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南朱仙镇的商业
——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关键词]朱仙镇；关帝庙；山陕会馆；捐资
[摘 要]朱仙镇是清代著名商镇之一。其兴起约在明代中后期，康熙、雍正年间迅速，乾隆年间达到鼎盛，全镇商人商号数量超过千家。在该镇汇集的商品除相当部分供应省城开封之外，流通范围大致可覆盖河南北部的开封、归德、彰德、卫辉等府。
On Commerce of Zhuxian Town of Henan Province in the Qing Dynasty
——A Case Study by the Inscriptive Materials in Shanshan County Guild Building
Key Words: Zhuxian Town; Ouandi Temple; Shanshan County Ouild; subscription
Abstract:Zhuxian Town was one of the famous commercial towns in the Qing Dynasty. It rose in the [ate Ming Dynasty, developed rapidly between the years of Kangxi and Yongzheng, and reached the zenith in Qianlong years. At that time, the amount of town's firms exceeded one thousand. The goods that gathered in the town, besides supplying Kaifeng, cir- culated in the north area of Henan Province.
朱仙镇是清代著名商镇之一，属河南开封府祥符县。《祥符县志》记载：“朱仙镇，天下四大镇之一也。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由广东佛山镇至湖广汉口镇，则不止广东一路矣；由湖广汉口镇至河南朱仙镇，则又不止湖广一路矣。朱仙镇最为繁夥，江西景德镇则窑器居多耳。”[1](卷九《市集》)①民国年间开封试验区编辑的乡土教材《岳飞与朱仙镇》，依据采访调查对该镇的商业做了一些回溯性记载。[2]除此之外，有关该镇商业状况的资料十分有限。
关于朱仙镇的研究，笔者所见有李长傅先生的《朱仙镇地理》[3]和邓亦兵先生的《清代的朱仙镇和周家口》[4]两文，但由于资料限制，均觉过于简略。作为清代四大商镇之一，朱仙镇的商业繁荣到底达到什么程度?其商业结构与商业规模如何?我们还是所知甚少。笔者于1999年和2004年先后三次前往朱仙镇，在该镇山陕会馆院内(现为朱仙镇木版年画博物馆)收集到一批该会馆扩建、重修的碑铭②，对我们具体了解清代朱仙镇的商业规模和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本文主要依据这批碑文资料，并其他，对朱仙镇商业进行个案考察。
一
朱仙镇在开封西南45里，宋代为军事重镇。相传南宋绍兴十年(1140)岳飞大败金兀术于此，镇内建有岳王庙，历代奉祀。不过宋代该镇商业并不发达，熙宁十年(1077)全国商税、酒税统计中均未列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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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明清时期河南商业城镇的个案考察”系列研究之一，已完成的个案有《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史研究》2003年第l期)、《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镇》(《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清代河南赊旗镇的商业》(《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等。
