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文化差异：对于跨文化知识状况的思考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5
当全球化被语焉不详地不断复制为一个既定前提的时候，有关全球化的了解反倒被搁置起来了。特别是全球化与"普遍性"、"国际性"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对于中国人来说，最紧迫的任务被理解为与国际"接轨"，并由此衍生出所谓国际化与本土化两种立场。但无论是哪种立场，都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全球化过程将带来的不是本土文化的开放或者消亡，而是本土文化的重新结构，在这个重新结构的过程中，本土文化的实体性将要受到挑战。
本文所要讨论的不是全球化本身的定义问题，而是在中国知识界普遍接受了全球化这一前提下所出现的一些基本状况；我认为，这些状况反映了某些误区的存在，它们集中地体现在"跨文化"对话的活动当中。实际上，在近年来中国的"跨文化"活动中，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大多被理解为某种实体，开放文化和固守文化只是在对立的两极上强调了文化的实体性而已，因而，全球化的过程所带来的本土文化的自我否定和重新结构的可能性，被这种实体化的思维方式遮蔽殆尽，它基本上变成了一个轻松的叙述。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经过两年的准备,在1997年，在少数中国和日本知识分子之间，开始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对话过程。我们给这样一个对话的尝试命名为"知识共同体对话"。不言而喻，主要发起人和参加者试图在这样的对话中建立的，是一种跨文化的共同性知识立场。这一尝试所试图面对的，则是在轻松的全球化叙述和谨慎的跨文化对话背后所隐藏着的、存在于中国和日本社会与知识界之间的尖锐的文化冲突。通过对这种文化冲突的触及，我们希望能够揭示全球化认识背后所隐藏的思维方式的误区，从而勾勒全球化文化互动的真实状态。我们非常清楚，文化差异的表述通常被一些似是而非的假象所遮蔽。这种遮蔽导致的后果恰恰是被遮蔽的差异和矛盾的深刻化和白热化。仅就中国和日本而言，在两国的知识界之间进行的"文化交流"一直令人目不暇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各种面目呈现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往来似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程度。但是，在各个层面的交流之中，有一些被自觉回避的问题总是会以人们最不情愿的方式爆发出来；而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战争历史的责任问题。这是一个始终未能在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中获得明确定位的问题。这样说倒不是意指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讨论，或者没有得到注意，而是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和真实的表达途径。所以，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场合，有关战争责任问题的交锋往往会突如其来地爆发，又被突如其来地压抑。与此相关，如此频繁的文化交流，其实却是在非常狭窄的思路中进行的：所谓"专家式对话"是构成文化交流的基本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只允许就一个方向展开话题，比如两国中国学家的交流或者日本学家的交流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种交流只以话题所依赖的某一方文化为基础，而相互之间的文化差异则仅仅被视为背景从而被虚化或搁置，只有当讨论无法顺利进展的时候，文化差异才被作为"退路"提出来，它的作用又往往在于以文化特殊论堵住另一方发言者的嘴：关于我们自己的问题，只有我们才了解。毋庸置疑，这样的模式没有给文化冲突准备余地，而且通常由于话题的设定是在一种文化内部，而这种文化又被视为是自足的，所以来自该文化的学者就无形中充当了"先生"的角色。也由于同一个原因，作为专家式对话的伴生现象，跨文化的学术交流常常会引起一些潜在的纠纷，而这些真正的文化冲突基本上被视为附加的问题被草率处理掉，从未构成讨论的主要对象。这使得跨文化交流的友好表象建立在极其虚假的层面上。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认为，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知识空间，把一直被遮蔽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差异问题推到前台，是一个迫切的课题。为此，我们在"知识共同体对话"的起点规定了如下几个基本的前提：
一、知识共同体不以专家式的知识交流为自己的目标，它要处理的是专家式交流所遮蔽的文化差异乃至文化冲突问题，并进而以反省各自知识处境和共有彼此的困境为目标；
