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管理者激励与国有企业改制研究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4-06-01
管理者权力是指管理者影响或实现关于董事会或薪酬委员制定的薪酬决策的意愿和能力（Finkelstein，1992）。管理者权力完全有可能而且也一定会影响薪酬的制定。由于管理者权力的存在，管理者既可以获得年度薪酬等货币性补偿，也可以获得权力收益。管理者权利收益一方面成为了货币性激励的补充，与货币性激励一起共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一方面还会重塑货币激励，最终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汪长江、赵宇恒（2008）研究发现，权力强大的管理者可以自己设计激励组合，在获取权力收益的同时实现高货币性补偿，并不需要盈余管理迎合董事会的激励要求；而权力较弱的管理者则更关注货币性补偿，只能通过盈余管理虚构利润，以达到薪酬考核的目的。
（2）股权激励效果与股权集中度负相关，国有股权激励效果不明显。
股权激励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对管理层激励的一种方式。但它能否起到预期的激励作用还取决于公司的治理结构。控制权与激励的冲突广泛存在于各类组织中，在公司治理中这种冲突就表现为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的冲突。夏纪军、张晏（2008）研究发现：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激励存在显著的冲突，股权集中度越高，股权激励效果越差；股权集中度较低时，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具有正面的影响。但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激励的冲突加剧,导致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国资委控股公司中的冲突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公司,而民营控股公司的冲突显著弱于其他类型公司。同时，公司成长速度越快，大股东控制权与股权激励的冲突越强。
（3）国有企业分红有助于抑制管理层在职消费程度，从而提升公司业绩。
国有企业中的在职消费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陈冬华等，2005）。在制度创新尚未成熟前，在职消费甚至可以成为经理人自我激励的方法。Jensen和Mecking（1976）认为在职消费具有负面的经济后果，是经营者和外部股东的代理冲突的一种，会降低企业价值。股利代理理论认为，在降低管理层代理问题方面，现金股利是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支付现金股利使经理人接受来自外部资本市场更为严格的监督，降低因经理人偷懒，增加在职消费和投资一些对企业可能不利但对自身私利最大化有利的新项目而产生的代理成本。罗宏、黄文华（2008）研究发现，国有最终控制公司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程度与公司业绩负相关，而支付现金股利可以显著降低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程度，从而减少代理成本，提升国有企业的公司业绩。
（4）政府和经理的努力程度和努力方向的不同引发投资阻塞。
所有权结构的不同会导致激励方式的不同，激励方式的不同会导致努力方向的不同,努力方向的不同会导致某个方向的努力发生投资阻塞问题。面对已经发现的机会，经理和政府的事后努力程度的不同和努力方向的不同必然会引起投资阻塞问题，而投资阻塞可以用来很好地解释国有企业的初级“内耗”现象和地方政府的初级“内拼”现象。皮建才（2007）研究表明，通过议价力量配置来解决国有企业的初级“内耗”问题是可以奏效的,但是通过议价力量配置来解决地方政府的初级“内拼”问题却是很难奏效的，必须在“立宪”层次上界定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控制权边界，否则就会带来不断重复的试错性成本。他认为，经理的合作性努力水平与自私性努力水平随着所有权结构的不同而不同。政府、企业、市场各有边界，边界的不同界定会导致不同程度的投资阻塞问题,正确地界定好边界是解决好投资阻塞问题的一阶措施，这种一阶措施必须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寻找（而不是在代理人和代理人之间寻找）。
以上我们从管理者权力、股权激励、在职消费、自私性努力这四个方面分析了管理者的激励补偿问题。我们得出：管理者权力在企业激励契约中有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这种权力的存在，管理者会作出不同的行为选择，从而决定了货币性补偿的激励效应产生了差异。股权激励效果与股权集中度负相关，我国国有企业股权集中过高，国有股权激励效果不明显。国有企业在职消费作为代理成本的一部分，具有较高的代价。国有企业分红有助于抑制管理层的在职消费程度，从而提升公司业绩。政府和经理的努力程度和努力方向的不同会引发投资阻塞，经理的合作性努力水平与自私性努力水平随着所有权结构的不同而不同。
参考文献
［1］Jensen,M , and W. Meckling, 1976,“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305-360.
［2］辛清泉，林斌，王彦超.政府控制、经理薪酬与资本投资［J］.经济研究，2007，（8）
［3］李善民，周小春.公司特征、行业特征和并购战略类型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7，（3）