① 光绪志的这段文字估计应是抄自前志，即乾隆四年刊行的《祥符县志》。因为光绪年间朱仙镇的商业已经衰落，不可能有这样的记述。为此，笔者特地查阅了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以及国家图书馆三处所藏乾隆《祥符县志》，遗憾的是这三处乾隆志的“市集”部分均有缺页，故未能查到原出处。
② 笔者2004年的调查得到河南省供销合作总社孙立坤主任的大力协助与精心安排，河南省供销合作总社贾延敏同志、开封市供销社陈文东主任、开封县供销社尚新洲主任等亲自陪同前往，特此致谢。
朱仙镇在上的崛起，与明代中叶贾鲁河的修浚密切相关。贾鲁河发源于开封府荥阳县，经朱仙镇过尉氏、扶沟、西华等县，至周家口与颍水合流，东南入安徽境，于颍州府正阳镇人淮河。据考证，贾鲁河下游即宋代之蔡河故道，上游原名孙家渡河。由于汴河淤塞，河南没有对外联系的水道，嘉靖六年(1527)左都御史胡世宁建议疏浚贾鲁河，至九年五月完工，从此贾鲁河成为一条沟通河南与江淮的通航水道。[3][4]隆庆年间刊行的商书《天下水陆路程》记有从淮安至开封的水路，这条水道由淮安经洪泽湖人淮河→经凤阳府、寿州至正阳关纳税后入颍河→溯颍河西北行，经颍上、阜阳、太和等县人河南→再130里至周家店(即周口)→从周口转贾鲁河北上200里至朱仙镇→在朱仙镇起车，陆路40 里至开封。[5](卷五《淮安由南河至汴城水路》)万历年间的奏报称：“今自正阳至朱仙镇舟楫通行，略无阻滞。”[6](卷四一六)
据《岳飞与朱仙镇》一书记载，朱仙镇最盛时面积达120平方里之广。该镇寨墙建于同治元年(1862)，初为土墙，后改建砖墙，所用材料多拆自庙宇。此时朱仙镇商业已经衰落，面积不及原来的1／10。贾鲁河穿镇而过，自北而南长约三里。朱仙镇商业街市以贾鲁河为界分为东西两镇：“东镇之重要市街曰顺河街、曰杂货街、曰曲米街、曰油篓街，街俱南北行；曰晓先街、曰炮房街，街俱东西行。”其中杂货街多南北杂货，曲米街多米麦商铺，炮房街多爆竹作坊，油篓街多油业行店，顺河街、晓先街则为普通商号，尤以杂货街为最盛。“西镇之重要街市南北行者曰顺河街、曰西大街、曰保元街；东西行者曰估衣街、曰京货街。京货街多苏广时货，估衣街多估衣店及当铺，顺河街、西大街、保元街则为普通商店”。清代前期东镇繁盛远过西镇，中叶以降黄河屡屡决口，因东镇地势较低，商铺逐渐西迁，多集中在西大街、估衣街、京货街等处。[2](p121,124)
朱仙镇内有清代商人所建会馆，俗称关帝庙。民国年间的记载称该镇有两座关帝庙：一座与岳王庙毗连，合称关岳庙；另一座俗称小关帝庙，又称山西会馆，其建筑有正院、正殿，后院和西院，曾为区公所和镇立小学所在地。二者均为山西商人所建。[2](p137,141)不过据笔者调查，其中前者系山陕两省商人所共建，当为山陕会馆；①后者可能是山西商人单独建立，故称山西会馆。这两座关帝庙保留下来的只有前者，《岳飞与朱仙镇》一书对其有较详细的描述：“关岳庙位于镇之西北部，二庙相与毗连，东曰关庙，西曰岳庙。……关庙为前山西商帮所建，庙宇宏大，建筑雄伟为全镇冠．庙之前门高耸，绿瓦红墙，俱为琉璃质所造。门前石狮蹲于两旁，复有蟠龙铁旗杆竖立其上……杆重二万余斤，高约五丈，为陕西同州府天平会于乾隆四十五年所献。门外有戏楼与庙对峙，题曰‘悬鉴楼’，建于嘉庆六年，建筑宏丽几于庙并。”“进大门有亭对峙，左曰鼓楼，右曰钟楼，惟钟鼓久废。再进乃一木牌坊，有字曰‘明假万方’，牌坊系一巨柱雕成，雕工精丽，全镇罕有其匹。再进有东西厢房八间，耳室四间……中为关庙正殿。”“正殿后复有东西厢房八间，耳房四间……最后为春秋楼……高埒正殿，耸立云霄。檐下有石柱四，高逾二丈，大可尺许，柱基为石刻物，外二者为石狮，内二者为鳞马，雕刻工整，状貌奇特，故正殿及春秋楼皆为镇中之巨大工程。”[2](p137～139)