二、知识共同体的对话以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和实践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为前提，而不是以了解和研究对方文化的某一个领域为前提。因此，参加者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是对于本国文化和社会基本问题的危机感和介入能力，以及对现有知识状况的反省精神；
三、知识共同体反对实体化和制度化，也反对以民族或文化的代言人自居；因此，我们主张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对话和讨论，保持流动性的交流过程，力求以有限的时间和交流揭示尽可能多的问题，寻找超越国别框架的思考基点。
在上述原则下，我们邀请了和日本不同学科和不同行业的知识分子，从1997年开始每年一次举行研讨会，并且除掉少数几人作为持续性的参加者以创造对话的某种连续性之外，尽可能每次更换参加者以求保持对话的开放性。到现在为止，这一活动已经进行了四次，它带来的收获是多样的和意味深长的。而且，一切收获都来自冲突和误解本身。可以说，知识共同体的运动过程，提供了一个相对丰富的考察全球化与文化差异相关性的有效视角。?命名的困难：自由的个人如何可能？
"知识共同体"是一个非常易于被误解的称谓。首先，共同体这个语词显然与我们的初衷相反，具有很强的实体性语感。更何况，在语境中，共同体总是带有某种封闭性和排他性；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共同体这个语词已经被悄悄地改头换面注入了新的国际内容。各种名目的经济政治"共同体"以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形态出现在当今世界舞台上。不言而喻，国际政治经济"共同体"包含着不平等的霸权关系，它的所带来的，是新的和更隐蔽的权利关系格局。因此，使用这个语词为我们所进行的尝试命名，实在有瓜田李下之嫌。
其实，在命名的当初，我们并没有更多的考虑。一个潜在的愿望仅仅是，当世界充满形形色色的"共同体"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知识人的共同体？我们能否拥有一个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共通性知识立场？我们能否在新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语词？
然而，当命名一旦成立，就引来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事后才意识到，这个充满了歧义的称谓其实最准确地勾勒了我们的知识处境。
在最初的一次会议上，我们在知识共同体前面加了"中日·日中"的字样。于是，每个参加者的"代表权"受到了我们自己的质疑。我们是否能够代表自己的国家/文化？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但是问题再深入一步，就不容易回答了：既然如此，我们是否是自由的个人？自由的个人如何才是可能的？
这就是第一次会议上出现的主要分歧之一。中国的学者为这次会议设定的讨论是清理各自的知识处境，交流各自知识界的基本状况，来自日本的学者觉得这是一个无法讨论的问题，所以他们建议把话题具体化为"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本土传统与性"等等通常被专业化讨论关注的内容。但是，这样的讨论并没有妨碍最初的设计，因为当讨论深入之后，立刻出现了各自知识处境的分歧点。日本学者强烈地对于中国学者们毫无抵触地自称"知识分子"表示了抵触，他们相当敏锐地感觉到中国学者们具有潜在的精英意识和对于"民众"居高临下的心理；为此，他们坦诚地表示自己不是相对于民众的知识分子；而中国学者则认为日本学者拒绝使用知识分子与民众这样的分类不证明他们与民众认同，哪怕在日本已经不存在所谓"民众"，也不妨碍日本的学院精英保持清高。在这样的分歧点上，日本学者表现出来的对于所有问题的知识性态度与中国学者表达的对于知识背后的社会现实的忧患意识也发生了冲突。当有的日本学者试图把这种差异归纳为时间差异，即日本已经经过了中国现在的这个阶段，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时候，引起了中国学者强烈不满。可以说，第一次讨论在没有找到接触点的情况下不欢而散，而各自就知识分子定位问题所思考的历史脉络没有得到真正呈现。
然而有一些问题却留了下来，并且如同种子一样开始萌发。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当我们试图跨出自己的母语文化进行异文化间的交流时，我们的立场究竟在哪里？所谓"自由的个人"的立场在理论上固然是存在的，但是，当遇到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处理自己与母语文化的那种盘根错节的认同关系？又如何处理以母语文化代言人自居而对他文化的对话者不自觉地表现出的优越感问题？在此种状况下，"自由的思考"和"自由的立场"假如是存在的，它相对于什么而存在，又将把我们引向何处？
