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全球化时代的中西方文化传播
“和而不同”不仅可以表现在世界上国与国的交往中，同时也可以体现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甚至同一个城镇的不同民族的文化中。如中国新疆伊犁地区有个叫特克斯的县城，城北有个基督教教堂，西边是个典型的伊斯兰教清真寺，南边有一个地道的喇嘛教寺庙，东边有一个正宗的道观。在城的集市上可以看到，出售维吾尔英吉莎小刀的刀把上系着具有浓郁汉民族文化的大红中国结，维族妇女除少数年长者出门仍蒙上面纱外，大多妇女出门都穿上了汉族的时尚服装。大家和睦相处，互通有无，体现了边疆地区多民族繁荣团结景象。
2002年是中国的马年。在马年的正月初三，又是西方的“情人节”。在北京，原价1.5元一枝的普通玫瑰涨至8元，一种从荷兰引进的“咖啡色玫瑰”每枝卖到25元。细心人发现，即便没有“情人节”的因素，北京人过节在保持传统民俗的同时，也多了几许“洋”味。一方面，中国结、大红灯笼挂满大街小巷和商店、饭店的店堂，春联贴进居民小区，唐装盛行，窗花、剪纸装点市民窗户，民俗庙会依然火爆；另一方面，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生意兴隆，“巧克力”、“大腰果”等“洋食品”俏销，压岁钱由人民币换成了欧元，“洋庙会”开始向传统庙会“叫板”。就连京郊延庆县也搭起了“洋戏台”：充满异域风情的狂欢巡游和乌克兰国家歌舞团的演出，春节期间吸引了众多的城里人。这种中西方文化通融巨变是相反的作用力向两极延伸：一极是不断地融入全球化，一极是民族自我的重新回归。这种心态在马年春节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和而不同”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它的基础首先是有“不同”，只有有了“不同”，经过交流、沟通和协调，才可能达到相融、和谐的境地。产生“不同”，有方面的原因，也有历史、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原因。以记者对新闻价值的认识为例：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对中国记者职业意识的调查(1997年)和美国学者戴维·Ｈ·威沃尔与Ｇ·克里夫兰·沃尔特对美国记者职业功能角色的调查比较，发现中美两国新闻工作者对“何者为最重要的新闻价值”这个问题的判断相去甚远。中国新闻记者判断新闻价值最主要的标准是：与人民生活的相关性。中国记者既注重报道党和政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注重报道与人民息息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新闻。而美国新闻记者最推崇的新闻价值是接近性。他们认为最佳作品主要是人类共同感兴趣的故事及社会新闻。如关于州政府、地方政府的新闻、犯罪新闻、新闻、名人报道、事故与灾难新闻等。在中美新闻文化的表现形态上，就不免表现出传媒内容上的明显差异：中国新闻突出国内新闻、国际新闻、批评揭露性报道等“硬新闻”，美国有国际新闻减少、传媒趋向本土化、“软新闻”大量增加的发展态势。
对待同一件事实，由于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评价结果。如美国《时报杂志》最近对日本、中国、韩国、新加坡、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等17个东西方国家的1500余名人士所作的问卷调查，对美国人因“颇有微词”而采取“敬而远之”态度的外国人不在少数。该杂志根据接受调查者批评的集中程度，依次列出了“美国人的十大缺点”，最后又请居住在美国本土的几名美国人自己来对外国人心中的“美国人的十大缺点”作一番点评。有趣的是，这“十大缺点”在一些美国人嘴里却几乎成了“十大优点”。如有51%的接受调查的外国人认为：美国人盛气凌人。而美国人则说：其实有点“盛气凌人”也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盛气凌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意味着充满自信，而这份自信又是需要强大的国力作“后盾”的。实际上，中国人、罗马人、英国人甚至葡萄牙人在其国力最强大时也都曾无一例外地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出“盛气凌人”的架势。有39%的接受调查的外国人认为：美国人“科盲”多。美国人解说：在近些年举行的国际知识比赛中，美国人特别在年轻一代美国人中的“科盲”比例确实要高于英国人或德国人，甚至可能高于韩国人。但我们并不看重记忆、吸收那些早已被确认为“真理”的公式、条文，实际上我们对培养孩子“自己动手”的能力可能更感兴趣。这也是为何我们美国在知识竞赛中成绩常常很差，但又能立于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前列的原因之一。有36%的接受调查的外国人认为：美国人不知道节俭。美国人解说：比起生性节俭的英国人和日本人来，我们确实“奢侈”了些。我们的信用卡常常透支，我们的大学生常常由于借贷过多而不得不刚刚一毕业就宣布“破产”，我们还常常借钱去、美餐甚至赌博。这可能是“及时行乐”的思想作怪，也可能是一种出于“务实”的考虑。我们不想把金钱苦苦积累起来留到人老珠黄的晚年再来使用——因为到那时消费的“乐趣”已在衰老的身体和苍凉心境的“影响”下大打折扣。今天世界上有越来越多国家的“聪明人”(其中也包括中国人)，开始跟着我们“超前消费”了，据说贷款买房、贷款上大学在中国就十分风行。