笔者于1999年前往调查时，上述记载中的戏楼、钟鼓楼、春秋楼、牌坊和铁旗杆都已不见踪迹，不过其主体建筑还基本保存，仍可大致窥见当年的概貌。会馆建筑位于岳王庙东侧，坐北朝南，大门额题“大关帝庙”四字，门前有一对石狮左右雄踞。会馆建筑现存两进院落，走进大门，一条甬道直通大殿，东西两侧各有廊庑数间；大殿为五开间，匾额高悬，上书“春秋宝殿”四字。大殿东侧有一月亮门通第二进院落，院内草木葱茏，进深略小于前院；靠西墙和北墙各有几间平房，看上去像是会馆的旧建筑。十分庆幸的是，笔者在会馆前院和大殿后墙的地上发现了一批有关该会馆扩建、重修的碑铭，计有康熙三十三年《新建山门戏台碑记》和《□□春秋祭神□满□贶记》，康熙《关□□宫重修碑记》，雍正十一年《起建大殿重修山门筑楼碑记》和《山西平阳府翼城县众商创建牌楼碑记》，乾隆三十三年《重修关帝庙碑记》和《本庙全图》，乾隆四十年《移修舞楼碑记》等。其中《关口口宫重修碑记》落款仅能看出“康熙”二字，具体年份辨认不清。该碑记中云：“于今政六十年，岁月积深，沧桑多变，栋字墙垣半为风雨……焕然重新，视旧规而扩大之。”从“今政六十年”推论，此次重修当在康熙六十或六十一年。此外，还有一块《典衣铺捐施姓名碑》落款为“壬寅仲冬”，另有一块《捐款碑》无年代记载。上述碑铭显示，该会馆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曾多次扩建和重修。不过，其中未见到会馆的创建碑，据《祥符县志》记载，朱仙镇关帝庙为“康熙十四年建”[1](卷一二《祠祀志》)，或许这就是会馆的创建时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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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在该会馆院内收集到的碑铭中有陕西商人的捐款，故可以肯定该会馆应届山陕二省商人所共建。实际上《岳飞与朱仙镇》一书也记载了关帝庙门前的铁旗杆为陕西同州府商人所捐。
朱仙镇山陕会馆的历次扩建和重修都采取集资的方式。依据碑铭资料，我们可以对该镇商业的发展脉络得到一些更为具体的认识。
康熙年间，朱仙镇山陕会馆至少进行了两次扩建重修。第一次是康熙三十三年添建山门和戏台，《新建山门戏台碑记》没有捐款记载，不过那块无年代的《捐款碑》很可能就是这次的集资。①该碑共镌有400余家商人名号及其捐资额，其中既有人名也有商号名称。此次集资“共收银二百五十九两六钱一分，共使银二百八十四两五钱三分”。400余人共捐银250余两，平均每人还不足1两；其差额部分20余两，当是以会馆原来的积累补足的。第二次是康熙末年的重修，“妆金大殿、前后门、过厅、闪屏”等项工程的“木料、砖瓦、颜料、石碑、各色工匠等”共用银190两7钱。“重修关帝庙捐财姓氏”镌有捐资商人170余，共捐银182．96两，平均每人1两零。其中会首刘守志捐银最多为10两，其他各会首分别捐银4两、3两、2两。除各商捐银之外，还“使过会内银柒两柒钱肆分”，合计190．7两。从以上两次集资数额可以看出，康熙年间朱仙镇商人的经济实力还十分有限。
雍正元年夏秋季节黄河决口，由贾鲁河南下，“朱仙镇人烟稠密，河身浅狭，遂致漫溢，镇上房屋多被惨毁”[2](p130)。这次水灾显然使康熙末年刚刚重修的会馆建筑受到很大破坏，故山陕商人再次捐资，于雍正十一年起建大殿，重修山门，并新建了牌楼。此次会馆重修的集资未见记载。不过，翼城县商人还单独捐资修建了一座牌楼，《山西平阳府翼城县众商创建牌楼碑记》碑阴所镌参与集资的商人计有340余人，共捐银860余两，平均每人2两零。其中捐银最多的一笔为40两，系李诚安蓭子与史中兴叔侄两家4人合捐，个人捐银最多者则为23两。从此次集资可以看出，雍正年间朱仙镇商人的实力比康熙时已有明显增长，而翼城商人应是其中人数和实力较强的商帮之一。
乾隆二十六年七月黄河再次决口，“夺溜贾鲁河，朱仙镇再遭水灾”[2](p131)。灾后不久，山陕商人又一次对会馆进行重修，于乾隆三十三年告竣。此次重修是该会馆规模最大的修建工程，参与集资的商人商号数量超过千家，共捐银9 780余两，实际支出为9 910余两。乾隆三十三年《本庙全图》碑开列了此次重修的各项开支，我们将其列表如下，请参见。