在几次会议上，一些学者都使用了"中方"、"日方"以及"我们日本人"等等说法，用来指称当时发生在和日本与会者之间的一些龃龉，结果他们想要表述的真正内容没有人理会，而这种称谓方式却遭到了与会学者的强烈批评：谁有资格代表自己的国家和文化说话？在另一面，似乎问题的核心更在于，当人们自我规定了"自由的个人"或者"国际化"、"文化相对主义"等等立场的时候，是否能够因而保证自己真的具有思考的自由？它是否有可能使人合理合法地逃避社会和的责任？与此同时，在日益蔓延的"国际化"思维中，我们是否有可能陷入另外一种自我欺骗的陷阱以致于以另外一种改头换面的西方中心主义来取代已经吃不开的西方中心论，也就是说以全球视野为名抹掉西方理论资源的意识形态色彩，从而以正确的强势话语压抑那些看上去很有东方文化本质论嫌疑的思考？事实上，当人们试图表现自己的"自由"的时候，一个经常被采用的策略是，使用西方的理论资源讨论问题，避免使用本土的资源。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这样一种表象，是否真的保障了我们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是否具有抵抗本土中心论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能力？
或许发生在几次讨论中的龃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使我们返观自身的线索。最重要的是，我们摆脱概念性思考面对复杂现实的能力将通过这样的返观受到锤炼。
这个复杂的现实就是，全球化和国际化如果构成了对狭隘的本民族中心主义的挑战，那么，这一挑战是否意味着对于所有形态的民族感情和文化认同的否定？在现实当中，我们几乎没有可能以平等和客观的姿态生存于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所有的自由都是有条件的；假如我们试图以非对抗同时又是非妥协的姿态介入当今世界，对于自己母语文化的认同在何种情况下是一种资源，而在何种情况下又是一种障碍？所谓反文化本质主义的思考，究竟在哪一个层面上是有效的批判武器？
不能忽视的是，在近年来的中国学术界，有关民族主义、本土资源与西方中心论等等问题的讨论是在非常皮相的层面展开的，在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尚未得到清理的情况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就被卷入了所谓"东方主义"的问题，并且试图回应西方批判知识分子的声音，所以造成了很多混乱。这种混乱的结果之一，造成了对于文化立场的简单归类，文化本质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的讨论几乎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兴趣，而所谓本土知识分子的立场在不同人那里的不同意义也完全被省略，于是形成了所谓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分类，这是一些几乎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分类，但是却很容易被人接受。而在批判中国知识界浮躁现象的时候，日本知识界的状况又不能提供直接的借鉴，不仅如此，日本知识人面对的烦恼基本上无法直接转换为中国知识人的问题。简单横向借用对方的概念是危险的，因为我们无法割裂它在自身语境中与其他问题的联系，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不同文化中的某些共通性问题。比如，自由的个人与民族主义之类的命题是如何被制造和被使用的？所谓知识分子的立场是如何被规定的？在代表国家/文化和自由的个人这两极之间，是否还存在多样的立场和更为复杂的困境？等等。
或许"自由的个人如何可能"之类的问题无法被正面讨论，因为它必须在状况之中才能成为问题；但是它却在知识共同体的讨论中被一再激发出来，因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困境在于，知识共同体的称谓尽管表达了超越国家和跨文化的基本意向，它却完全没有可能凌驾于这一切之上。在几年来的对话中，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跨文化不可能发生在两种文化之间，它恰恰发生在一种文化之内。也就是说，当一种文化内部发生了对于自身自足性的怀疑时，跨文化才可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异质文化的媒介作用只有通过本土的知识状况才能够产生，而一旦异文化的问题真的成为了自我认知的媒介，那就意味着本土的知识状况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当思考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时候，知识共同体的活动获得了它的自我定位。这就是，寻求在自足的文化体系内部无法呈现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的契机，创造文化主体非实体化的"主体性"，在流动过程中创造主体认知的新的可能性。?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国"和"日本"
在第三次知识共同体的讨论中，一位来自日本的参加者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知识共同体为什么要在和日本之间进行对话？这是否局限性太大？
局限性当然是不言自明的。问题在于，这种局限是否真的可以避免，假如它难以避免，那么是否可以转而变成我们深入问题的有利条件？
