.12，说明经济的增长对就业的带动能力薄弱。
注：2003年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统计年鉴》所提供的数据，经由作者自己而得。
就业是民生之本，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反映了人民的经济福利的提高。从上述两点我们发现，GDP 的高速增长并没有转化为人民经济福利的同步增长。
3.由于就业的增长有限，居民可支配收入有限，推动GDP 增长的总需求增长中，就只能以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为主，消费需求的增长相对缓慢，构成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矛盾。同时，由于对未来预期的不稳定，导致本国居民的储蓄不断增长，但这些储蓄却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居民投资渠道单一，投资回报低，构成储蓄增长和投资增长的矛盾。
自2001年以来，出口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开始迅速上升，但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却继续低迷，甚至有微幅下降。这说明，即使是在2003年经济增长势头比较好的情形下，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矛盾仍然存在。
居民消费持续低迷的另一面是储蓄的不断高涨，但居民的储蓄却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投资，使居民的资本收益下降。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不可兑换的情况下，考察国内储蓄是否能顺利转化为投资的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比较国内投资和储蓄的规模。而全部机构的贷款余额和存款余额无疑是衡量国内投资的储蓄规模的理想指标（袁志刚、宋铮，2000）。从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机构历年的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和存贷差额来看，在1994年以前，中国的贷款余额一直大于存款余额。但从1994年开始，随着存款余额的迅速上升，存贷差额变成了正数，且一直在增加。此外，在一个开放经济中，当国内投资小于储蓄时，行为人会选择对外投资。人民币资本项目虽然不可兑换，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宋文兵，1999；李庆云、田晓霞，2000）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内投资需求不足的事实。因此，综合以上情况，可以判断出当前的储蓄并不能有效地转化为资本，储蓄增长和投资增长的矛盾确实存在。
4.由于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国内储蓄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对已经从资源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的中国宏观经济来讲，出口需求的增长和FDI 的进入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如果一个经济过多地依赖外部经济，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分配将更加复杂，构成内外经济利益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占GDP 的比重一路上升，从1978年的9.8%飙升到2003年的60.4%，已占到GDP 总额的近三分之二。作为一个大国，如此大的外贸依存度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随着外贸出超的积累，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截至2003年已高达4032.5亿美元。高额外汇储备背后蕴藏着如下两个事实：第一，外汇储备背后对应的是贸易顺差，而贸易顺差背后反映的是中国每年有大量的剩余资源借给其他国家使用；第二，如果我们把外汇储备投资到国外，比如购买美国的国债，其投资收益率一般较低。但是相反，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增长很快，并且收益率较高，外国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回报大大高于中国外汇储备在国外的投资回报，导致利益的流出。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我们在内外储蓄资源的利用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相对于经济发展的需求来讲是不足的，因此引进外资是合理的。但是，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储蓄过度，导致经济的动态无效（袁志刚、何樟勇，2003），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大量的FDI ，而且是越多越好？原因是FDI 对当前中国经济来讲，不仅带来资金，而且带来具体的项目，带来科技创新，带来先进的管理，带来知识产权与品牌，带来国际市场。一句话，FDI 的生产函数曲线大大高于国内资本的生产函数曲线，也就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收益率高于国内投资的收益率。
5.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引入，中国经济的微观效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由于社会公平机制建设一定程度的滞后，导致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构成社会贫富矛盾，最终将影响中国经济的宏观效率。
综上所述，在这一轮经济增长背后，各类矛盾也在进一步发展，需要我们重视，当前中国经济的波动已经不是简单一句过热或者过冷所能够概括的。
如何分析当前的增长与矛盾
从上述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增长背后的矛盾展开来看，这一轮中国经济增长和波动确实有别于中国以前的经济增长轨迹，也有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和波动的轨迹。
首先，从短期经济周期波动的角度来看，这一轮经济增长是在1997年我国经济由资源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之后出现的，除少数中间产品之外，整个经济处于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状态。因此，这一轮的经济增长只是将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推回到潜在经济增长的位置上，增长是可持续的。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由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土地减少加剧、能源消耗加大，环境污染严重，中国最终还没有摆脱资源约束的困境，承受不了过快的增长速度。其次，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投资主体中的地方政府投资和国有投资还带有明显的非理性色彩；民营经济的投资由于信息的非充分性而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投机性。这样的投资行为就可能导致生产能力的重复建设，如不加以调控可能会出现进一步因总供给能力过剩而产生的通货紧缩。
除了上述对当前宏观经济波动做出的一般性回答之外，我们认为，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的问题根源在于上面给出的深刻的内在矛盾。
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是在国内我们已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国际上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条件下实现的，因此中国在21世纪融化和城市化于一炉的发展要求和全球经济资源在比较优势原则下进行合理配置要求之下的产业大转移是我们理解中国这一轮经济波动的关键所在。但是，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其背后的潜台词是以全体劳动要素的低收入为代价，尤其是大量的转移劳动力，由于缺乏社会保障和其他福利，虽然其竞争优势明显，但其收入增长有限所带来的后果（比如影响全体居民收入的增长和消费的增长）最后必然会导致宏观经济上的矛盾现象。
在推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各地政府在追求政绩的动机下，以更低的商务成本吸引外资，扭曲要素价格信号，尤其是劳动要素的价格信号，重复建设、产业同构，过度竞争，其结果一方面是居民收入提高有限，另一方面是居民最终消费品的供给过剩，后续的经济增长只能靠进一步的投资来推动。没有本地或本国居民消费作为支撑点的经济增长，其结果必然要导致通货紧缩压力的发展。
在消费增长缓慢，通货紧缩持续的情况下，为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宏观金融方面的政策又是不断地降息，尤其是居民的存款利率，但是居民的存款利率的不断下降，加之证券市场的疲软，居民在财富收入方面损失十分巨大。我们的另外一项研究表明，1997年以来中国居民财富收入的增长为负数，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之间的矛盾。过低的利率（尤其是通货紧缩结束之后利率变成负利率）和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到位的银行非理性行为一起导致了2002年以来贷款的波动，构成投资的进一步扩张，使宏观经济中消费增长和投资增长的比例进一步严重失调。
自中国加入WTO 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发展，资源配置在更大的范围内优化，这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劲动力之一，是必须肯定的。从当前的发展阶段来看，我们必须扩大开放，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加速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但是，如果我国经济一直依靠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我们就会将大量的经济利益转移到国外，随着对世界经济依赖度的提高，我们没有办法充分享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这一轮经济增长和波动以工业增长为主，以投资拉动为主，以城市建设为主，以中间产品价格上涨为主，最终产品需求的增长跟不上投资的增长和对中间产品需求的增长，第三产业的增长跟不上制造业的增长。
因此，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能完全依赖于外部世界，而应该立足于本国。从短期看，就是要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改变政府职能，有效实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尽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同时建立较完备的社会公平机制，如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并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完善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机制，减少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的矛盾。从长期看，就是要坚持科教兴国战略，尤其是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战略。只有当中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大幅度提高，我们才有可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放弃劳动力低价优势，我们的产品才有可能提高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我们才有可能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居民的收入提高才能与GDP 的增长保持一致，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我们才有可能立足于有利的地位，从而保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