稍后，山西大板烟号众商又单独捐资，将原来位于照壁外的戏楼移建到照壁之内。乾隆四十年《移修舞楼碑记》言：“山西大板烟号捐积银两，移建戏楼，而今完工告竣，书名勒石，各号施银开列于后。”该碑所镌参与集资的商号共计17家，捐银2 389两，其中捐银最高的元泰和为760余两，元隆昌、义盛泰两家也都超过500两。此项捐款全部用尽仍有缺额，“酹神、献戏、悬匾、勒碑”等项，系由各商号“各出心愿，多寡捐资”加以解决的。表2是该碑所列移建戏楼的各项开支，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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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雍正十一年《起建大殿重修山门筑楼碑记》也未见捐资名号，不过当年仅修建牌坊一项翼城县商人就单独集资860余两(详下)，故集资总额当不止250余两之数。
乾隆中叶会馆的两次修建工程总计耗银达12 300余两。可以看出，此时朱仙镇的商业规模大大超过清初，山、陕商人的经济实力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此外，乾隆四十八年会馆新铸铁钟一口悬挂于钟楼。该钟铭文记载其原委称：会馆铁钟原造于康熙年间，“名曰青云，重千余斤”，至乾隆时已破敝不堪。因会馆“钟、鼓二楼业已告竣，独惜钟破声哑，悬挂无益。于是添铁捐价，复聚成新，响遏云霄，无远弗届”。此次重铸铁钟会首为永升典，参与捐资的商人商号计有30余家，惟集资金额不详。①
以上我们分别考察了贾鲁河的修浚和山陕会馆的修建过程，从中可大致梳理出朱仙镇商业的发展脉络：朱仙镇商业以贾鲁河的修浚为契机，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开始兴起。明末清初华北平原饱受战乱天灾，朱仙镇恐怕也不能幸免；康熙、雍正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复苏，大批商人涌人，该镇商业开始迅速发展，汇聚该镇的商人商号达数百家，但规模尚属有限。乾隆年间朱仙镇商业进入鼎盛时期，不仅商人商号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显示出雄厚的财力。
道光二十三年朱仙镇再次被水，“迨水退之后，淤沙深七八尺，甚者或至逾丈，商品全被浸没”[2](P132)。此次受灾之后未见会馆重修，估计此时朱仙镇商业已大不如前，山、陕商人无力对会馆进行修缮了。光绪十三年黄河再次决口，使贾鲁河河道淤浅，航行困难，朱仙镇商业更趋衰落。
二
以上考察我们看到，乾隆至道光中叶的100年间是朱仙镇商业的鼎盛时期。下面，我们依据这一时期的资料对该镇的商业做进一步的考察。
乾隆年间朱仙镇重修关帝庙是各行商号共同参与的。乾隆三十三年《重修关帝庙碑记》和《本庙全图》两碑镌刻有参与集资的商人名号，其中有按行业开列者，如“杂货行”、“铅丹行”、“缨帽行各号”、“黄白酒馆”等；有按地域开列者，如“曲沃县各号”、“绛州各号”等；还有兼及地域和行业者，如“仪封县典当”、“汴城杂货铺”等。两碑合计，参与此次集资的商人商号达一千二三百家②，共捐银9 780余两。其中捐银最多者200两，最少者仅1钱；从各商捐银数额看，其集资方式可能既有抽厘，也有认捐。③表3是依据上述两碑所镌捐资商人名号按行业所作的统计，请参见。
由上表可见，杂货、典当、粮食、烟草、服饰等业是构成朱仙镇商业的主要内容，下面我们分别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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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铁钟现存于山陕会馆隔壁的岳王庙内。