在日益扩大的文化接触中，越来越多的交流发生在多种文化之间。知识共同体的多数参加者都有参加这种多文化交流的经验。在这样的交流中，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很难加以解决，那就是语言问题。通行的办法是使用作为工作语言，这的确使交流的技术困难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缓解，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另一个非技术性的困难，那就是要求与会者懂英语。这种先决条件相当程度地影响了参加者的素质，因为尽管使用英语者的情况千差万别，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一部分熟练使用英语的知识分子有可能是不真正"在地"的，就是说，他们并不能够深入本土的复杂状况，而是依靠那些相对抽象的通行概念来思考和表达。于是，一个尴尬的局面有可能出现，那就是这种跨文化交流不可避免地要依靠相当一部分的"自由人"来完成，由于英语的使用所带来的限制，这种交流很可能过滤掉文化冲突中最棘手的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往往要依靠母语来表达。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真正的以异文化为媒介的跨文化必须发生在某一文化之内，摆脱母语的尝试所带来的局限性可能并不小于使用母语所造成的局限性。尽管我们可以在理论上设想一个使用英语传递本土复杂状况的理想状态，但是这种状态似乎从未出现过。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坚持知识共同体的讨论必须使用与会者的母语，配以同声传译。这样做的理由是为了扩大能够与会者的范围，选择深入本土问题又具有国际视野的对话者，使文化冲突与跨文化交流得以在较深的层面展开；尽管翻译的问题因此凸现了它的局限乃至危险性，但是至少使用母语的讨论者本身可以自由地采用母语的思考方式，而对于母语文化自足性的冲击，则首先来自另一种语言的使用者。当然，这样做必然牺牲另外一个范围，亦即假如使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时可以同时呈现更多区域内问题的视野。这也就是引起争议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只能在中国和日本学者之间进行，为什么不可以有更多国家的知识分子参与？
借助于英语进行的跨文化交流与使用各自母语进行的跨文化交流，究竟能够碰撞出怎样不同的问题意识？这一饶有兴味的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追问。至少就表面状况而言，英语交流似乎可以在感觉上使一些人缩小距离感，增加"国际"感觉，但是这种情况也完全与个人经验有关，无法抽象判断；使用母语的跨文化交流，一般而言比较容易增强文化距离感，更容易使人产生文化差异和族性差异等等潜意识联想。关于文化代表权与自由人可能性的问题，比较容易发生在使用母语进行的跨文化交流状态中，特别是"代表母语文化的还是自由人的"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与本土语言的作用直接相关。事实上，差异不仅存在于"本土的还是国际的"这样两极之间，它也存在于一种文化之内或者多种文化之内。在使用母语交流的时候，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最容易被意识到，基本对等地看待文化之内的差异和文化之间的差异的思考方式反而会被遮蔽；换言之，突破国家本位的框架思考寻找各个区域之间的相通课题，或者反之，寻找状况之间的差异，显然易于受到母语的干扰。那么在使用英语进行的跨文化交流中，是否有可能凸现这样的差异呢？当然，上述分析是在非常表面的意义上进行的，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然而，我们对于这样的问题是否忽略得太久了？
在知识共同体的四次讨论中，都有韩国学者参加。但是由于技术性原因，他们不得不使用中文或日文。尽管韩国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了讨论，但是中、日、韩三国知识分子对话的局面并未形成。这不是我们所情愿的，但却是一个真实的状况。在此种情况之下，我们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对话的尝试；但是对话范围的局限不能等同于思考的局限，至少作为基本的设计，我们希望通过两国学者的对话触及某些可能是为更广阔的地域所共有的问题。
尽管几年来的对话基本在中日学者间进行，但是，"西方世界"的参与却是潜在的和强有力的。我们发现，无论怎样调整对话者，以西方理论为基点的视角都是不可动摇的。事实上，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亚洲国家的知识分子之间都已经不可能进行独立于西方之外的"纯亚洲"的对话了。换句话说，我们的课题既不是在既定的西方模式之内建构一个亚洲模式，也不是在西方话语之外寻找一个独立的亚洲，而是直面近代以来这样一个西方与东方不同地域的文化相互渗透并且经常伴随着西方对东方的文化霸权的基本状况，思考的表述途径和现实状况的分析方式。困难在于，当我们突破二元对立的基本模式而进入问题的时候，避免西方理论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模式被无媒介地和无限地应用，和避免过分强调本土资源的特殊性而拒绝进入性的叙事，这两者必须被同时纳入研究和思考的视野，从而形成我们讨论的基本视角和边界意识；但是，由于这样的视角至今并未确立，所以我们不能不在两面出击的状态下展开自己的思考。换言之，我们必须在区别于简单的西方化或本土化的意义上确定自己的工作，这就使得我们的工作不得不以"否定"开始，也就是说，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解构主义的批判立场是一致的。