由于的原因，也由于传播的局限，使中方与西方在相互认识和了解上产生了差异和隔阂。作为第二代问题专家领袖人物之一的美国学者大卫·兰普顿说：“美国大众易于走极端，要么过于喜欢，要么过于不喜欢，对中国尤其如此。1989年以前，大约80%的美国人极其喜欢中国，此后，约80%的美国人极其不喜欢中国。美国大众对中国的观点变化犹如昼夜之分，但我以为，中国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此前此后的中国是基本一样的。最大的问题是，在这么多年之后，中国产生了那么多的变化，美国人却一无所知，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停滞不前，这是问题的关键。”而美国总统布什2002年到中国访问时也说过这样的话：“我同美国人在更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同时，也担心中国人不一定总是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我的国家的真实面貌，这里面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些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的电影，还有电视节目，往往并没有全面反映出美国。”“我的国家毫无疑问确实有自己的一些问题和缺陷，像大部分的国家一样，我们正走在一个漫长的道路上。”由此看来，加强双边和多边的信息传播，追求真实和坦诚，消除虚假和恶意，这将是中国与世界新闻传媒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追求“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交往中，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原则是十分重要的。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不扛大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待人接物友善相处，不卑不亢，这应是我们与世界进行文化交流时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与世界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不能因利益和价值观的不同而接受他们对中国的诋毁，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也是十分必要的。
2003年4月1日，正当美国因单方面发动伊拉克战争而遭到世界各国人民谴责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却向世界发表了2002年《国别人权报告》。该报告再次以“世界人权法官”自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歪曲和指责，而对美国自身存在的人权问题却讳莫如深，只字未提。对此，中国政府迅速作出了反应，4月3日新华社向世界发布了《2002年美国的人权纪录》，对美国的人权状况进行了揭露：一、生命和人身安全缺乏有效保障；二、司法侵权相当严重；三、金钱操纵下的民主；四、贫困、饥饿和无家可归；五、妇女儿童状况令人担忧；六、种族歧视根深蒂固；七、粗暴侵犯他国人权；八、在国际人权领域采用双重标准。该报告以翔实的材料反映了美国自身的人权状况，而且所有引用的材料均出自美国自己的新闻媒体和世界他国传媒。这种信息传播，不仅向世界真实地反映了美国的人权状况，而且也让中国人全面地看到了美国单边主义和强权的表现。据新华社报道，4月11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已决定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会上不再就“中国人权问题”提出议案了。
开拓和扩大相互沟通和融合的传播形式，促使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实现“和而不同”。在这里，加强学习，转变观念，努力提高和改进传播技术，增强传播效果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以最佳的传播效果为出发点的，它也应是检验我们一切文化传播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准。为了保证我们的传播收到良好的效果，当我们面向西方的受众时，要注重他们的思维习惯，并由此改变我们的表达方式。我们应学会适应西方人那种直露的、喜欢自我披露的表达方式，而不要简单地推断他们“霸气”。，西方人也应理解东方人在交流方面的含蓄，适应东方人在交流中的“预热”过程，并且有耐心等到对方进入真正的交流境界。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将语言、文字翻译互通，只是将一种文化形式进行交流介绍，这种形式背后的文化底蕴、历史背景、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是需要双方努力探求的，这是一个长期的磨合过程，也是一个相互借鉴，互相学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