② 其中列有商人商号的1129家，此外还有一些行业性或地域性的共同捐款，如“祥邑众当商”捐银1100两、“桐油会”捐银20两、“收绛州各号修拜殿银”229．77两、“收翼城县修牌楼银”200两、“收陕西修财神殿、钟鼓楼银”165两等，这些行业性、地域性的集资，参与商号少则数家、十数家，多者或有数十家。故实际参与集资的商人商号估计可达一千二三百家。
③ 抽厘或是认捐，从捐资数额可明显区分。认捐一般都是整数，柚匣则即便数额较大仍有尾数。
杂货业是此次重修会馆中捐资最多的行业，当也是朱仙镇商业中最重要的行业。参与集资的杂货业商号计有杂货行11家、京货行30家、杂货铺58家(见表4)。据笔者以往的考察，河南杂货业经营的商品主要有南方所产的绸缎、布匹、糖、纸张、茶叶、瓷器以及本地出产的粉皮、金针等农副产品。[7][8]所谓京货当专指南京、苏杭一带所产商品。一般而言，杂货行当以批发为主，杂货铺以零售为主。不过从捐资金额来看，各商号之间规模悬殊，似不可一概而论。如杂货行的11家商号中抽厘最多者86两，最少者22两；京货行30家商号的捐款中可能既有抽厘也有认捐的，出资多者20余两，少者四五两，最少的仅3钱。朱仙镇的32家杂货铺中抽厘最多者为44两，最少者为1两，其中有不少捐资超过京货行所属商号，不排除会有一部分兼营批发业者。至于26家“汴城杂货铺”当是省城开封的商铺，它们应是由朱仙镇进货的，故也参与了此次集资；其中捐银最多者4两，最少者为5钱，大多为2两或3两。
粮食是朱仙镇商业经营的大宗商品之一。表3所列59家粮食业商号中计有白米行6家，米号5l家，经营杂粮的六陈行只有2家。河南产稻不多，朱仙镇汇集的大米估计是从南方输入，由周口转贾鲁河北上的。在周口山陕会馆的集资中我们也见到白米行的捐款[7]。河南百姓一般以杂粮、小麦为主食，朱仙镇的大米应主要是供应省城的，在开封山陕会馆的集资中，朱仙镇米商的捐款占有重要地位①。此外，酒曲当也是朱仙镇经营的商品之一。乾隆年间河南巡抚尹会一的奏报称：“豫省本系产麦之区，每至收成，西商挟其厚赀在于码头集镇开坊踏曲，如祥符之朱仙镇、陈桥，陈州府之周家口 ……等处，皆渊薮也。”[9](卷三《禁止贩曲》)
烟草是朱仙镇商业经营中的又一大宗商品。河南引种烟草较晚，朱仙镇汇集的烟草估计是从山西输入的。山西平阳、汾州、潞安等府及保德州均产烟草，尤以平阳府曲沃县为最。该县烟草种植始于明代，“乡民张时英自闽中携种植之”，乾隆年间加工炮制旱烟的烟坊已遍及城乡，城关、侯马、曲村等镇征收烟税达230余两。[10](p232~241)乾隆三十三年《重修关帝庙碑记》所镌参与集资的烟业字号计有16家，其中社塘烟号9家公捐420两，大板烟号7家公捐200两，合计620两。其后，仅相隔数年山西大板烟号众商再次集资移建戏楼。与前次不同，此次集资采用的是抽厘方式，乾隆四十年《移修舞楼碑记》所镌参与抽厘的大板烟号有16家，共抽收厘金2 321两零。此外，元泰和、元隆昌、义盛泰、天润号四家商号又公捐68．18两修建石柱木栅，其中天润号不在抽厘商号之列，实际参与此次集资的商号为17家。表5为乾隆年间朱仙镇烟业两次集资商号的对照，请参见。
从表5乾隆三十三年的捐资额可以看出，社塘烟号的规模比大板烟号大得多。我们在周口、洛阳以及山东聊城等地山陕会馆的集资中，也见到其中不少商号的捐款，这些商号应属行商，其总号可能设在山西，每年往来经营于河南、山东等地。如在嘉庆十四年聊城重修山陕会馆的集资中，公信凤抽厘1 212．52两，大魁和为977．03两，偕义麟为953．46两；在嘉庆二十二年聊城《山陕会馆接拔厘金碑记》所镌360余家商号中，公信凤排名第一，五年共抽厘430．52两，以1‰的抽厘率折算，年经营额为86 000余两；大魁和、偕义麟、天成笃、久成虹等商号的年经营额也都在万两以上。在道光年间周口山陕会馆的集资中，公信凤、敬盛允、大魁和等三家字号在行商抽厘碑中均列在杂货行下，可能除烟草之外它们还经营其他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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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治三年《重修后道院记》，碑藏开封市山陕甘会馆。