第一次和第二次讨论使用的视角都是相当"西方化"的。在第一次讨论里，我们讨论了有关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传统与现代化以及中间层等等来自西方的命题，并且在这样一个基本框架里展开了相当"本土化"的争论；但是，分歧并未发生在如何界定这些命题的知识层面，而是发生在是否应该仅仅以客观求知的态度讨论这些命题这一点上。如上所述，由于多数日本学者坚持知识的立场而拒绝知识分子的立场，而大多学者则恰恰主张以知识分子的立场作为知识的统合与主导，所以"西方化"与"本土资源特殊论"等问题仅仅作为背景而被意识到，并未被推到前台；在第二次讨论里，这个问题被推到了前台，引出了更多的问题。
第二次讨论的主题是民族主义的问题。议题之一是中日学者间围绕德里达有关书写学与民族主义论述的讨论。中国和日本的学者都是有关这个问题的相当优秀的研究者，但是在对话当中，一个根本的差异浮现了出来：准确地阐释德里达的理论，并且把他置于欧洲的语境中讨论他的贡献与局限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是这样的工作是否可以直接等同于对于本土历史状况的解释？中国学者的发言利用本土的历史资源揭示了德里达书写学的有限性，而日本学者却更倾向于使用日本历史的资源印证德里达书写语言学的有效性。这一基本的分歧在"民族主义"这个总的话题展开之际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进一步的矛盾：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的民族主义是所有进步知识人的批判对象，而西方理论又在此意义上提供了否定日本民族主义的武器，因此在日本的语境中，使用西方理论具有某种道德优势；更何况会议上使用的是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解构民族主义的理论资源；但是，当话题进入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问题时，战争记忆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呈现了出来。阐释了德里达理论的日本学者并未回应中国学者表达的创伤记忆问题，而是把话题引向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论述；而在场的其他日本学者，却恰恰因为深感该话题的分量以至于无法简单地回应这个问题；加上语言传递过程中的一些失误，造成了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之间感情上的隔阂。
可以说，开始的两次讨论以不同的方式揭示了西方的理论资源以"理论的方式"渗透到东亚国家的知识界之后所可能引发的最基本的问题。这些基本问题是，西方的理论并不是抽象的结论，它是历史性的和流动性的，其具体针对性很强；因此，对于西方理论的解读与对于西方历史的解读一样，不能仅仅依靠抽象的演绎；必须警惕的是，当西方理论在东方的语境中被抽象化甚至被作为现成的方法加以直接应用的时候，理论的生命力就被扼杀了；不仅如此，在西方的语境里那些富于批判精神的理论，由于这种抽象的过程反倒在东方的语境里充当了霸权性的角色，被以国际化的名义赋予了凌驾于本土问题之上的特权。因此，仔细地甄别西方理论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带来的真正的批判性和负面的话语霸权，是对于东方批判知识分子的一个严峻考验。德里达理论在日本语境里引发的批判立场，我们通过日本学者的讨论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但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有关民族与战争历史的复杂感情记忆，应该如何切入这样的理论阐释里？或者它是否应该名正言顺地被排斥在理论讨论之外？这一切未来得及正面提出的问题，其实包含了一些基本的和陌生的原理，它关系到西方的理论资源如何成功地转换为本土语境的营养，关系到知识人的国际感觉等一系列难题。
第二次会议有两位来自的学者和三位香港学者加入了讨论。他们的加入使得话题变得更加多层次和更加富于歧义。这五位学者都有着很深厚的功底，大部分都有长期留学欧美的经验；他们对于西方理论和本土问题的理解方式与大陆的学者有很大不同，最根本的不同是对于民族主义和民族感情的处理方式：他们对于民族感情和民族主义问题保持着更为丰富的矛盾和怀疑心态，对于文化认同的理解也更具有反思性。相比之下，大陆的学者则对这些牵扯到感情与理论的复杂现实问题缺少足够的反思。台湾和香港视角的加入，使得我们有可能把大陆式的"想象"相对化和丰富化，更使得我们和港台学者之间在如何处理西方思想与本土的思想资源关系的问题上找到了某些对话的接触点。