比较表5中两次参与集资的大板烟号，后者的数量远超过前者，估计这些字号应是新增商号。各商号的抽厘金额大体可印证这一推测，如元泰和、元隆昌、义盛泰、北永盛等抽厘均为数百两，兴顺号、田义和两家也在50两以上(参见下文表6)，这些都是乾隆三十三年碑中的老字号；而新增各号的抽厘金额只有数两或十数两，最少的一家仅4钱5分，它们很可能开业只有两三年，甚至刚刚开业。乾隆三十三年碑的老字号在乾隆四十年碑中未出现的只有“顾永盛”一家，不过新增的许永盛、杨永盛、南永盛三家可能是它的分号，当然也可能是转手他人经营了。
表6所列是乾隆四十年《移修舞楼碑记》所镌大板烟号抽厘金额的统计。此次移修戏楼与重修关帝庙仅相隔数年，其中抽厘较多的商号又都参与了前一次的集资，故我们推论此次集资时间是在关帝庙竣工之后，即乾隆三十三年至四十年之间，最长不过7年。参与抽厘的大板烟号共计16家，抽收厘金2321．6两，7年平均每年抽厘331两零。该碑未记载抽厘率，如果按1‰的抽厘率折算，其年经营额为33万余两；按2‰的抽厘率折算，则年经营额为16万余两。①其中元泰和、元隆昌、义盛泰、北永盛等商号年经营额都在万两以上。前已述及，这16家商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新开业的，其参与抽厘可能只有两三年或者更短，按7年平均实际上会低估其经营规模。又，社塘烟号的经营规模当超过大板烟号，二者合计，朱仙镇烟业的经营规模至少可达33—66万两，若从高估计，则可能达到50—100万两。
朱仙镇服饰业中数量最多的是缨帽业，计有缨帽行40家，捐银587．34两；缨帽铺8家，捐银59．06两，合计为646．4两。所谓缨帽，主要为官僚士子所需要，其销售方向当以省城开封为主。与缨帽业的兴盛形成明显反差的是，参与集资的绸布业商号只见到梭布店3家、缎店1家，共捐银50余两。梭布、绸缎当来自江南、苏杭，绸布业商号如此之少，估计是由于布匹绸缎归杂货行、京货行经营的缘故。此外，该镇经营旧服装的店铺也相对较多，乾隆三十三年碑所镌参与集资的估衣铺有18家，共捐银180余两。
典当业也是朱仙镇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朱仙镇作为河南北部最大的商业中心，业的是其商业的重要保障。从前文表3可见，典当业在此次集资中捐款1 320余两，占总额的13．59％，仅次于杂货业，排名第二。表7是乾隆年间重修关帝庙典当业的捐资统计。其中“祥邑众当商”捐银1 100两，占全部捐款的80％。所谓“祥邑众当商”即祥符县当商，除朱仙镇本镇之外，还应包括省城开封的当商，他们资本雄厚，又与朱仙镇有频繁的生意往来，故捐资最多，但商号数不详。此外，参与集资的还有开封府属各县以及归德府睢州和山西平阳府曲沃县的当商，共计44家，这些捐资商号显然都与朱仙镇有生意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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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所见山陕会馆的抽厘率有1‰、2‰、4‰和万分之三等数种，其中后2种较为罕见，故舍弃不取。
乾隆年间参与集资的商人商号还有：麻号8家，捐银164两；铁货铺10家，捐银122两；“众茶字号”20家，捐银100两零；铅丹行4家，捐银80两；煤灰厂33家，捐银70余两；桐油会捐银30两等等。这些商货除煤为河南所产外，大多是从外地输入的。其中茶叶、麻、桐油等当来自南方，铁货当来自山西。潞安、泽州二府是山西的铁冶中心。开封府鄢陵县的记载称，“铁器自河内清化镇来”[11](卷九《风俗》)；山东市场上的铁货也有不少来自清化[12](p360)。清化镇属怀庆府河内县，地处山西南部潞、泽二府人豫的必经之路，“界连晋省，商贾云集”，也是清代河南的重要商镇之一。不过该镇并不产铁，由清化镇转运的铁货实际为山西所产。此外，参与集资的“众茶字号”20家，在表3中我们将其归人饮食业，它们也可能不是茶馆，而是经营茶叶的商号，那么其销售方向应主要是开封了。