西方的思想资源以什么样的方式切入本土的问题，并且如何在避免话语霸权的前提下参与本土的文化建构？这是一个自8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学人的课题。实际上，不存在独立于东方的西方话语霸权，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话语霸权是由本土的权力结构所赋予和利用的；如果说全球化的格局是一个权力关系的格局，本土的权力关系也并不在它之外。在认识到这一基本状况的前提下，我们有意识地在后来的讨论中加强了对于这个问题的揭示。在第四次讨论中，我们的主题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围绕着战争责任所展开的一系列社会现实活动与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比起前三次讨论来，这次讨论的气氛最和谐和热烈，但是碰撞出的问题并不少，只是这一次显示的分歧更具有建设性而已。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请到了一位日裔的美国学者与会。他的参与使得中日的知识分子对话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定位更加具体化和明确化了。对于这位在日本知识界有着很大影响的学者来说，他的理论活动有着双重的现实功能，这就是以批判性理论面对美国与日本这两个异质社会的基本状况。他的方法是通过揭示普遍性与特殊性叙事的共谋关系，在理论的层面把两个社会的问题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这种问题意识也反过来把他引向了那些上确实连接在一起的发生在日美之间的问题，比如在二战结束时美国通过建立日本的天皇制确保其在东亚的战略地位的问题等等。可以说这位学者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个案，提示我们如何恰当地使用理论的暴力性来打破僵死的普遍性/特殊性、西方/东方的格局，重新寻找问题的生长点。在他的讨论里，理论的批判性直接呈现为具有某种反历史倾向的、对于既成思维秩序的破坏，也呈现为试图建设新的思维秩序的尝试；二者的结合保证了其理论思维的活力，但是也暗藏着根本性的危机，这是一个关系到如何避免简单否定从而更谨慎地处理其与现有思维秩序的关系，以有效地介入具体问题分析的难题。就我们的讨论来说，这位学者的参与使得看似单纯的"中日"关系忽然变得复杂了，我们意识到，即使仅仅在"中日"这样的框架中进行对话，仍然要直接包容其他区域的问题，比如美国的介入问题，朝鲜半岛的定位问题等等。这些并未进入中国知识界视野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全球化格局的形态。?进入活着的历史：关于战争与中国革命
在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之间，是否能够形成真正的对话，其标志首先是我们能否就战争责任问题进行坦率和有效的交流，并通过这样的交流使相互间的思考推进一步。这样的尝试当然一直在很多学者之间进行，比如各种类型的有关战争历史的合作研究、讨论会、以及共同出版计划等等。这样的尝试所不得不面对的基本状况也是我们所不得不面对的：在中国和日本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之间，缺少进行坦诚对话的最基本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共有彼此之间在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为追究战争责任付出艰苦努力乃至牺牲的历史。尤其是作为加害国日本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反省战争的历史责任和负起不再战的现实责任所付出的代价是中国知识分子知之甚少、或没有能力感受的。当中日之间的战争历史不能脱离整个二战格局尤其是太平洋战争来认识，以及战后的美国占领策略对于日本知识分子思考战争责任时基本路向的影响这样一些复杂的问题无法成为中日知识分子的对话前提时，有关战争历史的"合作研究"基本是在浅层次沟通与深层次隔膜的结合状态下进行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知识共同体的对话当然也是在同样的前提下起步的。这一基本的隔膜致使我们无法在对话的当初就直接进入有关战争和革命的思考，而是在第三年的对话中才真正进入了这个话题。这是一次虽然是初步的但是却取得了实际功效的对话，它廓清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为今后的对话扫清了很多障碍。
作为一个必要的前提，这次讨论使战争责任的话题和革命的话题获得了国际共运史和冷战格局的背景。特别是日本和中国相对年长的知识分子的发言，使我们在一个更为具体的语境中认识到了战争责任和中国革命的话题在不同历史阶段中所针对的是什么样的具体问题。一位多年从事包括追究战争责任在内的日本社会运动的知识分子指出，中国革命是中国人的历史遗产，也是世界人民的历史遗产，战后日本进步知识人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格局中曾经共有过中国人的感觉、观念和立场。但是毫无疑问，即使是这种被理解为共同的立场和观念，其实也是以自己的历史上下文为前提的。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最基本的状况，那就是当革命与战争的话题一旦深入，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地认同于自己的民族立场。于是，在这个讨论中的另一个话题便受到了质疑：当有的学者试图把战争与革命放在东亚历史的脉络里来加以阐释，从而把近代以前的朝贡体系与史的认识结合起来的时候，这种视角伤害了一些日本学者的感情。事实上，在东亚学者之间论述东亚与西方冲击的抗衡关系是相对容易的，它并不伤害到论述者之间的感情关系；而论述东亚各国历史关系中的矛盾冲突的时候，甚至当人们试图把这种矛盾冲突对象化从而在与价值判断相区别的层面上加以阐释的时候，遇到的阻力竟然首先来自人们的感情。"大中国"与"小日本"的意象如此强烈，使得把东亚的战争与革命放在"中华文明圈"的历史框架里加以阐释的尝试立刻被理解为鼓吹大中华的思想。这个意味深长的事实告诉我们，其实在东亚三国之间，对于国民国家的感觉是非常不均衡的，我们通常需要借助邻国的人们对于"大中华"的抵触来了解所谓国民国家的出现在东亚具有的重新调整国际关系的现实含义，而且要借助于历史来了解这种调节对今天的现实所具有的潜在规定性。何以中国人的国际感觉和全球化感觉总是面向西方的？这种面向西方的姿态与日本人面向西方的"近代"姿态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别？这些问题在有关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讨论中以潜在的感情冲突的方式被碰撞出来，不能不说是一个收获。讨论到战争问题，一个最敏感的话题就是南京大屠杀。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规模和数字问题一直是一个看似简单却缠绕着多种纠葛的极其复杂的问题。很长时期以来，这个问题以一个极其单纯的方式被不断地再现，那就是中国人坚持30万死难者的数字无可更改，而日本人大多分成两派，一派指责这个数字不真实，另一派则试图以考证的方式证实这个数字基本真实。问题不在于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而恰恰在于它无数次被人们以各种方式"解决"，却似乎从未被解决过，而且总是以几乎相同的方式被作为新的问题提出。这个特别的现象暗示着，在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背后，集中着一个复杂的问题群，它不是通过数字的讨论能够得到解释乃至解决的。但是，通过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我们却可以有效地进入这个问题群，揭示它的基本结构。
在第三次讨论中，我们相对有效地进行了这样的对话，在中国与日本的与会者之间，产生了相当真实的共鸣。我们没有就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进行表态式的对话，而是通过具体分析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战争问题作为现代性事件，首先是国家行为，我们不可能脱离国家间的对抗行为认识有关战争责任的实态；在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上，首先体现着这样一个中国政府对抗日本政府的性立场。只要日本政府对于战争历史的态度不加以根本改变，这个数字问题就不会消失。其次，纠缠于数字问题真实性的并不都是否认日本战争责任的右翼分子，一些从事进步活动的知识分子和日本市民也在某种情况下表现出相同的态度，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最难于清理的问题，它的症结在于日本的很多进步知识人在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理想破灭之后，其基本思维模式被吸纳进冷战思维模式之中，在这个模式中，"国家"（特别是曾经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被简化为一个进步知识人必须加以对抗的符号，而同样被简化为概念的"民主"、"自由"模式则因其抽象性而遮蔽了它的意识形态色彩，从而被绝对化为普遍性标准。被冠以""之名的"学术客观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充当了审判历史的法官。在日本部分进步知识人质疑南京大屠杀数字的姿态背后，隐藏的恰恰是在战后日本语境中起来的这种"政治正确性"。他们要表达的是自己对于中国"国家"的批判立场，是以"民主"和"自由"审判"集权意识形态统治"的政治正确性。因此，在中国与日本知识人之间出现的有关南京大屠杀数字的争论，其实不是由于一方正确另一方反动，而是由于在各自的语境里，它们都被视为具有政治正确性。