手在朱仙镇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其中以皮毛业和版画业为最。皮毛制造是该镇重要的手工行业，全镇共有羊毛字号31家、皮房251家、毡帽作坊8家。皮毛业向为陕西商人所擅长，赊旗、洛阳的皮毛业均为陕西商人所经营，[8]朱仙镇估计也是如此。朱仙镇木版年画与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年画等齐名，是清代四大版画之一，尤以红纸门神最著。民国时的记载称，“红纸门神尤为镇中特产……往昔盛时业此者三百余家，出品盛销于邻近各省，大有独占市场之势”；民国年间此业已衰，但仍有红纸业作坊20余家，门神商店40余家。[2](p125~127)乾隆年间参与捐资的门神作坊共有14家，抽厘金额100两；众工匠另外捐银60两，合计为160两，这一数额超过251家皮房的捐资总额147两。看来，此时朱仙镇版画业虽然还未达到颠峰时期，但其规模和经济收益已属可观。特别是工匠捐银数额竟高达店主的3／5，一方面反映了从事版画业的工匠人数众多，同时也显示出他们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
三
前已述及，乾隆三十三年《重修关帝庙碑记》和《本庙全图》两碑所镌商人名号中既有按行业开列者，也有按地域开列者。其中，可区分地域的商人商号有399家，占总数的35％，其捐资约占总额的39％。这部分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些可资的信息。表8是依照地域划分对两碑所列商号进行的重新统计，请参见。
从表8可见，山西商人主要集中在乎阳府和绛州，这些地点应是山西商人的籍贯所在。其中以曲沃县商号数量最多，共124家，捐资513两零；绛州商号82家，捐资290余两，另外还捐有“修拜殿银”229两零。此外，翼城县商人也是朱仙镇的重要商帮之一，雍正年间该县众商曾单独集资修建牌楼，参与捐资者达340余人；乾隆三十三年碑中虽然列名商号只有4家，但翼城商人还另外捐有“修牌楼银”200两。在前面的考察中我们看到，曲沃县是山西著名的烟草产地，该县商人可能以经营烟业为主。又据黄鉴晖先生研究，翼城和太平县商人多经营布业。翼城县布商在京师、通州都建有会馆，京师的晋翼会馆建于雍正末年，通州的会馆建于乾隆四年。太平县布商则多活跃于陕甘一带。[10](p247～252)陕西的35家商号中有34家来自同州府朝邑县，此外陕西商人还另外捐资450余两作为“修财神殿、钟鼓楼”和“修匾对”之专款。朝邑、大荔两县商人多经营皮毛业，赊旗山陕会馆的铁旗杆就是朝邑县毡坊、大荔县皮坊等商人捐资3 000余两铸造的[8]。朱仙镇的陕西商人可能也多从事此业。
表8显示，参与集资的还有不少是来自河南本省的商号。除省城开封和朱仙镇所在的祥符县之外，开封府属各州县以及河南府登封县，归德府睢州、柘城县等，共有64家商号参与了此次集资，其中有40家即前文表7中的典当商。河南本地人口经商者不多，特别是典当业向为晋商所垄断，故这些商号也应是山西商人在河南开设的，并与朱仙镇有频繁的贸易往来。换言之，汇集于朱仙镇的商货除相当一部分供应省城开封之外，其流通范围还包括开封府属各县以及归德、河南等府的部分州县。又据《林县志》记载：该县“磁器自朱仙镇来……瓦器自彭城来”[13](卷五《风士志》)。林县属彰德府，位于河南最北部，与山西、直隶二省相邻．彭城镇属直隶磁州，为北方著名的陶瓷产地，但产品不如江西景德镇所产精致。从朱仙镇转运而来的瓷器，估计是从南方瓷器产地景德镇等地输入的较高档的瓷器。既然林县瓷器由朱仙镇转运，朱仙镇的商品流通范围当也可覆盖河南北部卫辉、彰德二府的其他各县。
另一份可资参考的资料是“壬寅仲冬”《典衣铺捐施姓名碑》。清代前期“壬寅”年共有三个：康熙元年、康熙六十一年和乾隆四十七年。其中康熙元年可以排除，故该碑年代或为康熙六十一年，或为乾隆四十七年；从该碑保留状况分析，笔者估计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些。该碑所镌捐资商人60余，共捐银120余两。表9是典衣铺捐资商号的地域分布统计。该表显示，参与集资的典衣铺的分布范围涉及河南的开封、彰德、卫辉、陈州四府以及山西的蒲州、平阳、太原、潞安四府和绛、解二州，共10余州县。所谓“典衣铺”从字面理解应是经营衣服等小件物品典当质押的店铺，其经营规模不会太大，这从各商捐银数量可得到证实。由于经营规模有限，其流通范围也不会太大。也就是说，该碑所镌参与集资各商的地域范围，反映的应是朱仙镇商品流通的基本范围。不过，颇令人费解的是这些典衣铺有不少远在山西，他们之参与朱仙镇的集资似与经营规模不符，姑且存疑。
四
以上，我们利用实地调查收集的山陕会馆碑刻资料，对朱仙镇的商业脉络、商业结构、商品来源及流通范围等进行了考察。考察显示，朱仙镇商业以贾鲁河的修浚为契机，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开始兴起；清康熙、雍正年间该镇商业发展迅速，汇聚的商人商号已达数百家，但其经营规模似还有限；乾隆年间朱仙镇商业进入鼎盛时期，不仅商人商号数量超过千家，而且经营规模也明显扩大。道光二十三年朱仙镇再次被水，此次水灾对该镇破坏很大，终成为朱仙镇商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朱仙镇的山西商人来自平阳、绛州、太原等府，陕西商人主要来自同州府，尤以山西平阳府曲沃、翼城等县及绛州商人为多。杂货、典当、粮食、烟草、服饰等业是构成朱仙镇商业的主要内容。汇集于朱仙镇的商货中，绸缎、布匹、大米、茶叶、瓷器、桐油等来自江浙、安徽、江西等省，烟草、铁器来自山西。这些商品除相当一部分供应省城开封之外，其流通范围包括开封府属各州县以及河南北部的归德、彰德、卫辉、河南等府的一部分，或许还涉及山西南部的部分地区。
除山陕商人之外，清代活跃于朱仙镇的还有安徽、福建等省商人，可惜我们尚未找到相关资料。更详细、更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资料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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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沈传义等．光绪祥符县志[Z]．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2]开封试验区教材部．岳飞与朱仙镇[M]．开封：1934．
[3]李长傅．朱仙镇地理[J]．史学月刊，1964，(12)．
[4]邓亦兵．清代的朱仙镇和周家口[J]．中州学刊，1988，(2)．
[5]黄汴．天下水陆路程[M]．杨正泰校注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6]明神宗实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许檀．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J]．史研究，2003，(1)．
[8]许檀．清代河南赊旗镇的商业[J]．历史研究，2004，(2)．
[9]尹会一．抚豫条教[M]．光绪五年刻本．
[10]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M]．太原：山西出版社，2002．
[11]苏源生．鄢陵文献志[Z]．同治四年刻本．
[12]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
[13]杨潮观．乾隆林县志[Z]．乾隆十七年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