在知识共同体的讨论中，这种正确性受到了质疑。不能不指出，假如没有两种语境的碰撞，这种质疑在单一语境中是不可能完成的。当日本知识分子指出对于南京大屠杀数字的质疑体现了日本知识界知识的抽象性时，这位发言者点明了一直被学界所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战争记忆的情感性如何才能成为进入的资源，而不仅仅是直观性的感情发泄。在战争问题上，中国的研究者固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是这些研究仅仅作为对于历史资料的揭示而被专门领域所局限，还不能够成为当代思想建构过程中的有效资源；在此情况下，对于战争的研究无法触及中国历史和现实思想状况中那些最基本的问题，这反倒使得中国的战争史研究无法介入当代中国思想那些最活跃的部分；与此相应，中国普通市民和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没有把战争纳入思考更广泛的现实问题的视野，它基本上被就事论事地局限在对于战争责任的追究层面上，而作为保存战争记忆的重要资源，情感记忆并没有承载思想史的内涵，它不能够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因此，中国的知识状况恰恰与日本知识分子对于日本知识界的反省有某种相通之处，这就是知识的抽象性。当知识不能面对活生生的现实的时候，这种知识不仅会屠杀历史，而且会屠杀感情，使感情在无法与思想连接的时候不断被形骸化。中国的知识人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于对于战争历史的肤浅表态，并且使自己的研究仅仅用来论证某些既定的结论，并不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更是由于自身思维的惰性。只有当知识被抽象化之后，材料才仅仅成为材料，感情也仅仅是人的直观冲动；战争历史在这样的状况下被处理，它无论被处理得多么具体入微，都不会具有活的历史的内在紧张，因而也不会成为的思想资源。
知识共同体的部分讨论成果见诸2000年3月和6月的《读书》杂志。中日学者同时处理战争历史的话题并不鲜见，鲜见的是这组文章具有相当内在的相互补充和呼应的效果。当这样的补充和呼应发生在中国与日本的知识人之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知识共同这样一个立场的可能性。
第四次讨论在第三次的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对于战争历史的思考如何成为我们的思想资源是这次讨论的基本议题。通过对于一些个案的分析，又有一些新的尚待思考的问题浮现了出来。我们如何处理一种语境中正确立场的相对性问题？围绕着战争进行的一系列讨论无疑有助于揭示这一困境的存在。在一种文化的内部其正确性勿庸置疑的行为与话语，在进入另一种文化的时候却常常失掉它这种不言自明的前提，甚至被置于反动的保守的位置，这种相对性构成了所谓全球化语境中跨文化交流的最大难题；假如我们不能确保自己立场的正确性在任何语境中都是通用的，这是否意味着对于普遍性与特殊性共谋关系的批判需要进一步复杂化，或曰历史化？在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警惕借助于这种相对性的困境乘虚而入的文化本质主义，亦即在跨文化交流中拒绝他者的虚假开放姿态。在此基础上，我们的问题是：当跨文化交流形成了一种借助于全球化不断扩展的趋势时，我们要加以警惕的是一个悖论性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打破以各种外包装呈现的文化特殊论，这种论调排斥任何形态的他者，拒绝了文化内部的自我更新亦即文化内部的"跨文化"；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警惕那种以抽象方式进行的"跨文化交流"，这种所谓的国际化消解了跨文化的所有紧张和冲突，也消解了这些紧张和冲突在自身文化内部的复杂上下文，从而成功地掩盖了跨文化所要直面的基本问题。我们不能不两面出击，在拒绝文化特殊论的同时拒绝抽象的普遍主义叙述。
对于战争与革命的讨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视角。尽管我们中间并没有专门从事战争历史研究的专家，但是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战争与革命所包含的复杂历史脉络和活生生的现实问题正面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为什么南京大屠杀的数字不容置疑"到"中国人是否很容易原谅日本"，这些最简单的问题引导我们进入了对于复杂的文化差异的追究和认识。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共同思考"我们亚洲人"是否是一个可以成立的说法，"亚洲"能够激发什么样的问题。
知识共同体这样一个一直富有争议的名称把我们引向了一系列复杂的讨论，这些至今尚未获得一致的讨论仍将继续下去。每一次讨论总会留下很多不满足，它把我们引向下一次讨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欢迎"失败"的尝试，而不是成功的庆典。我们所获得的，将是对于跨文化知识状况的基本困境与可能性的体验和认识。但是在此过程中，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已经成形：跨文化的"知识共同体"，提供的不是两种或者更多文化的知识人的对话空间，而是使这些知识人得到重新塑造的空间。在知识共同体这个充满文化差异的空间里，文化自足性将要受到怀疑，文化归属意识将被重新打造。那些在单一文化语境里无法呈现的问题，那些在两种文化代言人的对峙中不会得到揭示的问题，才是知识共同体要处理的问题。而通过这样的处理，我们希望达到的，是对于跨文化格局的真实理解，和这个格局的初步实现--不言而喻，它将出现在我们自己文化空间的内部，而它的出现才意味着真正的文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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